8月8日-9日，“学术、社会和中华民族认同——第五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近代以来国家仪式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项目组联合主办，来自国内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本届会议旨在以学术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与方法论，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等相关议题的研究。
在会议开幕式环节，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勇教授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致辞。他表示，学术社会史主题会议已成功举办五届，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学术社会史注重学术衍生的社会环境，把学术放置在社会网络、士人流动和礼俗互动中考察，突破了单一文本考证的局限，不断推动历史研究走向纵深。彭勇以明清史专业为例指出，明清时期思想、社会网络与地域传统的研究，已充分论证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其中社会关系、文化传承与礼俗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学术社会史注重学术衍生的社会环境、学术史中的社会史整体意义相契合。他认为本次会议主题“学术、社会和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央民族大学治学使命高度契合，为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夯实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学术基础提供了全新研究视角。彭勇还分享了自己体会的“三交史”编撰与学术社会史研究中的共通之处：学术社会史首先是一种思路和路径，长远有望成为范式，为学术界提供新资源。这与“三交史”工程从概念探索到体系成熟的历程相似，都是在不断地思考与实践中找到观察问题的新方法。学术社会史能够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我国历史、文化、民族等多学科研究提供思想启迪。
在学术社会史视野下，探索学术、社会变迁与中华民族认同的紧密关系，是此次研讨会的核心议题。与会学者自觉运用学术社会史的路径与方法，在历史纵深中重新发现中华民族认同的层次与纹理，通过大量扎实的个案研究，揭示了中华民族认同不是单一结构，而是包含着地域、族群、阶层、信仰等多重维度的复合体。这种精细化的历史还原，让“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复杂互动展现得更加生动而丰满。
大会主题报告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陈鹏教授主持，共有5位专家学者先后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罗检秋研究员的报告聚焦于清末民初礼学对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塑造，认为清末民初礼学虽面临制度变革与西学冲击，但其作为经学精髓，实现了从文本考释向凸显社会性与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变。其时学者们考释丧祭之礼以增强宗族凝聚力，阐发了礼学“自治治人”的伦理教化功能，也重释了“为国以礼”说，表达了天下同风的观念。近代礼学人物曹元弼等人侧重考释守成，康有为、唐文治等融通中西，践行“礼时为大”，吴承仕则引入唯物史观，但他们均将礼学与“国性”、救民正心及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以期以礼铸魂，凝聚民族意识。其启示在于：礼乐教化是完善人格、凝聚民心的基础，国家仪式与日常生活中损益古礼是文化复兴的有益之举。重建礼制、阐发礼学，激活民族文化中的礼治基因，也是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晨怡教授的报告从概念史的角度聚焦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中华民族”自觉性问题。她认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是一场深刻的学术思想再造过程。梁启超于1902年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至1905年对其内涵进行界定，标志着“中华民族”概念正式确立。伴随近代史学从王朝谱系向“民族叙事”的转向，“中国民族史”门类确立，黄帝符号经历从汉族始祖到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重塑，历史书写完成了从“帝王家谱”到“民族历史”的本质蜕变。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等现代学科的建制化发展，为“中华民族”概念的系统阐释与广泛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制度保障。近代学术思想中的“中华民族”自觉既是学术演进的结果，亦是推动现实认同的强大动力。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彬教授的报告对清代徽籍文人文集存佚情况做了细密考证和价值评估，并指出其与清代徽州社会生活、文明进程与时代风云变革间的密切关系。徽州作为儒家宗法制与儒商文化结合的典范，其文人学者群体无论居乡或侨寓，均展现出鲜明的儒家传统气质。清代徽人文集，特别是“皖派”学者著作，蕴含的学术思想与治学范式深刻影响了清代乃至近代思想文化界。