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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9 · 星期四近12小时收录 51 条最近更新 13:08

快讯《一切如你所见》背后:选择健康的义务与滴血验癌商业帝国的破灭

重读夜郎自大 最先问汉朝谁更大的是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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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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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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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者的历史,是由农耕民写成的;化外之民的历史,是由宫廷文士写成的。到哪里寻找这些历史呢?它们存在于山林与远野,名曰“山间奇谭”。

成语世界里的地域偏见很有意思。有一则成语,鄙夷了一个西南小国两千余年,那便是“夜郎自大”。

一个故事如果人人皆知,再讲一遍便没有意义。重讲它的唯一理由,是因为“熟”恰恰是读史的大忌。熟到不疑,便成了成见。所以要把古代的、文学的、历史的文本统统当作历史的表象,再用地理的、民族的、人类学的材料,去接近“表相”底下的“本相”。透过同一个“表相”,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本相也不尽相同。

通行版的“夜郎自大”故事是这样的:汉朝西南有个小国名叫夜郎,在今贵州境内,疆域狭小,人口稀少,物产匮乏,却是那一带势力最大的国家。夜郎国君初次见到汉朝使节,开口便问:“是我的国家大,还是汉朝大些?”这个问题后来凝固成“夜郎自大”的成语,专门嘲讽狂妄无知之人,和坐井观天是一个意思。故事本身很好理解,但成语故事和它的原型记载之间隔着很远。

司马迁的西南之旅

夜郎自大的最初文本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原文说,当时汉天子(汉武帝)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出使,先后有十多批使者走小道潜行前往西夷以西,任务是寻访一个叫身毒的国家。一行人在途中抵达滇国,滇王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汉朝与我,哪个更大?使者随后到访夜郎,夜郎侯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首先要注意一个细节:第一个发问的不是夜郎侯,是滇王。滇王先问“汉孰与我大”,夜郎侯只是“亦然”,问了相似的一句。可成语最后固化成了夜郎自大,而非滇王自大。连被嘲笑,夜郎都不占原创。

两处君主何故这样发问?《西南夷列传》里说:“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因为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各自以为自己是一方之主,并不了解汉朝有多大。事实上,此时汉朝“徼内”的地区和“徼外”的滇、夜郎之间绝不是道路不通的状态。只是因为间道而行的人主要是商贾,并没有人直接向两处君主描述汉朝的地域规模。汉朝使节首次踏足滇和夜郎,两地君主确实不知道汉朝的规模。

汉使到访滇和夜郎,是为了寻找身毒。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派人去西南找身毒?此事要从另一个熟悉的人说起。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寻访大月氏,拉拢他们夹击匈奴。他中道为匈奴人所俘,在匈奴境内娶妻生子,但他待不住,潜行出逃,一路走到中亚。他的任务最终没完成,因为大月氏在西边住的习惯,不愿再回故地与匈奴拼命。不过,张骞在那里有一个意外发现。他在中亚的市场上见到了来自四川的物产,“蜀布”和“邛竹杖”。蜀地物产竟然能贩到这里,令张骞颇感诧异。于是他问当地人,这些东西从哪儿弄来的?对方答说,是从身毒转运过来的。

张骞的脑子转得极快,言谈之间便在脑中构建起了一张交通地图的模型。身毒能买到蜀地的货,立刻可以推出一条线索:从蜀地出发,岂非可以抵达身毒?西北那条路,他亲自走过,绕得太远。如果南边有近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张骞回到长安,若干年后,张骞再向汉武帝汇报出使情报,便将这条商业情报也一并报了上去。汉武帝马上派出了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从蜀地向南探路,这就是《西南夷列传》开头那批使者的来历。

当然,这支队伍最终没有抵达身毒,而是止步于滇。据《史记》所载,滇王尝羌把他们留下来,前后派了十几批人替他们向西探路,最后都被昆明人挡住,没能再往南去。昆明人、滇,是两伙人。

