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丁欣雨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本周在上海颁出，这是鲁奖永久落户上海之后首度举行的盛典，也是上海第一次在文学翻译奖项实现“零的突破”——共有两位与上海渊源颇深的译者戴从容、袁筱一分别因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三卷本）》和《战争，战争，战争》获奖。
翻看文学翻译奖的揭晓名单，就能发现五本译著原作中最早的一部要追溯至18世纪出版的《约翰生传》，而最年轻的《战争，战争，战争》是2020年才推出的新作，两者相隔数百年。袁筱一向界面文化表示，其他奖项按规则都会颁给近四年周期内完成的创作，但文学翻译奖之于鲁奖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必须反映当代性，向中国读者展现其他语言的写作正在关心的事情，同时又应保证文学史已有定论的经典得到传承，于是许多皇皇巨著也会位列其中。
“如果冲着得奖去翻译作品，最后失望的概率得有个9999‱吧，”袁筱一玩笑般这样说。在戴从容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她回忆起前几天在机场与另一位文学翻译奖得主张芸的碰面场景，和戴从容一样，张芸本职是大学教授，科研工作本就繁多，而翻译既不算工分也不算成果，“她当时想到自己年龄也差不多了，大不了就让她退休，才考虑着把这个翻译接下来，”戴从容感叹道，“译者的状况还是不容乐观的，你看张芸老师也在面临同样的负担。”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坚持做翻译？有着32年翻译“工龄”的袁筱一告诉界面文化，译者的圈子大多气质纯粹，有值得延续的很好的传统，“现在还在做翻译的人，热爱是从来没有变过的，而且只会越来越坚定才决定去做。”从1994年初试勒·克莱齐奥的《战争》开启译介生涯，到2022年翻译的这本《战争，战争，战争》，名字的巧合令袁筱一感到惊喜，“翻译这番事业历经世代之间的彼此鼓舞，某种程度来说也就是一个圆，一种循环。”
01 翻译是熟悉原作的最好机会
《芬尼根的守灵夜》于1939年交付出版之后，来自爱尔兰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说自己只剩一件事还要做，就是等待死亡。这的确成了乔伊斯人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而他耗费17年心血写就的作品，戴从容也一翻就翻了18年。
在博士论文期间，戴从容将乔伊斯小说的艺术手法定作研究题目时，《芬尼根的守灵夜》还未出中文译本，戴从容只能用时一个月“啃”英文原版。读虽读完了，但戴从容“还是读不懂”，因为其中有60%的词语是乔伊斯自造的，而比起把英语玩转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乔伊斯的做法更多抱有一种“破坏英语”的意图，“这关联着爱尔兰长期受英国殖民的历史和民族情绪”。直到2002年戴从容到复旦大学跟随陈思和做博士后，陈思和建议她把《芬尼根的守灵夜》弄透彻，接下来两年，她一门心思花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终于完成一部学术著作，作品被外界渴望挑战原著却苦于阅读门槛的中国读者亲切地称作“攻略本”。
当时的戴从容没有想过做翻译，一方面她明白翻译的难度有多大，另一方面翻译工作在高校体系里也并不被承认，“相当于要花很多年做一些不算科研成果的事”。但戴从容也深知《芬尼根的守灵夜》在文学史的位置，它深刻影响了后现代文学，而中国需要了解这样的作品。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主理人倪卫国的反复说服、鼓励，戴从容斟酌了几个月才决心接手这本“天书”的翻译工作，开启一场不设ddl（最终完成时间）、却也不知何时才能迎来终点的漫长旅程。