整理清代徽籍文人文集的价值，首先在于秉承“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目录学传统，为学界提供详实可信的资料基础；其次，运用知人论世方法，剖析文集中反映的学术交游、治学风气与伦理观念，揭示其在探究清代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并为区域史研究提供借鉴；最后，通过文集折射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探究儒家思想在“小徽州”（本土）与“大徽州”（侨寓地）之间的实践传承，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理解。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汪洪亮教授的报告聚焦近代著名学人李安宅研究，认为李氏的学术人生深刻映照了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与学科建制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学随世变、学以济世”的典型特征。他的学术交游圈对其研究路径影响深远，学术关怀聚焦于三个层面：以《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关注古代社会礼俗，以《社会学论集》回应当代社会问题，以《边疆社会工作》开拓边疆社会治理研究，均提出了重要学术命题。将其学术实践置于民国学术转型、抗战边疆战略及新中国学科改造等具体语境中加以考察，既可揭示时代对其学术的造就与遮蔽，亦能重估其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礼俗社会现代阐释及边疆社会工作范式建构中的范式性地位。李安宅是近代济世学术与知识转型的典型个案，为建构当代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雷平教授的报告从章太炎晚年演讲稿《清代学术之系统》出发，敏锐揭示出章氏学术思想由“转俗成真”到“回真向俗”的历程与民国社会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清儒》篇（1904年）首次系统宏观论述清代学术，提出“学隐”、吴皖分派等深远命题，被周予同誉为“清代学术的概论”。但章氏晚年思想历经了“转俗成真”至“回真向俗”的转变，其1932年演讲、1934年刊行的《清代学术之系统》便与此前《清儒》形成对照。以《清代学术之系统》为观察点，比较两篇通论，可见其在论述方式上接纳了“演说”形式与“系统”方法，在具体观点上亦随时代与心境变迁有所调整。早年论学与反满革命紧密相连，既批判传统糟粕，又发掘民族文化精华；晚年则侧重对学术本身的沉潜反思，但其始终以学术求真为追求，其对“当代”学术的纳入视野及精辟识断，奠定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与问题域。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路径，学术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此次研讨会汇聚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这既显示出学术社会史在具体论题上的深化，也显示出这一理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能够对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学者有所启发。
会议第一场分组报告从不同侧面深入探究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学术实践、知识生产、制度运作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秀玉指出，晚清文人代笔是政务扩容、士人转型与西学东渐背景下形成的兼具授权性、协作性与多元性的知识生产模式。代笔可划分为公务性、人情性、市场化及译介协作四大类型：公务代笔依托幕府实现政务文书专业化；人情代笔维系士人社交与文化认同；市场化代笔推动知识商品化与职业文人群体形成；译介协作以“西译中述”促进西学本土化。四者共同重构了晚清知识生产体系，助推经世思潮，孕育了近代文化产业雏形，但也带来文献权属模糊、谀文泛滥等问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延炜的文章认为，现有清代《说文》学史书写多聚焦名家巨著，对中下层普通学人的《说文》撰述关注不足，更忽略了这类著述与晚清地方经世思潮的深层关联。以晚清湖南学者罗镇嵩的《说文》相关撰述为研究对象，梳理其撰述背景与核心内容，可以探讨湘籍普通学人依托文字学著述落实基层教化、践行经世理想的具体路径。这类长期被学术史遮蔽的普通著述，是还原晚清湖湘经世思潮整体面貌、考察学术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样本。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杨青华对清前中期经筵进讲与清廷的“君师合一”论展开研究，认为顺治朝由科道言官和翰林词臣推动推行，以“尧舜其君”、复二帝三王之治为理念，奠定了基本精神。康熙朝在理学官僚推动下，借助宋儒“道统论”，以《尚书》“虞廷十六字”执中思想为要义，通过经筵进讲实现道统与治统融合，塑造了“君师合一”的帝王形象。乾隆帝继承祖志，进一步强化这一形象。“君师合一”论终成清廷“祖宗家法”，为政治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北京服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唐铭鸿分析了清史馆《文苑传》中的林纾书写问题。她认为清史馆《文苑传》对林纾的书写，以德行、诗文、翻译、绘画为序，突出其传统诗文成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输入”评判林纾的现代范式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文本形成于近代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基于官修史书的学术立场，呈现了传统学术特质的考察方式。从传统学术立场推进林纾研究，提供了与主流叙事不同的历史视角，有助于深化对新旧文学观念碰撞的理解。