武帝时代的汉人,对外界的交通线索兴趣盎然。由物产牵引出的线索还有一条,还是汉武帝时期,还是四川的物产。

汉武帝坐居长安,南越国割据岭表,定都番禺。今天广州市中心的商业步行街北京路上,商场负一楼就有南越国王宫的遗迹。汉朝派使者唐蒙到南越,唐蒙在番禺被请吃饭,吃到四川产的枸酱。他问:这种酱是哪里产的?当地人答道,乃是经牂牁江运来番禺的。唐蒙受命出使之前,官居鄱阳县令,也是心怀一张活地图之人。他马上反应过来,暗自猜想:恐怕牂牁江连通着蜀地和番禺,日后汉朝征伐南越,岂非可以从蜀地发兵,顺牂牁江而下,直取南越?后来汉武帝下决心攻打南越,东、中、西三路大军齐发,西面一路正是联络夜郎,让夜郎出兵沿牂牁江而下。但这条路太长,夜郎的兵还没到,东、中两路汉军已将南越灭了。

一碟酱牵出一条战略水道,一柄竹杖牵出一条西南道路。武帝时代对异域的兴趣,由此二例可见一斑。蜀地的物产占据独特位置,成为汉武帝两次开拓行动的情报线索。这与汉代蜀地的经济富足、物产丰饶怕是分不开的。四川绵阳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主题名叫“富乐”,以此概括汉代蜀人的生活,再合适不过了。

以上故事出自太史公之手。那么,他讲的这个故事,有没有根据?

今天人研究历史,鼠标左键、右键一点,无需出门。过去讲究“左图右史”,手拿舆图,手捧史册,更何况太史公生活在一个疆土日广、充满新知的时代。他不满足于纸上得来,四处走访。他最东抵达山东,东南到访浙江,南至湖南,北走陕北,西南便到过滇。王然于等汉使探路受阻之后,汉武帝发兵平定西南夷。太史公“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所以《史记》里关于西南诸夷的记载,至少是他亲眼看过一部分,或者问过当地人。

此外,他还是一位“民族学家”。民族学家的一个任务是做民族识别,在于辨识不同地区族类之间的异同,由此给出一种分类系统。《史记·西南夷列传》正是对中国西南地区人群提出的第一种宏观分类系统,直到隋唐时代才被新的分类系统取代。

《西南夷列传》首先记载:“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从蜀郡也即成都平原往南去,经过乐山、宜宾后进入群山之间,这里被汉人尤其是蜀地的汉人称作“南夷”。因为宜宾往南的贵州高原,是蜀地之“南夷”,而非长安或整个汉朝之“南”。这里的君长十位数,其中夜郎势力最大。往下读,“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从成都平原经邛崃、雅安往西走,又是几十个君长,其中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这是由滇又向北去看,沿线的人群之中,生活在邛海一带的“邛都”势力最大。

这些族群有一个共同特征:“椎结,耕田,有邑聚。”“椎结”也写作“椎髻”,指将头发挽成锥形,冲天束起。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有一位老年女性形象,可以看清这种冲天椎髻。网络上也可以找到一张泰剧剧照,里面古代泰国贵族梳的正是这种发型。“耕田”好懂,从事农耕。邑聚,是指定居建有城邑、聚落。

泰剧中的“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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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椎结”女俑

支撑这七个字的,是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坝子。云南、贵州最大的特点是山多,但山中间有小的平地,云南人叫坝子,四川、贵州、重庆都有,湖北也有小的。坝子地平,是群山之间难得的宜耕地、宜居地。昆明的滇池,大理的苍山洱海西昌的邛海,都是这样。云南省境内的坝子单个平均面积为14.44平方公里,贵州省境内的坝子单个平均面积为0.57平方公里。云贵地区的大城市基本都在坝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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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洱海构成的宽阔坝子

昆明的滇池和大理的洱海虽然都是坝子,但从滇往西,汉使和太史公遇见了另一种人群。《西南夷列传》记载:“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yè)榆,名为巂、昆明。”他们的特征是编着辫子,赶着牲口走,没有固定住处,没有长期统领的君长。这里的“昆明”不是今天的城市,而是一种从事游牧的人群名称。

