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揭晓，索耳凭《伶仃世》摘得首奖。
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现场，索耳
五部决选作品里，它是最厚的一部，二十六万字，也是唯一在书末附了参考文献的一部，书目有十页；样章阶段它就拿过“鲤·伏笔计划”的首奖。
索耳一九九二年生于广东湛江，在雷州半岛长大，十七岁离乡，在北京漂过几年，如今住回广州。此前他出过一部长篇《伐木之夜》（二〇二〇）和一本小说集《非亲非故》（二〇二三），都离不开粤西，也都不长；二〇二六年三月新星出版社推出的《伶仃世》是他第一部大书。护封上印着书里的一段话：“福建话是圣音，潮州话是妙音，客话及粤音是玉音……更是妈祖和大伯公钦定的语言，若对这些神明讲国语，他们如何听得懂？斩鸡头、烧黄纸时，地下的祖先又如何听得懂？”这段话在小说里有主人，也有场合：一九二〇年代末，槟城的跛脚船商章公坐在戏院里看一个南来的歌舞团唱国语歌，他听说大陆在推广国语，南洋的华校里“五岁幼童不学祖宗土话”，于是在心里说了这番话。出版方把它从章公的腹诽里抽出来，当作语言宣言。问题也从这里来：一部给普通话读者看的长篇，凭什么说自己是在对神明讲土音？
序曲与尾声是第一人称的“我”追记阿嬷之死。“我”小名翠，做过七八年记者，粤西乡下人。阿嬷晚年痴呆，话只讲给护工阿真听，有一日说“将有什么天外来客前来打救她，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又要向很远的地方飞去”。阿爸说，阿嬷的失语早在发病之前，某一刻她觉得这辈子该讲的话已经讲完，“把舌头吞进腹内，封存，之后同我们讲话时，已是用那条隐形的舌头”。细叔说某位祖先造过一艘番石榴形的飞艇，开着它四处救人；六舅公，阿嬷的弟弟，当过十年海南知青的中学语文教师，说那位祖先还“打救过一个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就是康有为。“我”把六舅公的口述录下来，“把自己当作不称职的转述者”，写成了中间的四章；序曲里讲到一半的康有为，要等到尾声才讲完。
四章是四个时空。
一九二三至一九四二年的槟城，章公先后遇上湖南来的歌舞团当家、女海盗、伍连德和郁达夫，日军兵临城下，众人不敢先动，他第一个领了日本旗回去插满门窗，其他人才跟着效仿。
一九五六年的珠江口，水上少年十五和他姓钟的阿妈赶上水上人（疍民）上岸之年，众人把一条病鱼当作“水马骝”捞上岸分食。
一九七五年西贡陷落前后，堤岸（西贡的华人区）华文学校的一对旧日死党英与珠，一个挤上四百多人的难民船从海上走，一个跟着教化学的黄老师从陆路北上，走进广西的苗寨。
越战中的西贡（现胡志明市）堤岸区
一九九八年的深圳，湖北打工仔李超明失眠，捡到一张湖南人杨宇成的暂住证，和三个伙伴凑钱买一个汉堡合啃。四章不靠一条连续的家谱串起来，靠的是物件、人名和母题的回声。评委说它“熔于一炉”，又在数它：初名单评语数出“六个故事”，决名单评语讲的是中间的“四个”。
数的是故事，读者听见的却是另一样东西：每换一章，口音就换一条。
说那段“圣音”的人是章公，这一点要紧。他本名章芳伯，三十岁后做了商会龙头，人称章公，心里却知道“他一世人只得一个真名，便是‘跛脚章’”。他对国语的态度，书里有一句：“这方面他自认是落伍老叟，国语在别处是国语，国语在槟城，则应是福建话、潮州话、客话或粤音”。
