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研究对象始终在物理学领域。然而,他意识到,除非先对空间和时间的基本原理进行逻辑分析,否则某些物理问题无法解决;他也清楚,这种分析反过来又预设了对某些惯常的认识概念进行哲学上的校正。——汉斯·赖欣巴赫(Hans Reichenbach),引自施尔普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人科学家》,第290页
在施尔普(Schilpp)发起的“在世哲学家文库”系列中,爱因斯坦是唯一一位并非以哲学家身份而闻名的主角,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的序言中,施尔普没有花费太多篇幅来证明将爱因斯坦纳入这个系列的合理性:“本卷的内容已经充分证明了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人科学家》纳入这一系列,无需编辑的冗长赘述。”
同样,在《自传札记》中,爱因斯坦本人也没有觉得有必要讨论他的自传出现的背景。他并不考虑学科界限。然而,物理学界对他立场的缺乏理解,可能进一步激发了他向哲学界表达自己关切的动机。他显然认为,物理学界缺乏认识论意识是他们对他统一场论计划漠不关心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一个原因。在撰写自传后约两年,他在写给索洛文(Solovine)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情感,特别提到他对统一场论的探索:“统一场论现在已经完成。但它在数学上如此复杂,以至于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我仍无法对其进行验证。这种情况还将持续许多年,主要是因为物理学家对逻辑和哲学论证缺乏理解。”因此,爱因斯坦的研究计划与他参与哲学项目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而施尔普为他提供了一个以“哲人科学家”身份呈现自己的机会,正好契合了他自己的关切与抱负。
然而,这听起来可能像是有一个战略计划。事实上,施尔普与爱因斯坦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开始于一次偶遇。施尔普在爱因斯坦的继任者、布拉格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的鼓励下,向爱因斯坦请求一次半小时的会面,以讨论一个特定的话题。这次会面于1940年12月在普林斯顿举行,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们从后续的通信中得知他们讨论的内容。施尔普向他的东道主赠送了“在世哲学家文库”系列的第一卷,这卷是献给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书。他解释了该项目的意图,爱因斯坦显然对此印象深刻。
两天后,施尔普写信给爱因斯坦,感谢他对该系列想法的积极回应,尤其感谢他愿意为一部以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为主题的专卷撰文。他告诉爱因斯坦,他已经请求罗素书籍的出版社将这些书寄给爱因斯坦,并请求他写一两句话表达他对“在世哲学家文库”系列的总体看法。1941年1月12日,施尔普特别请求爱因斯坦撰写一篇与罗素认识论相关的文章。
7月18日,爱因斯坦回复说,他已经仔细阅读了施尔普寄给他的罗素的书,并且很感兴趣。他指出,罗素的纯逻辑工作与他的领域没有直接联系,但他承诺,当他找到“内心的平静”时会写一些东西。1942年11月,爱因斯坦收到了施尔普的提醒,施尔普还告诉他罗素听到爱因斯坦答应为他的书撰稿感到非常高兴。爱因斯坦也确认了文章的标题:《罗素的认识论》。
爱因斯坦与罗素作品的初次接触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年后,他仍然对伯特兰·罗素充满了兴趣。在他的妹妹玛雅去世几个月后,爱因斯坦在写给好友米凯莱·贝索的信中提到:“我非常想念她。在她生病的那些年里,我们一起阅读了许多经典著作。但她最喜欢的绝对是伯特兰·罗素——说实话,我也是。”
1943年2月26日,爱因斯坦提交了一篇简短的文章,题为《对伯特兰·罗素知识理论的几点看法》。显然,他在写这篇文章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从文章的第一段和他给施尔普的信中可以看出来。在信中,他坦言自己多次为当初的承诺而感到懊悔。爱因斯坦将这些困难归因于自己在哲学方面缺乏经验。然而,施尔普对这篇文章感到非常满意,认为它具有重大的科学和哲学意义,特别是因为爱因斯坦并没有认同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经验论,而是更倾向于施尔普所称的“有意义的形而上学”。施尔普坚信,采取这一立场将“载入史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讨论的,这次交流为三年后爱因斯坦作为“哲人科学家”被纳入该系列铺平了道路。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无愧于这一称号。爱因斯坦的科学生涯深受哲学问题的影响,这种兴趣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对阿图尔·叔本华著作的迷恋,他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听过的关于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课程,以及他在20世纪初担任瑞士伯尔尼专利局职员时,与奥林匹亚科学院的朋友们一起阅读的哲学作品。