可能有人会问,游牧民族不是应该在草原上吗,怎么会在云南西部的山间?答案在于海拔和坡度。海拔过了三千米,或者山体坡度较大,山上长不了树,只有灌木和草甸可以生长。没有农耕,也没有林业,人类要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办法只剩一个:放牧牛羊。农耕是人类通过种植、管理谷物从土地获取食物,游牧则是以牲畜为中介从草场获取食物。都是向土地讨生活,只是方式跟着环境走。

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之间,河谷南北纵横,联结着河湟谷地。河谷构成古代人群南北大迁移的重要通道。所以考古学家能在云南古代人群的遗骸中检出来自黄河流域的人类基因,也能在云南西部和黄河上游乃至东北地区发现相似的考古文化元素。云南和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甘肃之间,存在人类基因、文化和生产方式等多层次的交流。而担当这些交往交流者,多半就是太史公笔下编发迁徙的牧人。

再往北,靠近成都的川西山区有第三类人。他们包括“徙”“莋”和“冉駹”。这些名字看起来更令人费解的族群,具有如下特征:“其俗或土著,或移徙。”有的定居,有的流动,介于前两类生活方式之间。

太史公以一种二元思维理解汉朝西南方向的新见人群。他从外表上区分椎结与编发,从生产上区分农耕与游牧,从生活上区分邑聚与游徙,从政治上区分有君长与无君长。人对世间万物的分类,第一直觉便是二元结构,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18世纪以来研究人类文明起源的那批学者,从卢梭、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起初的框架也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后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野蛮和文明之间也存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渡带,中间还有无数的人类社会形态。太史公记录至第三种人时,或许脑中也纠缠过一阵,最后记下“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八个字。

分类的用处马上就显现出来。为什么夜郎、滇、邛都能长成本区域最大的政治体?因为定居。定居才能积累经济基础,才能支撑政治组织的成长。游牧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转场,社会组织天然松散,无聚落则无城,无城则难立国。这幅图景今天还能看到。从大理、丽江一路往西北走,迪庆、泸沽湖、梅里雪山,海拔从两千米一路爬到四千米,你会亲眼看到坝子、城市和稻田,从某个海拔线起,悄然换成草甸和牛羊马群。即便是近代云南的民族,也同样有着类似植物一般的“垂直地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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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的垂直分布示意图

以上便是循着太史公的视角,所能获知的“西南夷”的梗概。

既然最早问出“汉孰与我大”的是滇人,我们不妨暂且搁置夜郎如何取滇而成为故事主角的问题,看看滇人如何会问出这句话。

滇的一方天地

探究滇人的内部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古代早期的南方人群,几乎没有留下自身文字记录下的历史。滇人也是如此。

每一个民族都可能有语言,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文字。一位人类学家提出过一个假设,说文字最早是为了方便早期国家的人、物管理而产生。他的证据之一,是两河流域最早的楔形文字内容几乎全是账目,记载着多少奴隶、多少物资。中国现存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大部分是占卜记录。文字的诞生各有其缘由,唯独不是为了专门记载所谓历史。所以在人类文明早期,一群人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历史,也许不是遗憾,而是常态。

今人知道的滇和夜郎的早期历史,便只有华夏人群笔下的片段式记载。据说战国时期,地处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威王派将军庄蹻循江而上,打到滇池一带。将军正要回去复命,秦国南下攻占巴、黔,断了庄蹻的归路。他索性留在滇地,改变服饰,遵从土俗,在此称王,成为滇人最早的君王。

这段记载单看起来并无异样,但《史记》里同结构的故事不止这一处。据说周人的先王要传位给幼子季历,好让圣孙姬昌接班,季历的两位兄长泰伯和仲雍明白自己没戏,逃至荆蛮之地,断发文身,把位子让了出来。据说这支周人后来建立了勾吴,便是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那个吴。