袁筱一最初接触翻译的路径也是如此，她博士论文的方向偏重翻译理论和语言哲学，而实践成了她理论思辨的一处灵感来源。后来跻身诺奖得主的勒·克莱齐奥的些许作品，就是袁筱一在这个阶段翻译进国内的。和戴从容略有不同，袁筱一并非“死磕”的类型，她始终尝试翻译不同作者的作品，就连不熟悉的领域也愿意探索。社科要求专业知识的强积累和前沿热点的关注度，文学相较来说是一种“大语言”，更加源于生活……但不管怎样，袁筱一相信翻译在挖掘语言经验、靠近语言真相中的意义。
将近十年前，蕾拉·斯利玛尼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消息刚出，袁筱一就找来她过往的作品翻看，觉得这样一位年轻作者“文风挺酷的”，于是接受出版社邀约答应担纲翻译。此后蕾拉一直在写，袁筱一也一路在译，成了蕾拉在大陆简中世界的唯一译者。到2020年，蕾拉启动她的家族回忆史“他者之乡”三部曲计划，这正好再次应和了袁筱一同一阶段的学术转向：
“法语文学在经历20世纪极度的形式追求之后，出现了更加直面社会议题的回潮。与此同时世界文学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先设想的格局、秩序洗牌重组，不再是主流和非主流、殖民和被殖民就能够概括的。”
在这之中，袁筱一感到蕾拉是个典型的存在，她在摩洛哥出生，长大后移民定居法国，她的祖辈当初又是从法国迁至北非大地，见证民族独立运动卷土而来。置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女性写作向法语文学提供了全新的题材、语言和叙事，而袁筱一相信，翻译就是一次精深作品的最好机会。
[法] 蕾拉·斯利玛尼 著 袁筱一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2024-10
和蕾拉《战争，战争，战争》紧密交织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有一处原文中描述语言的段落吸引了袁筱一的注意。蕾拉外婆来到摩洛哥定居后，会时不时给远在法国的亲人去信，但她突然发现自己掌握的法语词汇不够用。要想告诉他们自己在非洲的生活，最便利的就是重复所谓外国情调，满足法国人的臆想，可由这些语言铺陈出来的故事却和她的现实情况形成巨大反差。“你会发现任何一种语言再丰富，也没有办法覆盖另一个文明，”在翻译过程中顿生这样的感悟，给同样处于语言敏感期的袁筱一增添了些供咀嚼的趣味。
回想过往18年的翻译岁月，戴从容坦言自己是轻松、享受胜于乏味的，原因是做学术的道路必须由自己开拓，但翻译乔伊斯只要跟着乔伊斯的思路走就好，戴从容自称是乔伊斯的“信徒”，“有的译者会比较自行发挥，但我觉得我不能去修改乔伊斯。”有时，戴从容会选择尊重乔伊斯不合语法规范的语言特质，例如把“the startling hand”保留作“结结巴巴的手”而非“颤抖的手”，几经省思之后，她还是很少做自己的加工。
如实呈现乔伊斯的结果，就是戴从容在原文的基础之上添加了41856条注释，其体量甚至已经超过原著。起先她并没有这样做，如果碰到乔伊斯糅合多国语言、但释义一致的词汇，戴从容就只选择一种拼写，取其意义进行翻译。随着越走越深，她渐渐感受到乔伊斯的深意：“他不仅仅要表达一个含义，相反是要我们看到语言的相关性、多样性。有学者比喻说《芬尼根的守灵夜》就是一大群人坐在那边聊天，我觉得更确切来说是一大群文化坐在那边聊天。”
在戴从容看来，乔伊斯眼中“word is world（词语即世界）”，他要如转动万花筒一般抓住词语，从中窥探整个宇宙的丰富变化。因此，戴从容把她知道的所有理解途径全都罗列在注释里，“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也挺好玩的，相当于有点解谜题的快感，”曾有一次，戴从容注意到儿子裤子上印的英文很长，但有不少错字，她的反应不是去批评服装厂，而是不自觉间就推敲起这些不规则的单词到底能有多少种含义，“等醒过神来，连自己都觉得好笑。”
02 “翻译家们是个很好的群体”
戴从容和袁筱一都是高校里的长聘教授，袁筱一后来接任管理工作，白天的日程被分割得更碎，仅在夜晚才能专注翻译。而戴从容还提到一重抚养孩子长大的责任，只能尽量利用所有时间的边角料。但二人都没有把翻译当成一件苦差事，反而受益良多。翻译是戴从容用来安慰自己的东西，尤其当她有情绪波动时，只要坐下来翻译，心也会随之缓缓静下来，不再受外界环境影响，全然被眼前既有的文本牵动。袁筱一最大的感受也一样，在繁琐的工作之余，翻译尚且还能保留一片单纯的气场和时空，这是她直到现在依然珍惜的。