会议第二场分组报告围绕清代学术思想的内在演变与经世传统的多重面向这一议题展开。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王惠荣认为，清代汉学按照其真实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乾嘉考据学和晚清汉学两个阶段。乾嘉考据学之后的汉学并未骤然衰落，而是在内因外缘的促成下，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学派。乾嘉时期的汉学就如孤峰突立，而至晚清则一变为绵延千里的高原，两者各有侧重、各具千秋。汉学在晚清的继续发展对近代社会和现代学术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在器物革新和制度革新方面展现出深厚的调适能力，而且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蔡智力以《四库全书》纂修为例，考察乾隆时期汉宋学观的嬗变问题。他认为，乾隆的学术观念以其自幼所受理学教育为底色，修书前呈现显著尊宋倾向，视宋儒为孔孟正统。但其政治本位立场导致有条件接受理学，既肯定汉学典章考据之价值，又否定其通达经术精微之可能。《四库全书》编纂后，乾隆态度发生微妙调适：仍守“濂洛关闽传道统”之见，但对宋儒批评加剧，在汉宋歧异论题中渐倾向汉学，并日益重视考据实证价值。然其晚年欲以“以经解经”超越汉宋之争，宋学核心底色始终未变。这表明《总目》贬宋系乾隆授意之说尚需更多实证支撑。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黄彦震以章学诚为中心，考察了清初经世实学与乾嘉史学经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清初经世实学针对晚明理学空疏学风而兴，强调学问需“通时务、谙时事”的致用性与“务得事实、每求必真”的实证精神，以“经学即理学”为认知基础，侧重取证经史原典、厚今薄古、崇实致用。至乾嘉时期，治学转向“经学即考据学”，虽延续求“实”路径，却丧失了厚今薄古的经世传统。章学诚针对这一弊端，提出“礼时为大”的史学经世说，主张以尊君时王制度为中心、实事证虚理而致用。其说既是清初经世实学在乾嘉的延续，也为道咸新学资治意识的复苏提供了内在动力。海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余一泓聚焦唐文治与无锡国专学人群体的学风变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相关文献整理已颇具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近代学术语境考察学人授受关系，可整体性研究国专学人群体的学风。校长唐文治兼受清代经学、理学与文学传统，出于经世致用而重理学、倡文章。朱文熊、冯振作为教学干将，学业侧重子学，冯振更倾向朴学；钱基博在校引领学术史、目录学之风，与唐文治异趣，显示学风逸出儒学藩篱。至20世纪40年代，周予同批判传统经学，为此趋势之发展。这一过程为理解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学统重建提供了参证。
会议第三场分组报告以跨学科的视野聚焦传统礼俗的变迁、民间实践与当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强探究了近代“三本五伦”观念变迁下的福文化转型问题。他认为，传统福文化根植于“三本五伦”伦理秩序，福既是天地祖先之赐予，亦为个体伦理活动之回馈。清末民初，科学宇宙观、民族国家观念与个体意识瓦解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圣贤崇拜，导致“天地君亲师”秩序解体。但福文化实现了三重转型：福源从外在超自然转向内在主体，福祉重心从宗族群体转向国民个体，实践方式从德性修养扩展至公共行动。这一变迁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变革中赓续、在赓续中创新的文明韧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康对清代婚姻财礼的民间逻辑进行了解析，认为清代财礼不仅是婚姻支付形式，更深深嵌入亲属身份、人情亲疏与阶层分化的社会结构之中。妻妾之别、主婚权归属等伦序关系在财礼议价中获得标定与确认，名分、体面与人伦被折算为可计量的银两数额。孀妇守节与再嫁呈现阶层分化：官绅以银两换取旌表，贫户以名节换取生存之资。财礼议价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微观的身份协商机制，礼法固化的人伦差序在这一过程中被持续重估与微调，礼法秩序由此获得调适弹性。“礼的定价”为理解传统婚姻财礼现象提供了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都蕾分享了翻译《中国东南沿海的性别与族群问题——蓝鼎元的“女学”世界》一文（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国彤）的认识与理解，认为该文考察的清代官员蓝鼎元所著《女学》具有典型性。蓝鼎元出身闽南，兼具汉人与畲族血统，基于对中国边疆社会的切身理解，通过倡导“女教”“女工”、规范台湾婚姻土地制度，在地方推行儒家“家礼”秩序。其政令深受族群观影响，旨在管控“女性力量”与防范原住民“生番之气”，服务于王朝教化。蓝鼎元的主张与清末民初改良派呈现出显著连续性：后者虽拒斥儒家道德体系，却同样认定女性行为关乎国家存续，并坚持由男性主导定义女性规范。这揭示了近世国家治理中性别与族群的深层交织性。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党史党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攀利则以礼俗互动为视角，探讨了明清时期三年丧三十六月说的展开与流行。明清国家行三年丧二十七月之制，但三十六月说却通过“以俗合礼”的合法性建构得以流行：士人群体以经学考辨质疑官制，为俗礼正名；普通民众以逾越礼制的服丧行为推动俗礼流布。二者相互支撑——前者提供经典依据，后者提供社会土壤。回报父母三年之爱、“亲丧宜厚”的情感诉求成为内在动力，沟通国家与地方的士人阶层成为外在推手，佛道宗教文化渗透亦为重要因素。这一过程深刻呈现了礼俗互动的复杂机制。