此类故事共享一种骨架,即政权的建立者都来自外部尤其是华夏世界,因某种缘故滞留边地,遵从本地习俗统治土著,形成君主为华夏、民众为土著的二元统治结构。这样的例子,足以找出多例。单看一个也许能够成立,几处合观,结构上处处雷同,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这是华夏人群记录边疆政权历史起源的一种书写模式。谁更需要这样的祖先叙事,叙事就在为谁服务。

庄蹻王滇究竟是不是事实,仅凭华夏人群笔下的文本已然无法判定。至少从考古发现来看,考古所见的滇文化与楚文化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庄蹻王滇的可能。

目前能够描绘滇国真实面貌的实物证据,是滇人贵族墓葬中陪葬的青铜器。

云南省博物馆里能看到一批重量级的滇国青铜器,主要出自晋宁石寨山和玉溪李家山墓地。中原青铜器的功能很集中,鼎、尊、罍、豆,要么跟吃饭有关,要么跟喝酒有关。滇国青铜器也有一种高频功能,存钱罐。存钱罐里用来贮存贝币,考古学家将这种器物叫贮贝器。这类器物的盖子被滇人做成了雕塑展演的舞台,也成为今人观察滇之世界的极佳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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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人形象复原图

滇国的青铜器里有椎髻的老妇,也有编发的人物形象。编发者,多出现在奴仆和被俘者的位置上。如许多表现纺织场面的贮贝器盖上,从事纺织作业的女性便多为编发形象。石寨山6号墓出土吊人铜矛,矛头下端吊着两个小人,都是垂着辫子的编发者。前面说到,太史公区分了椎结与编发两种“西南夷”人群,看来不是他的虚造。不过发式是否完全是滇、夜郎和昆明、巂之间的族类差别?亦或者是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差别之一?恐怕还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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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1号墓出土的纺织场面贮贝器人物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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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6号墓出土吊人铜矛上的牺牲者形象

从这些青铜雕塑的小人中,可以看出滇人世界的两个主题。

一是杀人祭祀,滇人的神权传统。

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诅盟场面铜贮贝器盖子上,人物众多,场面极其热闹。盖上雕一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动态的人物127个,残缺者尚未计入。画面右侧是干栏式建筑,有立柱、台面和屋顶,屋内陈设着14面铜鼓。画面左侧的地面上还放着两件体型更大的鼓,两处合起来共有16面鼓在此。一位妇女垂足坐于高凳上,似为主祭人。妇女的左前方及右侧都是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各种祭品。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鼓与建筑之间。有人牵着马,有人牵着猪,有一只狗,也有坐着和站着的妇人,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干栏式建筑左侧有一根立柱,柱子上明显绑着一个人。他的腰和头都用绳索捆着,似乎在等待着刀斧斩下。这个场景,又见于石寨山1号墓出土的“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和石寨山20号墓出土的“杀人祭鼓场面铜贮贝器”。考古学家推测,这些场面表现的是滇人在播种时节举行的杀人祭祀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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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另一场景中的人,似乎是浑身浴血。他被按在地上,腰下垫有一截物体,手和脚分别被左右两人扯住。目光所及之处,是另一人手持一份类似文告的东西,正在向他宣读什么。是判决书么?是他必须牺牲的缘由么?只是他并不甘心,嘴巴大张,始终保持着呼号的姿势。需注意的是,这个场景不止出现一次。它在石寨山1号墓出土的“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里也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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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局部

第二个主题是战争,滇人的军事传统。

战争场面,是滇国贮贝器盖子上常见的雕塑场景主题。下图便是一件贮贝器盖,展现着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央是身着甲胄的鎏金骑士,脚跨骏马,手部残缺,原本应持长矛作刺杀状。骑士四周尽是持盾武士,披甲戴胄,还有护肩。其中一人正在追杀一名匍匐在地的编发者。一旁地上,已有一名倒下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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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13号墓出土战争场面贮贝器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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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13号墓出土战争场面贮贝器盖局部

