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婚15年,她遭受了丈夫罗某13年的家庭暴力。即便报警,警方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暴力仍未停止。
2025年11月,40岁的商文娟以虐待罪向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今年7月28日,她收到一审判决书。法院认定,被告人罗某构成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商文娟没有太多高兴的情绪,“他家暴了我13年,只判了6个月。”对她来说,这是一场代价重大且惨烈的胜利。她不愿意像过去一样“忍忍吧”,8月,她决心继续上诉。
文|李晓芳
编辑|王珊瑚
剪辑|王婉霖
拿到判决书大哭一场
离开家暴自己的那个男人两年了,商文娟依旧和他保持着婚姻关系。
倒不是还抱有留恋和期待,从25岁领了结婚证,没多久开始挨打,一直忍到38岁那年逃离,今年40岁的商文娟自认不再是那个会跪下挽留丈夫的“恋爱脑”,但她想,自己是不是能保护另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女人——“我晚几年拿离婚证,会不会让下一个跟他在一起的女性暂时安全两三年?起码他动手,就没法按家务事去处理了。”
商文娟个子不高,黑色长发披在脑后,有时聊到丈夫的暴力行为,她忍不住皱眉,眼泪跟着掉下来。大多时候,她尽量咧着嘴乐呵呵地笑,不想把自己框在一个自怨自艾的家暴受害者形象里。
去年年底,她正式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以涉嫌虐待罪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今年7月28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拿到判决书时,她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回到家整整躺了三天,浑身痛得仿佛头发丝都有痛感。
她不知道要让一个做错事的人接受惩罚这么难。
丈夫罗某第一次对她动手时,商文娟想过逃的。那是刚结婚半年多,她怀孕了,两人回罗某的湖北老家补办婚礼。他们在大街上有了一点小分歧,罗某想先去擦皮鞋,但商文娟饿了,想先吃碗面。罗某毫无预兆地发起火,给了她一耳光。
商文娟记得,结婚前两个人闲聊,罗某曾经说过一句:我认为任何一个女性都不应该被打。
从突然挨打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商文娟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打掉孩子,然后离婚。”有路人帮她报了警,派出所民警训斥了罗某几句,你怎么能打媳妇呢?而且她都怀孕了。罗某换了一副面孔,跪在地上对她磕头,边扇自己耳光边道歉,说我不应该打你,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打你的。
商文娟心软了,“那时候太年轻,才20多岁,我以为他真的会改。”
奇迹当然没有发生。怀孕八个多月时,罗某再次动手了,她一只眼睛肿得好像一颗黑紫色的大葡萄。商文娟没有报警,“还有一个月就要生孩子了,”而且隔壁楼还住着罗某的领导们,“闹大了,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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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后来成了生活里的日常事。罗某起初会道歉,边用拳头捶墙自残,边说着我错了。渐渐的,他愈发肆无忌惮,夫妻俩拌几句嘴,他就会动手,啪啪两个大嘴巴子甩过来。工作上受了气,甚至开车时被人抢了车道,罗某都会发泄在商文娟身上。他甚至打出了经验,有时拿沙发抱枕垫在商文娟胸前,一拳一拳砸在她心脏上,表面看不出伤痕。
身边几乎所有亲戚、朋友,甚至邻居都知道商文娟在遭受家暴。她的脸上、身上经常出现掩盖不住的淤青,砸东西的声音、叫骂声在楼房管道里扩散。“可是他们能怎么样呢?”商文娟说,弟弟给罗某打过好几次电话,训斥了他,“要不过可以离婚,你怎么能打我姐?”