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省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增志对河北乡村丧俗现状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并指出传统礼俗在中华民族认同中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基于对河北省石家庄、张家口、邢台、保定等多地乡村丧俗的田野调查，他的文章分析了在“慎终追远”中体现的孝道传承、在“事死如生”中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礼俗互动”中实现的国家与社会连接，以及在“生死观照”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智慧。认为丧俗通过仪式实践将个体生命纳入家族与民族宏大叙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根基与情感纽带。
会议第四场分组报告以国家治理、秩序建构与文化整合的多维互动为核心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俊领的研究围绕晚清文庙从祀中的制度与权力展开。他指出，文庙从祀既是承载儒家“道统”的典礼制度，也是彰显君臣权力的文化事务。晚清三个案例展示了制度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其一，咸丰十年确立从祀章程，意在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但光绪末至宣统时期的运行基本以枢臣权力为主导。其二，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因满汉畛域及对曾广钧的不满，否决大学士会议关于曾国藩从祀的决议，皇权意志凌驾于制度程序之上。其三，宣统时期，官员以“日本之强”为由呈请从祀鹿善继、李中孚，淡化道统象征，使从祀演变为表达政见的舆论媒介。三案例反映出晚清“道统”之衰与“大一统”体制下行政“有法”与“无法”的内在张力。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讲师高思达论述了龚自珍思想中“家-国-天下”与“天下-国-家”这两种政治秩序建构模式。认为龚自珍的《平均篇》呈现自上而下的“国-家”结构，承认各阶层获利机会的合法性，君王作为“天地”权威的代理人，通过动态财富调剂重塑公共秩序。其《农宗》则转向自下而上的“家-国”同构，立足宗法，以“长子主器”为核心并将土地控制与道德修为挂钩，勾勒出“化家为国、以国为天下”的渐进图景。两文的“上下之辨”表明，中国传统良性秩序是王权“建构秩序”与地域“自发秩序”的综合体，揭示出传统政治权威的终极源泉是融国家于社会、协调各方利益的“道德公心”。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东昇梳理了晚清京师旗人戏禁消解过程中从“旗民分治”到“一体治理”的国家治理转型逻辑。他认为，旗人戏禁是国家权力嵌入旗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制度安排，体现旗民分治下的特殊管控逻辑。晚清以降，由于清廷对京师戏曲管控趋于宽松、旗人生计日蹙以及基层执行能力不断衰退，戏禁陷入禁而不止的治理困境。庚子国变后，清末新政推动京师治理体系重构与法律修订，进一步瓦解八旗制度运行基础，旗人戏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晚清国家治理转型在旗人生活规范上的具体体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张诗琦对明清西南地区关索信仰的跨地域文化传播进行了探究，认为关索传说在明清时期的西南地区经历了从民间传说到国家祀典的演变过程。洪武时期明军入滇后，对入滇道路上的山岭进行地名与信仰的主观建构，融合西南神山崇拜、中原山川信仰与三国关索故事。明中后期，关索信仰逐渐成为西南卫所的军事信仰，经官员引导与翻修庙宇，以“扬威振武、镇府安边”之功进入国家祀典。清代在行政管理统一背景下，信仰进一步在云贵川地区扩散，与在地传说、小说戏剧结合，经由驿道和移民、商贾、官宦实现跨地域文化传播。
第五场分组报告探讨的主题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的知识生产、话语建构与实践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安劭凡以红军长征史研究的一份重要基础性史料《红军长征记》为例，分享了其在研究中共早期民族认知问题层面的史料价值。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途经苗、瑶、彝、藏、回等众多民族聚居区，据《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统计，在民族地区行军时间占总行程的33.7%。通过彭嘉伦、谢觉哉、李一氓等人的回忆可见，红军在广西接触苗瑶、在大凉山寻访彝民、在卓克基面对藏民、在单家集受回民欢迎，经历了一个从外貌观察到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阶级差异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些实践为党和红军制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奠定了经验性基础，也体现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认识的逐步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郑睿智对1950-1951年各级民族访问团在湘西的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国家权力通过“访问团”这一特殊形式，深入多民族聚居的湘西，实现了治理方式的拓展。作为央地互视的媒介，访问团既实现国家意志下沉与民族情感交融，也为地方提供了向上反馈诉求的制度化通道，推动政策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调适。