还有一件叠鼓形战争场面贮贝器,最左侧是一名射手,手持当时先进的远射兵器弩,随时准备击发。滇国武士装备精良,甲胄战马齐全,完全不是我们印象里“西南夷”的落后面貌。左下角一名编发者匍匐倒地,或是跪在地上哭嚎,悲惨地只剩下半截躯体。右侧是一名骑士,跨着骏马,举枪刺向匍匐在地的人。一人在地上无法动弹,躯干着地,头与双脚微微离地,大约枪头已经进入他的身体,让他猛地一缩身子,口吐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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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6号墓出土战争场面贮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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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场面贮贝器中的刺杀场面

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整个场景中央那人。周围充斥着砍杀与哀嚎之音,空气里的血腥味一定极重,他一个人,张着嘴,自顾自地在战场上走,眼神空洞无物,像是走进另一种状态。在他的身边,还有三个莫名其妙的人,似乎正在操着手交谈,好似身后的虐杀与他们毫无关系。两千年前的工匠把这一瞬间留了下来,我们到现在也说不清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以及最后去了哪里。

另有一件古物,图案直白,却耐人寻味。

这是一件鎏金铜扣饰。扣饰图案左侧的武士,右手持利刃,左手提着一颗人头。右边的武士左手提着一颗人头,右手牵着绳索,绳索拴着牛和羊,身后跟着一名老妇,抱着一个小孩。除了图案下方可能属于装饰性质的蛇之外,图中共有两名劫掠者,两名牺牲者,两名被俘者以及三只被俘的牲畜。如果我给这件文物的图案取名,大概会叫“劫掠归来”。把这种题材做在鎏金的带扣上,随葬进贵族的墓里,说明战争与掳掠在滇国绝非耻辱,而是莫大的荣耀。杀敌献祭愈多,脸上便越有光。这不禁让人想起14、15世纪安第斯地区嗜血好战的印加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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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13号墓出土鎏金献俘铜扣饰

出土的众多滇国青铜器中,仅有一件可能带有“文字”的古物——一块刻纹青铜片。

根据考古学家描摹的文物线图,整个铜片被人分作四栏,自上而下排列。最上栏绘有一只孔雀,旁边画了大圆、中圆、小圆套叠的图案;孔雀下面有一个戴枷的跪姿人物,一个牛头,一个马头,一个猪头。注意,戴枷的他扎着辫子。考古学家称,这里有“孔雀、玉璧、背箩、带枷奴隶、缚手奴隶、长辫人头、牛头、马头、虎头、豹头、绵羊头、海贝、牛角、钱篮、钱袋等。”显然,这里的每样图案都具有产品、物品记录符号的性质。每样图案旁都配着圆圈和横杠,圆圈可能是计数单位,横杠可能是累积。

这是什么东西?学界有三种猜测:随葬品清单,买卖单据,或是记录一场战役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东西的记功牌。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物品清单,这使人想到,秦汉时期特别流行在墓里随葬一份“遣册”,把要陪葬的衣物、器皿、食物等一一登记,随死者一起下葬。‌‌不管哪种解释成立,它都是在记账,而且是将人、人头和牲口、璧记在同一本账上。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古代汉语世界里既有“牲口”,也有“生口”。对胜利者来说,生口和牲口,本就没有太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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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刻纹铜片及其线图

最后一件贮贝器雕塑场景,是我琢磨最久的。

一个贮贝器的盖子,盖沿一周铸着十几个人物。把它展开,便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最前面的人(当然在贮贝器盖上,没有“前后”),最典型的特征是长髯,服饰花色繁复。身后的仆从不着衣物,牵着一只绵羊。紧随其后的是一名气度不凡的年轻首领,他扎着头巾,身披披风,手持短剑。此人的头巾在头顶扎得很高,跟近代彝族人民“天菩萨”的打扮几近一致,这一组人显然不是滇池的居民。身后两人抬着一件看不清的东西。后面有人背竹篓,篓里盛着东西。再后面又是一组人物,二人既扎着头巾,又明显散着头发,牵着羊行走。紧跟着的两人没有头巾,反倒扎着辫子,肩扛某种东西。最后一组人物,似乎束起头发,身着长条纹的衣服,牵着牛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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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纳贡场面贮贝器

有人认为这个场景是在“交公粮”,说画的是各族人民向滇王缴纳赋税。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从。交赋税,理当以家庭或村落为单位,以缴纳粮食为主。一个村子里形形色色的人都可能有,但不至于组与组之间的发式、服饰风格差别如此之大。

那么,这是怎样的场景?