散场前全场合唱，“章公不得不跟着人群起立，支着残腿，翕动嘴唇，其实他粒声不出，众人的声似风已压倒他”。梵语戏剧里，国王和身份高的男子讲梵语，女人、仆役和丑角讲俗语；章公把这个秩序倒了过来，俗语是神的语言，国语是戏院里众人的合唱。这是一个南洋华商的保守主义，带着残疾人的自卫。索耳把自己写方言的理由放进一个落伍老叟嘴里，等于预先承认了这个理由的不合时宜。他有资格承认，因为他自己走过相反的路。《伐木之夜》的叙述者是个回乡看荔枝园的大学毕业生，以“外地人”自居，回到县城就觉得“周围嘈杂的本地方言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到《非亲非故》，索耳在后记里说，“想抵抗‘标准语’，要用方言，但南方方言不好直接入文，于是想到‘曲线救国’，借印欧语系的从句，再造句法”。
到《伶仃世》，方言成了圣音。三本书是一条上升线：嫌弃，绕路，然后是神坛。写到神坛的人记得前两站，所以让章公粒声不出。
四章换四条舌头，这是这本书最实在的结构。
第一章的底子是闽南话，粘合剂是文言：厝、囝仔、散赤人、魔神仔，章公劈女校后面的鬼竹林，“劈歹物仔、魔神仔，劈散赤人、衰尾道人”。
第二章粤语口语接管，对白不加引号，人物开口几乎全用“讲”字。
第三章在粤语底下叠了潮汕话和越南语：英讲白话，同船的秀明婶是潮汕人，“两人既非一个语言系统，猪嘴圆鸭嘴扁”，要靠越南话说话；珠在苗寨跟下放的研究者老周学苗语，老周教她“忘记自己的话，学他们的话”，“你要有一条婴儿般活泼的舌头”。
第四章是工厂里各省舌头的“N重奏”。《非亲非故》的后记已经把南方定义为“无数舌头碰撞出来的元音和辅音”，《伶仃世》把这句话做成了结构。
索耳说过，“世”字在粤语里更像指一代人或这辈子；“一世人”这个词在书里出现了十来次。四章是四个时代，四条舌头。长篇是否成立，是围绕这本书的中心争议，首奖不会让它平息，豆瓣一则高赞短评说“不是长篇。是几个中篇故事连起来的”。论情节，这确实是四个中篇。这本书的回答在情节之外：它让每一章换一条舌头，让读者凭耳朵把四章连起来，人物关系帮不上忙。
评论者谈得多的是槟城和堤岸两章，珠江口这一章少有人停下来，它却是舌头真正唱出来的一章。十五要跟渔业大队的机船去捞水马骝，阿妈“连鞋都未着”，追到埠头喊他下船。陈老队长唱一句“家家有条深水滘，水干水大两头流，大缆打缆拦不住水，仔继母业揸船头”，阿妈“即刻张口还一句”：“仔是阿妹身上肉，飞到天涯嫌不够，几远应记肚脐旧疤口，不可为娘日夜痛心头。”“调越唱越高，机船的发动机响声压不住。”唱完她扎进水里追船，“后背似猛地变得宽大……仿佛生出鱼鳍”，一时竟与船齐头并进，“众人定定望，逐渐忘记出声”，直到那台“简单、直肚肠、铁板一块的机器”一步步拉开距离，“她慢下来，越来越小”。这是全书里少有的一幕：土音压过了机器。章公在国语合唱里粒声不出，阿妈在埠头越唱越高，两幕相隔近三十年，隔着一个南海。
一九九八年的深圳没有人唱歌。李超明只有“一条再普通不过的湖北舌头”，“再普通不过”，差一个字就是普通话。全书的枢纽句就在这一章：厂里的人穿上蓝工装“千万分身合为一体”，下了工“又分裂成散装的无数”，“广东话、福建话、四川话、湖北话、湖南话、江西话、陕西话、河南话，往往三两老乡成群，就成一支N重奏的队伍；若是一个人落单，反而发不出这声响，开口就只能是普通话了”。随后是一场错认。他拿捡来的证件进厂，隔三岔五当一阵杨宇成，在开水间撞上一个认识杨宇成的湖南女工，“杨宇成？湖南口音的三个字，连着蹦出来”，她端详他的脸，摇头说认错了人，目光落到他胸前的工牌上，看清了名字。一个冒来的名字，被三个带湖南口音的字叫出来，又被一张工牌钉住。这一章的语言也配合着他：第二章里人物开口几乎全是“讲”，到了这一章，引出对白的字主要换成了“说”；别的章里人讲“一世人”，这一章只有“一辈子”。
一九九八年是这本书里第一个没有圣音的时代。书名里的“伶仃”正文只出现三次，一次是伶仃洋的地名，另外两次在尾声，说康有为和黄麟“孤苦伶仃”；文天祥从头到尾没有被提起。伶仃的定义在第四章：落单到只剩普通话。
索耳的腔调一眼认得出：长句一气推到底，中途停下来开清单，方言词夹着文言词走，到了高潮换四字短语敲打。第四章写各省舌头，“陕西人的舌头硬过铜铁，弯起来就是一口大钟，字词就像和尚在里面撞钟；而湖南人讲话，舌头是机场跑道，声音借道上天”。这样的句子是这本书最特殊的地方，也是它最明显的裂缝所在：这条舌头是作者的，不是人物的。
