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郝莹
11月17日,一名在韩中国男留学生因制作AI深度伪造色情影像1141份涉嫌犯罪的案件,在韩国首尔北部地方法院二审开庭。庭上,检方再次建议判处被告有期徒刑三年,被告辩护人以影像没有传播、已向受害者提存赔偿金等为由请求从轻处罚。受害者代理律师则表示,受害者无意领取赔偿金,希望法院严惩,法院将于12月15日作出二审判决。
韩国首尔北部法庭 受访者供图
留学生制作AI虚假色情影像被判一年半
据韩联社报道,被告是一名30岁的中国籍在读博士生,2025年11月至2026年5月期间,他涉嫌利用人工智能,将同一研究室7名女性的面部图像合成到色情图片、视频中,共制作1141份深度伪造影像。2026年9月10日,首尔北部地方法院因其涉嫌惯常剪辑和散布虚假视频材料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要求其完成40小时性暴力治疗课程,五年内不得在儿童、青少年及残障人士相关机构就业。检方和被告均以量刑不当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庭审中,检方除再次要求判处被告三年有期徒刑,还提出没收被告的笔记本电脑、手机,要求其接受性暴力治疗,并限制其在儿童、青少年及残障人士相关机构就业十年。被告辩护人则强调,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影像被传播,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具有传播意图。
11月18日,当天到场旁听庭审的竹子(化名)告诉封面新闻记者,整场庭审持续时间仅十来分钟,没有出现新的证据,主要围绕双方的量刑意见展开。
检方强调涉案影像数量达到上千份,认为被告主观恶意较强,因此建议量刑三年,并要求没收其手机和电脑、限制就业十年。
被告辩护律师称,涉案影像并非被告有意保存,而是电脑的临时文件功能自动存储的,说明被告没有传播这些影像的意图。此外,被告方还提交了来自家人、朋友等人的从轻处罚请愿书。他还表示,被告因此事未能毕业,被学校开除,刑满后还可能被驱逐出韩国、面临再次入境限制。鉴于其自今年六月被捕后已被羁押150多天,博士学业终止,“尽管未能求得被害人们的谅解,但(被告)看来已经付出了相当的罪责代价”。
被告向7名受害者提存共计4900万韩元,希望法院考虑其悔罪和赔偿意愿。最后陈述环节,被告坚持站起来说了一句,“我再次对受害者表示歉意。”
但受害者代理律师表示,受害者重申坚决拒绝领取提存金,认为被告只是为了争取减刑而做出敷衍的表面功夫,要求法院从严顶格量刑。“她们对他的态度感到极度愤慨。”竹子转述道。
竹子观察到,被告在出庭时整体表现十分平静,他在辩护律师陈述时,不时抿一下嘴,偶尔嘴唇微动,但无法判断其具体情绪。“整体氛围甚至有一点轻松,这让人感到很愤怒。”她说。
竹子长期关注影像性暴力议题,她和团队“如荧”共同开发了国内首个聚焦影像性暴力的AI聊天助手,为受害者提供公益性的基础法律科普和心理支持。
在她看来,AI深度伪造技术使影像性暴力的实施门槛进一步降低。行为人可能只需要获取女性公开发布的日常照片,就能借助通用AI工具制作色情影像。与传统偷拍不同,AI生成的影像不一定呈现真实发生过的身体暴露或性行为,却可以将女性置于她从未参与,也不愿出现的色情场景中。“即使其他人知道影像是假的,受害者所面对的羞辱和恶意仍然是真实的。”
她还提到,自己和研究团队此前关注过国内网络社群的相关现象,发现有人售卖AI生成色情影像的提示词,也有人交流绕过平台安全限制的方法。她认为,这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与更广泛的网络性暴力生态有关。
韩国首尔北部法庭 受访者供图
“没有传播”是否意味着伤害较轻?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NetForHer数字暴力项目专员汪姝文介绍,韩国法律已经明确将未经本人同意制作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纳入刑事规制。根据韩国《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违背本人意愿,将他人的脸部、身体或声音编辑、合成或加工成可能引发性欲或羞耻感的影像,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0万韩元以下罚金。她强调,该罪的成立不以影像已经传播为前提。
2024年10月,韩国进一步修订相关法律,加大了针对深度伪造行为的规制力度,将制作、传播行为的最高刑期从五年提高至七年,并增设对持有、购买、储存或观看相关影像的处罚。此外,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通信网络,违背本人意愿实施传播行为,没有刑罚上限,下限为3年有期徒刑及劳役。
汪姝文表示,制作行为侵犯了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即使影像没有传播,制作行为本身也已经造成伤害。有韩国学者指出“一个人不应该未经同意就被性化,被当作性羞辱的对象。”
她指出,AI深度伪造色情影像与传统偷拍、私密影像泄露相比,实施门槛更低。偷拍通常需要购买、安装设备,未经同意传播私密影像则较多发生在前亲密关系中。而AI深度伪造只需要获取他人公开照片,就可能完成制作,这也使潜在受害者范围扩大。
对于本案一审判决结果,汪姝文认为,若被告确实仅实施了制作行为,依照韩国法律,已经构成独立犯罪,一年六个月的刑期虽在法定刑幅度内,但量刑相对较轻。没有证据证明影像传播,是法院量刑时可能考虑的因素之一。此外,媒体报道还提到,被告认罪以及向受害者提存赔偿金,也被作为量刑考量。
但她强调,不能因为影像没有传播,就忽视制作行为本身的危害。竹子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受害者即使不知道影像是否被他人看到,也可能长期担忧影像随时被传播,难以恢复安全感。
近年来,韩国对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的规制,与一系列数字性暴力事件有关。汪姝文提到,2024年曝光的“首尔大学版N号房”案件,以及随后涉及多所学校的深度伪造影像事件,促使韩国社会进一步关注此类犯罪。立法者由此扩大了刑法规制范围,不仅处罚制作和传播,也将持有、购买、储存、观看纳入处罚。
她认为,现有实践中的另一难点是加害者身份难以查明。相关影像可能上传至境外平台,受害者报案后,基层公安因境外平台不在执法权限范围内难以推进调查,导致寻找加害者身份的负担转移给受害者。
对此,竹子了解到,在受害者救济方面,韩国政府设立了中央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作为专门的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持公共机构,可协助受害者进行影像删除、传播监测,还有韩国网络性暴力应对中心等妇女公益组织,专门为影像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对接、心理与情绪辅导,以及日常恢复支持。
对于旁听者而言,这场庭审不仅关乎一名被告将受到怎样的处罚,也让她看到数字性暴力已经超越国界。“即使没有传播,仅仅是制作本身,也能够带来很大的伤害。”竹子希望,类似案件能够提高公众认识伪造影像的危害。
编辑 唐维灿
责编 王 萌
审核 杨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