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国解密文件，重新审视李登辉与他的时代──专访美国胡佛文件馆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

上世纪末剧烈变动的时代，随着两蒋强人政治落幕，李登辉积极推动宪政改革，奠定台湾民主化各项重要制度，被称为「宁静革命」，并掀起确立台湾主体意识的本土化风潮，同时在国际与两岸交互打开「务实外交」，其执政期间的种种实践经验，仍根深蒂固影响着当下台湾的走向。

然而李登辉在不同时代展现出相异的身分与面貌──从共产党员到农经专家，从「民主先生」到「黑金教父」等矛盾标签同时集于一身，他在掌权期间掀起国民党内部政争、与民进党织起千丝万缕的关系，终至于2001年为台湾团结联盟候选人站台被国民党撤销党籍等，也一直以来让外界随着不同立场产生殊异评价，于2020年过世后始终难以盖棺论定。

成长于台湾的历史学者林孝庭，任职以收藏两岸三地近代中国政治、军事与外交重要珍贵文件闻名的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文件馆（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东亚馆藏部主任，继2017年的《意外的国度：蒋介石、美国、与近代台湾的形塑》、2021年的《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中华民国与冷战下的台湾》，今年以李登辉为主题的最新著作，用广阔的格局组成战后台湾历史研究三部曲。

《报导者》专访林孝庭，谈他的成长经历、学术养成背景，如何跳脱学院窠臼书写大众仍记忆犹新的时代，专访内容以QA方式呈现。

报导者（以下简称「报」）：《意外的国度》一书开始，你就展现出「说故事」的魅力，新作《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意外国度的重塑》也从复杂的文件数据、超过1,000条庞大的注释中，重建出许多张力十足的场景。请谈谈此一写作形式的发展脉络，是否有受到哪些影响？

林孝庭（以下简称「林」）：《意外的国度》这本书，很多读者反映很精彩、非常有趣、不会枯燥，那么复杂的历史事件，能够用一种非常流畅，像小说一样的笔法呈现出来，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2015年我在联经出版《台海‧冷战‧蒋介石：解密文件中消失的台湾史1948-1988》，我注意到有读者反映，读到最后都睡着了，觉得内容笔法很枯燥，我当时便告诉自己，不能把辛苦研究的成果自绝于学术圈外的一般广大读者，不要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一个与社会毫不相干的累赘，而这正是绝大多数学术圈的人都可能会犯的通病。我认为，做历史研究，应该用白话文来说故事，以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让更多读者了解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第二个原因，是我在求学的过程中受到两位学者著作非常深的影响。第一位是已故的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写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历史书籍，如《曹寅与康熙》、《胡若望的疑问》、《妇人王氏之死》等。他的许多畅销著作都是创建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用说故事的方式，透过人物的描写，把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呈现出来，他有别于传统学院派的历史写作笔法，让我非常着迷。

报：相较前两本聚焦在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著作，你在书写李登辉的共通和差异之处各是什么？

共通点就是，虽然我写的是国家最高元首，以政治人物作为书中主角，然而本质上则是希望透过这些领导人来看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剖析那个时代的台湾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所以战后台湾三部曲，其实是相互贯穿的。虽然书名皆以领导人为标题，然背后有更深层的意涵，也就是希望探究台湾这块土地经历了怎么样的转变。

举例而言，我们从小到大高喊「反共抗俄」几十年，结果从解密史料得知，原来我们在冷战期间曾经与苏联秘密交往，两岸之间也有一些沟通管道，而台美看似坚实的反共盟邦关系之间更存在着诸多不信任。诸如此类，让我们得以拨开威权时代的面纱，了解许多过往所不知道的历史。

李登辉则不一样，因为他主政时代基本上已是透明的，尤其到了执政中、晚期，台湾已经走向民主化，每个人都可以从当时的报章媒体掌握到许多政治事件，已不像两蒋时代那么高深莫测。要书写这样一位人物与他的时代，我告诉自己不可重炒冷饭，不要去重复别人早已讲过的事情，那么该怎么做才能有所突破、提升视角呢？这就要靠其他国家的解密文献与文件。