索耳说过，对话里用“何解”代替“点解”，书里“何解”出现九次，“点解”一次不见；印在书上的方言，已经为普通话读者调配过。方言停在词汇，句法没有跟着换。章公劈竹林的那串“劈歹物仔、魔神仔”，深圳墙上小广告的“专业办证保真、开百家锁、疏通一切管道、私家侦探福尔摩斯专破婚外情”，是同一只手写出来的，只是换了名词。病根在这里：索耳的方言是叙述者的签名，不是人物的口音。它在章公和十五身上最成立，因为闽南的厝与水上的乜都是那两个人自己的词；到了李超明，湖北的“伢”和“蛮”只有一层皮，底下的句子和槟城那一章是同一副嗓子。正因为是一条舌头，四个互不相干的时空才听起来像一个人在讲古，而这正是序曲里说好的：这些故事是“我”据阿嬷和六舅公的讲古写成的，“把自己当作不称职的转述者”。妈祖听不听得见不知道，读者至少听出了同一个声音。
梁文道把这本书放进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的期待里，说他“闯入新天地”；豆瓣上一位香港读者却说它“没有马华文学那种生猛感”。两种说法都对，因为这本书的南洋是从唐山这一头望过去的南洋。
第一章的郁达夫是章公宴席上的客人，座中人恭维“郁先生要为南洋立传”，“只有章公莫出声，手动口动，嚼着盘里的槟榔仔，斜睨着郁先生”。黄锦树在〈死在南方〉里召唤的郁达夫，是一个留在南洋、代为死去又死不干净的中国作家的幽灵。索耳的郁达夫是一个南洋商人眼里路过的名人。马华作家的南洋是生在里面的人写的，索耳的方言世界则是一个离开了半岛、在北京住过几年的人回头重修的祖祠，香火很旺，神主牌是新刻的。同代人里最近的参照是林棹的《潮汐图》，一只广州巨蛙用粤语腔讲十九世纪，不过林棹是一只蛙从头讲到尾，索耳是四条舌头轮流上场。往上追，只追到《海上花列传》：韩邦庆让人物说苏白（苏州话），叙述用官话。索耳反过来，叙述也沾了土音，所以他比韩邦庆更需要一个普通话读者的耳朵，也更需要“何解”这样的让步。
回到对神明讲国语。全书最后二十三页交给了康有为：他在极北的岛上踩漏冰面跌伤了腿，那位乘飞艇而来、此后一直在他脑中说话的“上师”从此哑了；父女俩走出山谷时天边炸开一团光，后人说那可能是通古斯大爆炸的远影。一本为地下祖先写的书，最后一句却给了一个流亡的保皇党：“另外一片他想回又不能回的故土上，巨变才刚刚开始。”
康有为流亡期间与家人合影
阿嬷呢？她几乎从不在合影里，往事也不讲。这本书里的舌头一再被吞下去，序曲的阿嬷“把舌头吞进腹内，封存”，苗寨里的老仙娘“咬掉的舌头一齐吞入肚内，粒声不能出”。吞下去的舌头还在讲。《非亲非故》里的〈神游〉排练过这一幕：叙述者的表姐用方言给他痴呆的母亲催眠，他在一旁“第一次发觉我们的方言可以讲得这么轻柔”，母亲随即开口，“几时先开船呢？船底臭崩崩咁，受不住了”，讲的是外曾祖母当年去金山的船。在她那里，那条船一直没有开。
《伶仃世》的阿嬷痴呆后每日未等天光就在榻上坐起，跟一只谁也看不见的鸡讲话，忧心“翠也三十几岁的人了，不知等到几时才结婚”，而翠早已结了婚，她坐着轮椅去吃过喜酒。隐形的舌头，讲给隐形的鸡。圣音大概就是这样讲的：讲给看不见的听者，讲错了事实，讲的人认真。索耳把它说给了听不懂的人——我们——听；妈祖和祖先是否听见，他和他的叙述者一样，“终于是无法确切知道了”。合上书，留在耳边的只有珠江口那个没穿鞋的阿妈：她在水里追着机船，后背生出鱼鳍，一时竟与船齐头并进，然后慢下来，越来越小。每一代人的舌头都这样追过一程，追不上了，便一个一个落了单。索耳说下一部要写北方。到了北方，落单的那条舌头开口，会讲出哪一种话？
（本文作者曲洋，哈佛大学南亚研究暨比较文学系博士候选人。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