罗某的同事、领导也帮着劝过好几次。罗某总是当面说自己意识到错误了,以后再不会打人。回到家关上门,一耳光又呼了过来。
坐月子期间,妈妈来照顾商文娟,当着妈妈的面,“他扇了我两个嘴巴子。”商文娟脸上的表情有点无奈,也有点忧伤,“我妈妈她胆子很小,可能立马跑过来都不太敢,是等打完了之后站到我身边,我能理解她,我从她眼神中看出来恐惧,就是怕冲突会不会连着她一起被打。”
妈妈当时说了罗某一句,“你就别打我闺女了,能过过,不能过就离婚。”罗某又下跪磕头道歉了。妈妈反过来劝她,夫妻间都这样,你看他多诚恳,都给你下保证了诶。说起这些,商文娟瞪大了眼睛,用一种略带夸张的语气描述道。
她当时隐隐觉得这话不对劲,“但你的坚持重要吗?不重要。大家想让你怎么做很重要。”
资料图 ic photo
等一个恰当的时间
商文娟说,被家暴的13年里,她不止一次地报警,有时街道社区、妇联也会过来帮忙调解。每个人似乎都被设定好了同一套劝说模板——开口先提“想想孩子,最可怜的是孩子”,接着劝“嫂子,你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也知道错了”,最后再加一张感情牌,“你看咱们基层单位的同志们,一晚上没睡觉,还要来做沟通。”
商文娟理解他们,每个人只是在努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于是状况会变成,“这么多人劝你,你油盐不进,你就有点不识时务,不懂人味了。”每一次暴力最终不了了之。
没有人劝罗某“想想孩子”。好几次他当着孩子的面打商文娟。他也打孩子,题没做好,写字的姿势不对,就啪啪打孩子的手掌心,他说这是正常教育,为了孩子好。商文娟想,我小时候也被父母打,没有理由地打。她没再说什么。
但孩子确实是商文娟的软肋。儿子也懵懂地知道家里的不对劲,八九岁大的孩子有天和她分享学校里的事,说自己的同学一个人躲在食堂角落吃饭,低着头眼泪都掉进饭菜里了,他坐过去问同学怎么了?同学告诉他,自己的父母离婚了。
“孩子很聪明的,他说这个过程是想问我会不会离婚,说了之后他就哭了。”她决定再忍忍,直到实在坚持不了的那天。她安慰儿子,“妈妈不会离婚的,放心吧。”她说,有孩子的女人都会这样做的。
有时商文娟觉得,自己其实也被设定了一套固定的人生模板。她读到初中就出来打工挣钱,后来在大连干销售,每个月能挣将近一万块。但20岁出头,家里人开始催婚。她在网上认识了罗某,恋爱时是甜蜜的,他会跨越一千多公里来见她,给她一针一线地绣带有她名字的钱包,逛街时连个小包都不舍得让她拎,生怕她累着。恋爱半年后,她嫁给了这个男人。
女子偷装监控拍下家暴,丈夫被判6个月
结了婚,大家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要维持好一个哪怕只是看着圆满的家庭。商文娟也是这样想的,她从小就是家里的长姐,习惯了听话、忍让、照顾别人,所以她一面对罗某感到失望,一面又忍不住对他抱着希望,期待有一天他真的会改掉暴力行为。
她自问做好了一个妻子该做的事。结婚之后她就辞了职,有了孩子更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家庭里,打理琐碎家务,罗某回家时必定会提前为他炖好排骨汤,葱花还得掐准时间在他踏进门前一刻才放,免得失了颜色。她也抱着罗某后背哀求过,只要你回头,我们一家三口继续好好过。
商文娟从小就看过家庭里的暴力,好几个亲戚都被丈夫打过。罗某的爸爸也打他妈妈,甚至打他,直到年纪大了,瘫在床上打不动了,他的妈妈又反过来拿棒子敲他爸的头,然后在村子里到处宣扬。大家都是这样过的,谁家的锅底没有灰,身边人告诉她。
于是她熬啊熬,落下来的拳头一次比一次重。她生出过自杀的念头,有两次站上了楼顶,待了很久,看着车来车往,想到跳下去会不会连累了邻居们,拉低小区房价。她最终退了回来,但也下了决心,“我就跟自己说,文娟啊,咱们如果今天不跳,你就反击一次,你连死都不怕,你怕给自己讨个公道吗?”