很幸运的是，当时间来到2020年代，基本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的官方文档都已经解密到1990年代的台湾，尤其是老布希（George H. W. Bush）与柯林顿（Bill Clinton）两位美国总统任内许多重要文档都已经公开，这就让我可以透过新解密文件来重新审视李登辉时代的台美关系与台湾内政，把研究与诠释的层次从本土提升到国际视角。

报：这本书运用了相当多的各国文件，这些素材从何而来？

林：2021年当我出版《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之后，我便开始寻找下一本书的灵感与题材，那时还不太有把握能否接著书写李登辉。经过一番努力，我亲自前往柯林顿总统故乡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总统图书馆，请人帮忙到日本外务省查数据，自己又跑了好几趟法国、德国、英国等地，花了很大的心思、功夫与精力，终于搜集到足够的数据作为这本书稿的研究题材。很多人以为我早在十年前就已设置好要写这三部曲，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历史研究不能没有解密文件作为基础与佐证，一定要等搜集到充足的史料，研究才能水到渠成。

拜转型正义与台湾民主化之赐，这几年国家文件管理局与国史馆花了很多心力将李登辉时代的文件整理之后公开，如果没有政治上相对开放、透明的氛围，这本书不可能这么快得到许多有趣的内幕与消息。换句话说，这一代的历史学者可说是台湾民主化的受益者，从事历史研究的条件也变得相对宽松与自由，世界各国学者想要研究李登辉时代的台湾史，我相信都能找到非常丰富、有趣的材料，重新认识民主化之后的台湾。

但仍然有一些局限。譬如我始终无法看到更多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驻台人员所撰写的政情分析报告，我曾写信给中央情报局，希望对方能考虑解密1980年代该局驻台北站站长对台湾政情的分析报告，结果对方仅回复：敝局既无法承认也无法否认有这些报告的存在。换言之，对方根本不打算告诉你有没有这些文件，这算是一个遗憾吧！

我常想，学术要能够进步，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踩在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往前延续。我欢迎未来的近代史学者，日后基于更多新的解密文件数据，写出另一本不同风格或者不同论点的书，来挑战我的观点。我最担心的是，大家读完这本书之后，把它视为李登辉时代台湾政治史标竿或者高门槛，不愿意来挑战与超越，如此一来，学术就无法进步了。

报：在推荐序中，喜爱推理小说的李安妮女士（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李登辉次女）形容你犹如「侦探办案，只是追查的不是凶手，而是被时间掩埋的真相」。在研究与写作此书的过程，有哪些特别困难的谜团？

林：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地方是我写这本书比较有挑战性的。

李登辉踏入政坛之前，只是一名学者型技术官僚，这个时期的数据很零碎，不容易能有系统地寻找挖掘。如何把零碎的信息串在一起，甚至要能够去挑战李登辉本人晚年的口述历史版本，着实需要花一番功夫。我个人不愿意百分之百接受当事人的口述访谈，毕竟人到了晚年，除了记忆力衰退之外，也不免会美化自己当年的英勇事迹，我们要时时刻刻抱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这样做研究才会比较客观。

第二个比较有挑战性的，是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这部分不是因为史料不够，恰恰是美国政府解密数据相当庞大、消息量太大。白宫国安会与国务院有很多数据都已经解密，当年在柯林顿总统身旁的重要决策官员，他们的回忆录数据也都公开了。反而因为是数据太多、太充足、太庞杂，必须静下心来抽丝剥茧，再搭配台湾的数据、相关口述历史与回忆录，这样才能把当时完整的历史图像精准还原。

报：透过第一手的国外文件数据，是否看到哪些与我们所经历时代或主流认知观点非常不同的冲击经验？

林：我还是要回到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李登辉成功、风光地访问美国后，爆发了台海危机。当时老美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美国决策人士竟然认为，民主化之后的台湾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台湾不要以为总统直选了、全然民主化了，美国政府就应当无条件支持台湾。透过解密史料还原当时美方高层人士的内部看法，这带给我很大的震撼，直到今天，川普（Donald Trump）到底会不会因为台湾民主、中共不民主，就无条件支持台湾？这其实存在着问号。