尽管忙于工作、家庭、翻译三点一线，没有太多时间跟他人往来，但戴从容还是在所读所教的译著中和众多老翻译家们结成神交，例如翻译莎士比亚的杨周翰、翻译古希腊戏剧的罗念生。唯一一位有过较深交往的是和她同翻乔伊斯的前辈文洁若。还在世纪初时，一次听说文洁若到上海来，戴从容请她来复旦做讲座，“文老师非常认真，不但仔细准备了讲座的内容，而且穿的衣服上还别有一块曾被授予的勋章。”主持完讲座后，戴从容接着给同学们讲课，正好要讲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打开文洁若和丈夫萧乾的合译本，读出开篇第一章第一段话，她瞬间感觉文老师说话的腔调回荡在耳边，一股浓浓的北京味，“就好像文老师自己在念这些字”。
在戴从容看来，好的翻译家们即便想要忠实原著，也会难掩文采，同时显露出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而这一切如果放回当年有些困窘的物质环境，又显得相当不易。戴从容曾听文洁若讲述他们翻译《尤利西斯》的景况，由于要赶时间，她和萧乾坐在炕两侧，累了就合衣往后一倒，醒来再继续工作，令戴从容心生敬佩。当《芬尼根的守灵夜》卷一率先于2012年出版时，文洁若撰文回忆自己原本想在《尤利西斯》后一鼓作气把《芬尼根的守灵夜》也翻译出来，但因太过棘手索性搁置。“当我听说《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已经翻译出来时感到非常震惊，又听说译者是戴从容，我就放心了，我相信她能行……”
袁筱一年轻时期走进20世纪法国文学的敲门砖，几乎就靠着一套从80年代起陆续更新、由柳鸣九主编的译丛。2018年得到一次前往北京拜访的契机，袁筱一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去见柳老师的”。而在上海，她与马振骋是结识了二十多年的忘年交，“马老师身边有一个氛围非常好的圈子，文学、艺术和评论的群体都包括在内，在马老师七十多岁到八十多岁这个阶段，他的居所就成了沪上有名的文化沙龙，我们叫‘上海的客厅’，这里迎来送往好多人，我们都是受益者。”
据她的描述，马振骋住高层，屋中有一扇非常大的窗户，能眺望上海的夜景，袁筱一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们多是喝杯咖啡，探讨彼此近期翻译的进展，偶尔交换一些悲伤的事情。袁筱一觉得，独自一人翻译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作品《蒙田随笔集》的这段经历，应该给马振骋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箴言式文体总是由“论死亡”“论友谊”说开去，汇集了生活中的诸多感悟，“马老师在和原作者不断靠近的过程中，变成了和蒙田一样通达的人，这些都给过我很大的帮衬。”
随着年龄增长，袁筱一越发感激自己曾经生逢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文学尚好的时代，一个文学翻译也高潮迭起的时代。“当然有经济的原因，”袁筱一笑着承认，“最早一代很多是学者和作家从事翻译，这是由于相较当时的文学创作来说，翻译能提供的物质报酬会稍高一点，他们经常是活不下去了就翻译一下。”但就连袁筱一这代也已经彻底告别了靠翻译获取可观报偿的机会。更多时候，做翻译什么都得不来，只能出于热爱，或是想把某种文学的新发现介绍进国内。
至于现如今的年轻译者，面临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袁筱一感到自己背负着责任，要把她曾经从前人口中接收的翻译信念继续传达下去。也是在近几年，戴从容发现很多高校裁撤了翻译专业，AI的冲击也许是一大方面，她甚至感念道，“虽然AI会做一些跳译，追求语句通顺，但不得不佩服它的基础水平还是蛮高的。”
但在袁筱一看来，文学翻译的价值远不在于让人工智能高质量呈现一个新故事、一本译作这么简单，而在于人类贴近语言从而发生的一场场激烈肉搏，她告诉界面文化，“我们主张语言的丰富、人类经验的丰富，如果语言处于封闭状态，是无法完成它任何方面的使命的，包括身份的认定、包括民族的交流，翻译理论家们都讲过，‘所有伟大的语言都是历经翻译的语言’，通过这么多人、这么多时间，语言才能永远拥有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