后来每次报警,商文娟开始强硬地要求民警严肃处理,而不再只是调解了事。判决书显示,从2023年2月开始,四个月内,派出所两次向罗某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他不当回事,照样打。”商文娟说。
有位民警提醒商文娟多保留证据,自掏腰包买了个监控送给她,同时训斥罗某,你要打她的话监控都能拍下来,我们一定会处理。罗某每次动手前就先拔掉监控插头。后来商文娟自己偷偷买了个监控放在家里。
2023年12月,罗某又动手了。监控画面显示,他先扇了商文娟两个耳光,然后夹着她的脖子把她拖拽到地上。报警后,在她的坚持下,她第一次做了伤情鉴定,轻微伤。当天,罗某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那么多年里,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惩罚。
2023年,罗某第一次因家庭暴力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讲述者提供
因为担心罗某回家后报复,商文娟带着孩子离开了。但刚从湖北恩施走到武汉,“孩子就说了,妈妈我们还是回去吧,老师交给我的班务日志我还没写完。而且警察叔叔一定会教育爸爸的,他肯定能改。”
商文娟说,她对罗某的感情早就被一拳一脚地打没了,剩下的只有一点对家的执念。看着孩子,她想,那就再试一次。这一次,她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从新闻里别的家暴案件中学到的。
回到家没多久,罗某也回来了,像个国王一样坐在沙发上,盯着正在收拾背包的商文娟和儿子,“他说你跑什么呀,害怕呀?害怕我弄死你。”
商文娟没有回嘴,只是沉默地整理几天前带出去的行李,“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倾诉欲和表达欲了,也没有任何期待了。我只是在等一个恰当的时间离开。”
商文娟现在的家。李晓芳 摄
忍无可忍的女人们
人身安全保护令下发的第21天,商文娟再一次挨了打,“从24年1月到5月份,他没有停止过。”
那段时间,她正在学习直播带货,希望重新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不管最后是走是留,她说自己的生活总得好好过。为了不中断这份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每次殴打,她都忍下了,直到2024年5月19日,吵了两句嘴,罗某抬手就是啪啪两记耳光,进了家门开始拿脚踹,拖鞋、衣架重重抽在商文娟身上。她抱着脑袋跪在地上,告诉自己,“真的不能再忍了,再忍下去,真的不一定有活下去的机会了。”
报警后,罗某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那天儿子对她说,妈妈咱们走吧,他改不了了。商文娟知道,“恰当的时间”来了,“那天孩子是正式放弃他了。”如果孩子依旧想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呢?商文娟说,“那我会让他留下,我自己一个人离开。”
被带去派出所的罗某连发了好几条短信道歉,“我错了我错了”“在给次机会”“我错了,你现在给派出所打电话撤诉还来不及”,商文娟只是回复,“我已经委托了律师。”
她吞了两颗止痛片,带着孩子和行李,打了一辆货拉拉,连夜出逃。
2024年1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21天后,商文娟再次遭受家暴。讲述者提供
这些年,她靠刷短视频、看新闻一点点提高自己对家暴的认知,看的最多的是结婚两年被家暴16次,导致肠破裂需终身挂粪袋的小谢案,她从小谢的报道里了解到人身安全保护令。
她也在小谢的账号评论区留言,讲述自己遭受的暴力,有人给她发私信,“你也是家暴受害者吗?”