其实践为后续民族识别、区域自治与干部培养奠定了经验基础，其历史定位应置于更长远的民族政策脉络中加以理解。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志敏对全面抗战时期翦伯赞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的理论构建有所关注，认为全面抗战时期，翦伯赞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理论构建上贡献卓著。其1938年所著《历史哲学教程》，主张中国史应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历史活动之总和”，民族史书写须联系主体民族与多民族、本国史与世界史。他参与1939年中华民族问题讨论，运用唯物史观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精髓。此外，翦氏撰述《中国史纲》第一、二卷，高度重视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树立了以民族交融、平等态度书写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范式。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曹威伟考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命题转型。她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民族问题理论命题早期聚焦边境农工群众工作，长征进入多民族地区后，命题转为揭示“反动中国政府与境内弱小民族”矛盾，引导少数民族参与土地革命。后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命题进一步聚焦“为民族生存而战”，将各民族利益统一于救亡图存，突出中华民族整体性与团结。这一演变始于对既有思想资源的继承与提炼，又随任务变化而进行策略重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体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海建及学生张晓雯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志的“卫生”书写与叙事逻辑值得关注。其时“卫生”作为近代化进程中衍生的重要事务，逐渐成为地方志独立类目，书写篇幅显著增加，意涵、体例与叙事方式亦随之扩展。受国家权力推动，方志“卫生”叙事多带有鲜明的“国家”烙印，部分甚至融入国民党党义与思想宣传。但因地域与书写群体差异，其叙事仍保留较强的地方性色彩，呈现新旧杂糅与多元性并存的特点。这一时期方志“卫生”书写既反映了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也显示出地方精英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卫生”话语的自主建构。
会议第六场分组报告涉及文化、艺术、制度、社会与跨国交流，其共同核心在于文化实践、制度生成与跨体系互动。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研究馆员关昕对叶恭绰的鉴藏与展览活动进行研究，并借以探究近代知识人的实践转型。他认为叶恭绰的鉴藏与展览实践是近代中国士人向知识人转型的典型案例。叶氏依托传统雅集交游积累的社会网络，为新式展览运作奠定基础；将金石考据与美术史、考古学相融合，使古物从私人品骘对象转化为公共历史叙事材料，形成“以旧纳新”的知识形态；并将乡邦文献收藏纳入民族国家认同框架，赋予鉴藏以道德正当性与社会动员功能。叶恭绰的实践既延续经世致用传统，又主动回应民族国家话语，为理解近代知识人转型的多元路径提供了典型样本。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讲师韦昊昱则关注另一位文化艺术巨匠齐白石与中国现代新艺术思潮的转型问题。他指出，自20世纪初定居北京、衰年变法之后，齐白石的艺术实践深度嵌入中国现代新文化与新艺术思潮传播的时代氛围，成为影响其书画创作、人际交游与精神世界转向的关键环节。齐白石植根于以北京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场域中汲取养分，同时又以创作反哺、丰富并提升了中国新艺术思潮的理论内涵，展现出职业艺术家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的纵横交错与内在张力。这一互动关系揭示了京派艺术与城市变迁、文化生态、精英思想、民众生活等方面交融会通的鲜明特点，为理解中国艺术美学思想的传承创新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与考察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章舜粤以制度、记忆与情感三个关键词，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历史生成。他认为新中国国庆日的确立不应拘泥于“国家政权何日成立”的具体时日，而应从政治文化生成的视角，考察制度、情感与记忆的互动。制度层面，国庆日由全国政协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通过，并配合年节体系与庆祝机制，初步形成国庆制度。在情感与记忆层面，最初人们视政协会议召开为新中国成立标志，但1949年10月1日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因其仪式高潮与情感共鸣，逐渐成为集体记忆中最深刻的节点，最终被选定为国庆日。国庆日的生成，是制度设计与情感记忆互构的结果。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马金生对198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殡葬改革工作会议进行了历史维度的考察，指出其在当代中国殡葬改革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会议总结了1956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倡行火葬以来的主要成绩，分析了新问题新挑战，确立了新时期殡葬改革总方针，有效回应了社会争议。