在他当时读过的那些令他印象深刻的作品中,大卫·休谟和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在他的《自传札记》中仍占据着重要位置。爱因斯坦一生都始终强调这些著作对他思想的重要性,正如他在1916年首次明确指出:“我至少知道,休谟和马赫对我有很大帮助,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爱因斯坦早期对像休谟这样的哲学家以及像马赫和庞加莱这样的哲人科学家著作的阅读,使他意识到空间和时间等基本概念与经验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创建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休谟的经验主义和庞加莱的约定论对爱因斯坦颇有帮助,因为它们鼓励爱因斯坦将新的空间和时间观念赋予洛伦兹电动力学中没有直接物理解释的坐标。然而,哲学对于他而言不止是一种背景知识,它不仅他在解决具体物理问题时比同时代人更具认识论上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相对论的研究发展迫使他审视自己的反思能力,并参与到哲学讨论中,以解决新兴广义相对论中的基础性模糊问题。
爱因斯坦对哲学的兴趣与他在物理学中的实际工作密不可分。仅凭这一点,“哲人科学家”这个复合称号就可能让他感到满意。的确,他的科学突破与他对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等基本概念的认识论反思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在他创立广义相对论时,他赞赏年轻一代哲学家的努力,这些哲学家深入研究了新的物理理论,并通过伴随以技术科学理解为基础的认识论反思,帮助这些理论出现。莫里茨·石里克和汉斯·赖欣巴赫就是他的两个主要哲学对话者,他们在广义相对论的形成时期与他展开了深入交流。爱因斯坦的工作,以及他在20世纪头十年和20年代积极参与的哲学讨论,对当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考虑到哲学思想对广义相对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影响,爱因斯坦自然感到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在他探索道路上留下印记的各种哲学观点。这也是他与哲学家们进行密切互动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希望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中汲取经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第三个动机则在于试图捍卫广义相对论并解决它所引发的一些难题。
如果莫里茨·石里克未在大约十年前遭遇刺杀,他无疑会成为施尔普编纂的爱因斯坦专卷中的一位重要撰稿人。然而,如今代表维也纳(或柏林)学派的人物已换成了汉斯·赖欣巴赫(Hans Reichenbach)。赖欣巴赫的评论与爱因斯坦的回应是他们早期互动的延续,这种互动始于赖欣巴赫出版《相对论与先验知识》(Relativitätstheorie und Erkenntnis a priori)一书后,二人围绕康德及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讨论。赖欣巴赫曾请求爱因斯坦允许他将此书献给爱因斯坦:“将您的名字置于书首,我意在表达,尤其是哲学界对您的万分感激。我十分清楚,在拥有终身教职的哲学家群体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您的理论是一项哲学壮举,也很少有人意识到您的物理学观念蕴含的哲学思想远超伟大的康德的那些平庸后继者们的多卷巨著。因此,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尝试将康德哲学的深刻洞见从其当代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将其与您的发现融为一体。”爱因斯坦回应道:“您想将这本出色的册子献给我,我真的非常高兴,您竟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视我为一名讲授者与思想家,更让我倍感荣幸。在我看来,相对论对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某些概念的可疑性,这些概念即便在哲学领域也被视为微不足道。当概念不再与经验紧密相连时,它们就会变得空洞无物。它们就像那些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并试图抹去过往痕迹的暴发户。”
正如历史学家克劳斯·亨切尔(Klaus Hentschel)所详细讨论的,在他思考的这一阶段,赖欣巴赫仍将自己的立场视为对康德关于某些先验思维形式必要性的信念的重新诠释。但与康德不同的是,他强调了这些思维形式的历史变革性,而非其绝对性。
爱因斯坦不仅对康德哲学持批判态度,而且对任何试图在理论中区分出比其他元素更贴近现实的元素的做法都持批判态度。然而,正如在爱因斯坦与赖欣巴赫以及爱因斯坦与马格瑙之间的讨论中所提到的,爱因斯坦确实承认康德学说中有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元素(见本书第三部分)。