那是40岁的杨宁宁,4年前的一个深夜被丈夫三次掐颈部,最终导致她左半身永久瘫痪,被鉴定为重伤二级。
两个人像小蚂蚁一样伸出触角,交换信息,寻找同类。她们后来又在小谢起诉前夫故意伤害、虐待一案的庭审现场,认识了53岁的王作红,她被丈夫家暴了十年,留存有132张伤情照片。
揭开伤疤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说不清是谁建起了微信群,忍无可忍的女人们聚在一起。有年轻姑娘被打得没了一只眼睛,有为了孩子最终接受几万块和解费的女人,还有人被打了33年,最终鼓起勇气离开了丈夫。
她们互相介绍律师、记者,耐心教走得慢一点的同伴怎么保存证据,也在长夜里互相诉苦流泪。有些痛苦你很难对最亲的人诉说,离开罗某后,商文娟回到家乡大连,她没主动联系父母,起初借住在一个伯伯家,妈妈来看过一次,“那脸拉的老长了,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
杨宁宁起诉丈夫故意伤害一案,在今年1月作出一审判决,丈夫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杨宁宁无法接受这个量刑结果,“我没有任何过错,却被打得后半生只能坐轮椅。”今年7月,她正式提起上诉。两个孩子在杨宁宁出事后都相继出现了创伤应激反应,女儿今年自杀了三次。
出事前,她和丈夫共同经营手机维修店,上门的客人都夸她干活利索,如今给手机贴膜,她只能用嘴揭开包装,再用还能动的右手操作,“我没办法放下,过去我是那么能干的一个人,我必须看到他受到应有的惩罚,才能活下去,才有孩子的未来。”这些话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
每个人的案子开庭,其他女人总会尽量赶去支持。去年冬天,商文娟的案子一审开庭,杨宁宁自己坐着轮椅从河北赶到湖北恩施,她提前给杨宁宁订好卫生间比较大的酒店。杨宁宁的案子开庭时,商文娟和王作红都陪在她身边,推着轮椅奔忙,扶着她上厕所、擦洗,帮她整理打印庭审资料。
她们是另一种意义上,关系最紧密的盟友。“我就想着如果你遇见了难事,我去陪你,哪怕我不言不语在旁边,你会不会心里踏实一些?”商文娟说。
她们也期待从别人的案子里,得到一点安慰和希望。长期关注性别暴力等妇女权益的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在2024年发布过一份调查分析,他们随机抽取了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判决书,总共1073份。各地法庭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存在不同理解,导很多案件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应,或者定性为“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
在1073个案件中,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只有6%。
每个女人手机里都保存着一堆伤情照片,但这远远不够。
商文娟在整理自己的病历。李晓芳 摄
“现在我想把握方向盘”
逃离深渊两年后,商文娟收到判决书。一审判决是这样写的:被告人罗某采取殴打的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虐待,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她大哭了一场。眼泪里的情绪很复杂:有一丝欣慰,“他终于判刑了,”更多的是难过,“他家暴了我13年,只判了6个月。”
千千律师事务所的调查报告提到,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受害人举证情况普遍不乐观,存在证据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报告中统计,只有29.8%的受害人提交了家庭暴力相关证据,但超过一半的人只提交了一份孤证,比如伤情照片、家暴现场照片。
陈华曾经在某三线城市的基层法院担任法官助理,接触过一些涉家暴离婚案。她解释道,家暴事件一般发生在家里这种比较隐私的地方,“缺少第三方见证或其他相对客观的证据比如监控等,只有伤情照片的话,也可能存在意外或自伤的可能性。”
在法院审理中,她提到通常需要原告提供尽量齐全的证据,比如派出所的询问记录、家暴告诫书等司法证据,“单独的伤情照片只能证明你受伤这个结果,不能证明是被你的丈夫殴打这个因果关系。”但许多受害者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保存证据的意识。
商文娟说,罗某刚开始动手时,她拍过伤情照片,但搬家时丢失了一些。她也不是每一次都会报警。即便如此,她也积累了大量证据,一审时提交了多份照片、录音、报警记录等,想证明13年里罗某在不间断地对她使用暴力。
判决书显示,法院认定了几组证据有效,比如2023年2月的一次殴打,有派出所登记表、治安调解协议书、家庭暴力告诫书和伤情照片,证据可交叉印证。
还有2023年12月的殴打,有最直接的监控拍到的家暴画面。商文娟说,家暴受害者小谢也在直播间提醒过大家,拍照不能只拍伤痕,“最好能拍到对方和你自己,拍到施暴现场。”
基于证据,法院在一审中仅认定2023年2月至2024年5月,约15个月内的施暴行为,没有采信全部家暴时长。而六个月是有期徒刑法定最低刑期,这是一个和她的预期严重不符的量刑结果。
但消沉了十来天,商文娟重新振作起来。因为焦虑和抑郁,她时常感觉呼吸跟不上,家里总备着氧气瓶。她有时吸着氧重新整理证据,花了几天时间写好上诉状,“上诉理由当中就包括只认定了15个月里殴打我6次,报警次数只有十一二次,这跟我心里头期待的判决结果和事实是有出入的。”
她如今的身体也不算好,8月初到医院复诊,她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加重,还有严重的躯体化反应,浑身疼痛,时常尿失禁,但查不出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医院诊断为“应激反应”。她说,这都是13年里留下的后遗症。
商文娟今年8月的就诊病历。李晓芳 摄
刚回到大连的前半年,商文娟一度十分恐惧,有人大声说话,或者突然出现,都会让她忍不住浑身冒冷汗。走廊有人掏钥匙开门,开了两下没打开,她会害怕地想,是不是罗某找来了?