作为当代中国殡葬制度体系的逻辑起点，会议确立的总方针及其核心理念至今影响深远，是考察和理解当代中国殡葬改革史不可或缺的历史坐标。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博士生周瑞奇基于朝鲜使行文献，认为17-18世纪山海关外地区因多族群杂居交融，形成“跨体系社会”初始形态，不同体系互动渗透，孕育出超越血缘族属的区域性认同。此经验或为清廷突破传统“华夷之辨”、推行“华夷一体”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来源之一，并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族群整合实践提供了制度参照。明清朝鲜使行文献从域外视角记录了关外各族群在语言、信仰、风俗等方面的互动，既彰显体系间的相互渗透，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融合成型的动态轨迹。
会议第七场分组报告围绕中国现代学术的本土建构与跨国知识的互动关系展开。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阎书钦对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其与美国研究范式的关系与区别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始，社会学中国化成为民国学界共识，其路径以引介美国社会学研究范式为基础。美国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社区研究等范式对民国社会学影响深刻，学界在引介过程中因个人认知、师承差异形成不同取舍与侧重，产生多样的研究领域与视角。多数社会学者接受美国结合社会文化环境研究社会行为的范式，形成了一系列创新观点，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点。北京燕山出版社编辑陈黄蕊分享了她对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哈佛学派和加州学派的比较性研究。她认为，哈佛学派代表战后美国区域研究与现代化理论中的中国知识生产，加州学派则代表全球史语境下对欧洲中心论和“大分流”问题的重新解释。对国外学派的研究应深入分析其社会环境、制度平台与问题意识。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既要批判吸收国外范式优势，更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中国材料与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经验从被解释对象转变为理论生产资源，实现学术主体性建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方萌探析了潘光旦与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分殊及其背景。他指出，潘光旦与费孝通虽具师友之谊与共同关怀，但理论取向与价值立场存在显著分歧。教育背景与学术师承的差异，使他们在先天与后天之争中分别倾向遗传论与环境论；政治立场上分别对应左翼与右翼，与其学术理路内在一致。潘光旦的绝对主义倾向与费孝通的相对主义取向，根植于不同的理论预设与学术旨趣。费孝通晚年虽意识到结合生物因素建构综合社会理论的必要性，却未能就此展开系统论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李伟玉以跨国视野考察了燕京大学“清河实验”与美国社会学思想之间的关联与衍绎。他发现，“清河试验”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服务事业从城市向乡村扩展的产物，中美人员、思想与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其发起得以实现。许仕廉、杨开道等留美归国学人对试验区范围的划定，深受美国农村社会学家加尔平“乡村社区”理论与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的影响，同时根据中国乡村建设实际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主张以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区域为工作单位，批评简单遵循行政区域的主流做法。这一思想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改造本土社会的努力。
会议第八场分组报告涉及学人的学术、思想践履，包括周学熙的实业实践、梁启超的思想认同建构、学术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以及清代书院经学课艺与知识社会化等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妍对周学熙文人从商的早期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近代文人经营工商的现象虽受学界关注，但系统深入研究尚显不足。以周学熙为例，1906年收回水泥厂与1907年创建滦州煤矿是其早期实业生涯的关键事件，然《自叙年谱》记载简略，研究亦未深入。采取微观史路径，结合新旧史料细加探析，可发现与外商的博弈乃其重要经历，过程充满艰辛与持续较量。周学熙的实践为理解近代文人经济参与和民族工商兴起提供了具体注脚，有助于深化对转型期士人身份重构及其经济活动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魏万磊以《新民说》为例，探讨梁启超重塑新文化认同的尝试。他指出，梁启超以救亡图存为出发点，致力于培育国人中西文化化合的新文化认同。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接受卢梭民约论，但以儒家内圣外王思路调和个体权利与集体本位，前期《新民说》侧重“公德”。