我想起另一类图。唐代画家阎立本画过一幅《职贡图》,绘有婆利、罗刹、林邑三国使者,向唐朝进贡方物。图中,南洋的使者结队而来,或抱着沉香,或举着孔雀羽扇,或抬着贡箱,目的地是长安的天子。“职贡”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一种特殊体制,指的是朝贡国通过向宗主国述职进贡,并接受朝觐、册封与赏赐,以示臣服。清朝也有“职贡图”,宫廷画家负责把周边来使一个个画下来。当时离“天朝”最近的越南人,衣冠礼仪良好,画得最为“文明”;荷兰人,画得也相当写实;再远些的,直接题作“大西洋国黑鬼奴”。在“职贡”的世界观里,从近到远,从穿得多到穿得少,从文明到野蛮,一个圈层推向一个圈层。

拿这两种“职贡图”作为参考,回头再看滇国青铜贮贝器盖子上的那支队伍,我的心中浮现出这样一种可能:这可能正是滇人自己的“职贡图”。在滇国统治者的世界观里,滇池坝子是已知世界的中心;坝子近处的山地编发人群,是可以猎杀、掳掠的对象;他们和更外面的人群,都该牵着牛羊、背着贡品,到坝子的中心来。不来的人,有的是青铜器上的战争场景等着他们。

所以,滇王问“汉孰与我大”时,头脑中浮现的不是“汉之广大”,而是那幅自己的“职贡图”。也许在当时的滇王看来,只有一个疑问,那便是这个可能听过名字、但从未见过的“汉”,要画或铸在“职贡图”的哪个位置。换句话说,滇王真的觉得自己疆土广大。这种想法,背后有一整套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观支持着。在汉武帝的兵威来临之前,滇的这种世界观根源于他们的强大武力,和与其周边人群之间长期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可以想象,“夜郎侯亦然”。

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

现在把镜头拉远,看汉武帝即位之初的东亚大陆。

通常印象里的西汉版图,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北达朔漠,南至“北向户”。历史教科书上的西汉疆域图,会被画成一个颜色的色块,代表着王朝版图的统一。可事实上,表示西汉王朝疆域的色块之外,北边尚有匈奴,汉朝最大的对手;东北有朝鲜、夫余,尚未臣服;西北方向是西域数十个城市国家,沿着沙漠绿洲,充当中间商的角色。至于疆域色块的内部,也至少要分出中央与诸侯两种颜色才对。汉廷分封的诸侯国里,吴国、淮南国各有割据实力,吴王刘濞在景帝时发动吴楚七国之乱,淮南王刘安在武帝时谋反,只有长沙国相对安分。而长沙国安分,是因为南边压着一个强大的南越,自顾不暇。东南沿海分布着一片越人政治体,东瓯、闽越、南越、南海、西瓯;西南云贵高原上则是以夜郎、滇、哀牢为代表的诸政治体,不少学者将他们界定为“酋邦”。

所以汉武帝即位之初的东亚世界,不是一个均质的整体,完全是多政治体并立的局面。每个地方里的人,都天然地从自己所在的位置出发,去想象这个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于是在同一片天空下,形成多个“我的世界”交叠的局面。

南越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南越君主赵佗,本为真定人,今天的河北正定,和赵云是同乡。他在秦末割据岭南,按兵不动,坐观中原逐鹿。他的孙子赵眜继位后自称文帝。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现在就陈列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院。赵佗本人和汉朝使者有过一番趣味盎然的对话。高祖的使者陆贾到,他先客气地问:“我跟萧何、曹参、韩信相比,哪个更贤?”使者答道:“大王更贤,他们不过是裂土封侯罢了。”赵佗更进一步:“那我跟皇帝相比呢?”遇到这个涉及“国家尊严”的问题,使者当然正色回答:“皇帝起于丰沛,讨暴秦,灭强楚,平定天下;大王区区数十万人马,盘踞山海之间,不过汉朝一郡之地,怎么能跟皇帝相比!”赵佗不恼,反而哈哈大笑:“我只不过是不在中原起兵罢了,假使我起于中原,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