在相对论的形成时期,爱因斯坦逐渐远离了他早年从恩斯特·马赫那里获得的激进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认识论的开创性论文《物理学与实在》(Physics and Reality),在其中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物理学家的最高任务是寻求那些最普遍的规律,并通过纯粹的演绎,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里特别强调了“纯粹的演绎”这一概念。早期阶段的爱因斯坦不会作出这样的表述,这标志着他开始背离马赫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甚至更加明显的背离体现在他对自己在广义相对论发展过程中所学到的教训的回忆中:“我从引力理论中还学到了另一件事:再多的经验事实的集合也永远无法建立起如此复杂的方程……这些方程只能通过发现一种逻辑上简单的数学条件来找到,这种条件完全或几乎完全确定方程的形式。一旦找到了那些足够坚实的形式条件,构建理论便只需极少的事实性知识作为支撑。”(《自传札记》第 85 页)
与严格经验主义的分歧之处在于,爱因斯坦强调,自由想象力在科学理论的构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只有将整个理论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有意义地与经验证据进行比较。这一观念与诸如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 ) 和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等哲人科学家所提出的“约定论”立场相呼应。然而,若将爱因斯坦这位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简单归入哲学史学者用以分类认识论立场的众多范畴之一,则难以充分展现其思想的复杂性。在回应伦岑(Lenzen)和诺斯罗普(Northrop)的评论时,爱因斯坦显然是在谈论自己,他解释说,科学家与哲学家有所不同。科学家无法固守某一种特定的认识论立场。在不同的情境下,他可能会表现出实在论、观念论、实证论,甚至是柏拉图主义的倾向。这可能会让信奉系统化认识论的学者觉得他是“认识论的机会主义者”。然而,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唐·霍华德(Don Howard)对此评论道:“若将其置于适当的历史背景中审视,这实则是一种深刻且连贯的科学哲学原创性综合,从早期到晚期都贯穿着对迪昂整体性约定论的吸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爱因斯坦的思想更为自由奔放,他并不局限于科学和哲学的范畴。他对科学史和人类思维心理学同样抱有浓厚兴趣。在这些领域,他也找到了重要的对话者,比如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的创始人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这位同样是从德国流亡至美国的难民。
另一方面,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爱因斯坦的一些主要哲学对话者逐渐失去了对科学实践活动和具体内容的热情,转而试图从语言、逻辑和科学方法的分析中为他们的方法论寻找基础。哲学史学者将此称为“语言学转向”,这尤其与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深远的著作有关,这些作品对20世纪余下时间的哲学话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施尔普邀请爱因斯坦评论罗素的作品,这很可能是“在世哲学家文库”系列中《爱因斯坦卷》诞生的一个催化剂。事实上,他们一致认为,科学哲学不应仅限于当时流行的逻辑经验主义趋势。哲学家试图深入科学领域,而科学家在解决科学问题时也感到有必要进行认识论反思,这样的黄金时期至少对于物理学和哲学的主流而言已大体过去。在一本强调基础科学与概念思维之间紧密联系的著作中,爱因斯坦可能也希望保留这一独特的遗产。
当爱因斯坦撰写《自传札记》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对于统一世界观的追求已不再像20世纪20和30年代那样作为他们关注的核心议题。爱因斯坦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基本上是孤军奋战。他不仅在这方面成了孤独的旅者,在当代物理学和哲学领域更是成了一个局外人。他在物理学中抵制量子力学的主流解释,在哲学中则反对逻辑实证主义。随着他的逝世,基于科学探讨和认识论反思来发展统一世界观的尝试被边缘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广义相对论本身也是如此。1955年,首次国际相对论会议在伯尔尼召开,这一事件标志着广义相对论的复兴,使其重回当代物理学的舞台。然而,这并非对统一世界观追求的复兴。
本文摘自《爱因斯坦自白》,[以]哈诺赫·古特弗罗因德、[德]于尔根·雷恩著,方在庆译,原力|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9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