1903年游美后，实地考察使其对共和政治幻灭，转而接受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论，反思卢梭空想，后期《新民说》转向强调“私德”与“少数国民”。其文化化合方案代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重塑认同的努力。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张群伟的文章，对学术社会史研究五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学术性回顾与展望。他指出，学术社会史是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学术衍生、传播与兴替的新兴范式，回应社会史“碎片化”与学术史“社会缺席”的双重困境。它承继侯外庐“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传统，接续“知人论世”本土脉络，并借鉴西方理论。目前已形成以“家族”“交游”“情感”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未来需在核心取径上深耕、多维拓展并加强理论自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吴宗彥的文章以“清代书院经学课艺与考据学的知识社会化”为题，认为清代书院是考据学知识社会化的核心通道，课艺书写受科举经学需求与学者倡导双重驱动。考据学者将深湛学问提炼为速成公共知识：小学工具简化、文例解经盛行、经学史标准化，使考据学深入士人群体。但知识下沉带来异化——传播效率提升以思想深度折损为代价，学术蜕变为技术操演与符号表演，繁琐堆砌、炫奇斗僻反成科场风尚。考据学在确立学术霸权的同时，其内在创造力亦在知识社会化的阴影中渐趋僵化与衰落。
总体而言，各场分组讨论有三方面的基本特点。第一，主题聚焦，层次分明。本次会议围绕“清代学术与中华民族认同”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第一、二场聚焦清代学术实践与思想演变，第三、四、五场侧重礼俗传统与国家治理，第六、七场关注文化转型与学科本土化，第八场则为知识生产与思想转型的综合讨论。各场既有明确主题，又形成从清代到民国、从学术到治理的递进脉络。第二，跨学科视野鲜明、多元研究方法显著。报告人涵盖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兼及文献考据、田野调查、跨国学术交流史、微观史等路径，体现了清代学术与民族认同研究的跨学科融合趋势。第三，重视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互动。报告普遍突破了传统的学术史书写范式，关注代笔、课艺、方志书写、展览实践等知识生产机制，并将学术思想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揭示了学术与政治、制度、地方社会之间的深层互动。可以说，本次学术社会史会议展现了清代学术研究与中华民族认同议题研究的新视野与新路径。
会议最后的圆桌讨论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安劭凡主持，10多位学者回顾了近年学术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和成效，也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徐道彬表示，通过参会，加深了对“学术社会史”概念的理解。他指出，历史研究经历了从“五朵金花”（政治、经济等宏大叙事）到“雅俗之间”灰色地带的转变。学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一灰色地带中的士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社会中最活跃、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期待“学术社会史”成为更坚实的学术共同体。汪洪亮认为学术社会史研究应从四个方面突破：第一，突破过去只重文本解读、忽视社会语境的局限，打通学术与社会两大要素；第二，研究的主体从学术精英拓展到“乡里的圣人”（普通学人）；第三，研究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全链条；第四，拓展史料边界，利用日记、书信等私密史料。阎书钦主张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学术社会史”研究，如借鉴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共同体研究）、“学术生态”、“思想生态”等概念。要注意将社会史视角引入学术生产的全过程，研究学人的家学、师承、社团、同仁圈层，以及跨学科的学术圈。刘强指出，“学术社会史”不是一个凭空创造的概念，而有其深厚的学术理路，是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应发扬光大，希望会议能延续下去，并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罗检秋的总结性发言认为，每年一次的学术社会史研讨会主题集中，交流深入，也可前瞻未来的方向，很有意义。他强调，学术社会史仍需要加强理论探索，尤其关注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使之与学术史研究相合。在实证研究中，除了目前比较关注的“家族”“交游”“情感”之外，还应注重学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关注历史上学术成果的产生、传播和评价与学者社会地位、权力资源的关联。其次，学术社会史也可探讨某些学术理念，如“实事求是”、“大同”观念等随社会而产生的内涵变化。第三，重视深入系统地研究民间学术脉络及其与官学的关系。总之，“学术社会史”是一个开放的、民间的研究平台，欢迎有兴趣的学者参与研究和交流。
圆桌讨论结束后，第五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于8月9日中午12时许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