赵佗先比汉之将相,再比汉之皇帝。他的问法其实与滇王无异。汉朝使节在出访周边的过程中,“汉孰与我大”之类的问题绝不只发生过一次两次。只是赵佗来自中原,知晓能够代秦而起的汉不会比秦小,所以便不去比较“汉”与“我”,而是转去比较具体的人了。一张张从自己脚下展开的心灵地图,驱使着他们提出这些问题。

“华夏”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张心灵地图的起点。周人营建洛邑,何尊铭文里铸着“宅兹中国”四个字,声明住在名为“中国”的地方。印加王族征战安第斯山,定都库斯科,这个名字同样是“中心”(或者说“肚脐”)的意思。古代朝鲜人在明朝人所绘舆图的基础上改绘一张天下舆图,大明还在正中央,朝鲜紧贴着大明,但朝鲜半岛被放大到完全失真,画出了半个大陆的气势。不是中心,就做一个次中心,反正不是彻底的边缘。

那么,那些从来都被视作边缘的人民呢?那些比“西南夷”更边缘的世界呢?

加拿大东北部南安普敦岛上有一个小半岛,住着一群爱斯基摩人。在我们的眼中,这是地球的极边之地。人文地理专家请他们把世世代代居住的半岛画成地图。贝尔半岛的爱斯基摩人们画出来的半岛,比实际大了数倍。在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心灵地图里,越亲近的东西越会被放大。从来没有人觉得自己天生属于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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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半岛爱斯基摩人的心灵地图

还有更加朴素的例子。小红书上有位博主展示自己孩子画的世界地图,图中有自己居住的上饶,画得很大,然后是北京、上海、中国,接着标出韩国、日本。日本旁边还注着“小日本”,再标俄罗斯、白俄罗〔斯〕,还留了两块不小的区域写上“南美洲”。看来,南美洲在小朋友的心灵地图里位置独特。而上饶,江西省的一个地级市,在这幅图里是一片比肩中国、韩国、南美洲的土地。没有人教他这么画,但上饶就是他的“坝子”和“库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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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的“世界地图”

我们如何想象自己居住的土地,如何给它在世界上定位,都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族群性或人性的一部分。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滇王如此,夜郎侯如此,赵佗如此,长安的皇帝如此,画地图的小孩也如此。以自身为中心发问,从他们的立场看,完全无可厚非。夜郎问了一个任何人站在他的坝子里都会问的问题。其实,赵佗称王前还是秦朝龙川县令,刘邦不过区区亭长。以二人的身份而言,赵佗为何不能在心中以刘邦自况?

回看汉武帝即位之前的东亚,对当时生活在华夏“边缘”的人群而言,加入汉朝、成为华夏的一员,本质上是众多身份选项中的一种。他们对汉朝的认知模糊而疏离,说不清汉朝在哪个方位。对他们而言,“汉朝”的意象可能更多地意味着来自蜀地的珍品,比如酱、布和竹杖。甚至,“蜀”可能是那个包罗“西南夷”的长程贸易网络的真正中心。

随着历史推进,他们可以选择的空间渐渐缩小。汉武帝之后,南越消失,滇人臣服,夜郎臣服。所有“我的世界”,被并进一个以长安为中心的世界。滇人开始成为华夏,所以他们的传说里可能认下了庄蹻这位来自楚地的祖先。不能拿后来的结果,去倒推当时的人必然会选择成为“华夏”。秦汉王朝以降的广袤疆域与统一认同,是一步一步极其复杂又极其曲折的历史过程造就的。搁置一种中心主义的视角,反而可能将这些看得更加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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