带着孩子离开两个月后,2024年8月,商文娟说,罗某和他的领导来过一次大连,还找了妇联的工作人员当说客。见了面,罗某骂了她几句,没再说话。她也没说话,全程是罗某的领导和妇联工作人员在调解,“他单位的领导主要过来劝离婚来了,觉得影响不好,只要离完婚,老罗打我这事(家暴)就不算数了。”
离婚已经不是商文娟的首要考虑,她把精力放在起诉罗某虐待罪的案子上,希望让他受到惩罚。商文娟说,罗某和他的律师还提出了经济赔偿,试图和解,她没有接受过。
一审判决出来之后,她和儿子小罗说了结果。小罗今年13岁,理着短短的平头,站起来已经比妈妈高一点了。他已经适应了和妈妈两个人的生活,也交到了新朋友,“挺平静的。”过去爸爸还在家时,有时他觉得爸爸挺好的,但有时他也紧张,害怕一个巴掌随时就落下来了。知道判决结果时,他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他跟妈妈说了一句,“我觉得判得太少了。”
除了上诉,商文娟还在准备起诉离婚,“之前觉得早拿两年离婚证对我没什么意义,还能让他晚两年伤害别人。”但这最终是要解决的问题,她在催问法院何时能立案。
接受采访的次数多了,有一次她突然起了心思,很想问问妈妈的想法。她拿着电视遥控器采访妈妈,“我问她当年你一直催婚,你感到后悔不?”妈妈不承认自己催过商文娟结婚,“她说那大家都结婚了,你为啥不能结?别人怎么看你?”
可是别人是谁呢?你见过他吗?他是怎么指导了你的一生?妈妈沉默了。
有时父母提出想来她租的房子看看她和孩子,商文娟会拒绝,她决心不再让任何人插手自己的生活。过去几个月她在一家便利店打工,勉强挣些医药费和孩子的学费。但她小便失禁的问题愈发严重,长时间外出都需要使用卫生巾。有几次接送孩子,面试,尿液不受控制地顺着湿透的裤子滴下来,她感到羞耻和屈辱,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今年6月,因为身体问题,她没办法继续在便利店干些搬搬抬抬的重活,只能辞职。如今她在家直播带货,卖点苞米、木耳之类的农产品,流量不算好,下午播一个多小时,只有264个人观看,下了一单。“我不嫌少,一天播几个小时,只卖出几单,赚几块钱,都是我努力的结果对吧。”晚上10点多到家,她还会打开手机继续直播一会。
商文娟在家里开直播和网友交流。李晓芳 摄
前段时间动画电影《牛来》走红,得知导演就住在大连,她自告奋勇地替熟悉的记者蹲守了大半天,她对新的事物感到好奇。现场其他蹲守的记者夸她,你挺适合干我们这行的。她有点骄傲地笑了。
过往的阴影偶尔还会缠上来,有人在直播间骂她,恶意地调侃“你这么胖,肯定很抗揍吧”,她当看不见,或者自嘲一句“是啊,这不被打了13年”。商文娟有更现实的考量,“骂回去,我的号可能会被封的。”一些女人会来她的直播间咨询,问的不外乎也是“老公打我了,我应该怎么办?”商文娟都会劝,“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有条件的尽早离开”。劝不动的她也不勉强。
她也是花了13年时间才挣脱出来,“就像开一辆车一样,以前我只是坐在副驾驶,或者后面的座位,但是现在我想把握自己的方向盘,无论开到哪里去。”
(文中陈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