对台湾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毕竟国际社会讲求的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与现实利益，不会因为台美理念相近、具有共同理念与价值等这些抽象的概念，就改变这一条基本准则。华府一切作为，都仍以美国国家最大利益为优先考量。

而李登辉执政最后4年，美国首要重大外交战略目标就是要跟中国创建战略伙伴关系，把中国纳入世界体制之中，为了达到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政府努力重新把台湾拉回「一中」框架，对李登辉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4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但他仍得面对来自美方的压力与挑战。

报：你在台湾成长的求学阶段，是否与所书写的时代重叠？而这些经验又是如何影响你在研究及书写的这本书？

林：我从小在台湾成长、求学，直到1999年服完预官役之后才离开台湾，先到英国攻读博士，然后再到美国工作。因此我书写李登辉这本书，严格而论并非一个局外人，而是亲身经历李登辉的台湾时代。

第一个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90年代初期国民党主流与非主流的政争。1990年代初期的台湾闹哄哄，国民党外有民进党的抗衡势力与各式各样的街头抗争运动，国民党内则有各派系群雄并起。那时的电视只有台视、中视、华视「老三台」，每天晚间7点半的新闻，你会透过电视屏幕看到各式各样的政治冲撞，记得当时民进党立委朱高正跳到立法院议事席上动手打人、丢杯子，还有民进党国大代表黄昭辉在李登辉主持的晚宴上掀酒桌。当时我正读完高中准备上大学，已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我在想，在那之前的十几年，台湾政治基本上一片祥和，而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之后，突然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在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抽丝剥茧，把这段历史脉络整理出来，等于是在解答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疑惑。

第二个是台海危机。1995、1996年我已经在念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硕士班，记得中共试射第一波导弹时，我跟研究所同学看到电视新闻快报都非常震惊，股票大跌，人心惶惶，当时不断在想，共军为了李登辉成功访问美国，真的要对台湾下重手了吗？台湾的生存是否真的受到威胁。透过解密文件的分析研究与历史书写，等于也重新回答了我当年的忧虑与疑惑。

第三个是李登辉任内最后两年及政党轮替。1997至1999年间我在高雄凤山服兵役，这两年基本上与社会是脱节的，1999年退伍之后不久我便离开台湾，前往英国念博士，因此李登辉任内的最后几年，包括921大地震以及政权轮替，我并未亲身经历这些重大历史经过，透过历史研究与书写，我等于是找到一个机会重新温习李登辉最后两年的这段曲折历史。

报：这本书获得广泛的回响（出版一个多月已三刷），你觉得是否和当下的我们面临的现实处境有关？

林：李登辉与两蒋威权时代并不相同，他留下的诸多政治遗绪（legacy），至今依然深深地影响台湾的民主化、政治运作、两岸议题与对外关系，而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在时间轴上也具有重要的指针意义，大家自然会关注有关李登辉的这一本新书。

历史无法重来，30多年前的时空背景与今天台湾所面临的情势，不能一概而论，完全划上等号。但有些内核问题的本质永远不会变，那就是国家领导人在面对内外艰巨挑战之时，究竟应以何种思维来应对处理与化解，这是值得我们深思之处。

有些事情过了30年之后，我们无法一概而论，譬如我不认为现在台湾的主政者，还能够像李登辉时代那样，凭借手中充裕的经济筹码，在美、中两强之间游刃有余，不必事事听命于美国。现在台湾究竟还有没有像李登辉时代那样的底气，透过操作某种「背叛美国的可能性」来为台湾争取更大的外交自主选项？我实在不愿妄加揣测。

尽管如此，至今不少足以引发台湾内部各政党之间争论议题的历史总根源，皆来自于李登辉执政期间所遗留来的。因此，这本书不只是在谈论30多年前的台湾与李登辉，更留下一些值得年轻一代省思的深层问题。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知道：

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两个时代之间如何传承，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李登辉又是扮演何种角色？也许借由这本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台湾究竟是如何从他那个时代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