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我们无法亲历死亡，但又无人能置身事外。意识到“我存在”的“生”，便会意识到“我终将不在”的“死”，死亡意识与恐惧于焉萌生。死亡如墙，横亘在人与未来之间，墙后的未知或虚无令人战栗不已，只能在临终时留下匆匆难尽的絮语。“临终絮语”系列将与您共读这些絮语，并通过采访多位直视死亡的照护师与研究者思考死亡与临终关怀。死亡教育本质上是生命教育，最终是要回答如何活的问题。
人类学家袁长庚曾开了五年的通识课《理解死亡》，却坦言不算成功。他相信，发展的乐观一度遮蔽了生命脆弱的底色，而如今我们有必要让对死亡的探讨留在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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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1日，一架东航客机于广西坠落，夺走了机上132条生命。彼时37岁的人类学家袁长庚正在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担任助理教授，空难当晚，念及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他告诉妻子，自己将拟好遗嘱，之后每半年更新一次。同年，他从深圳移居昆明，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副教授，这也给他在南科大开设了五年的通识课《理解死亡》画上了句号。这门把“死亡”这一禁忌词汇搬上精英大学讲台的课程曾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他却坦言课程“失败了”、留下“无数遗憾”，因为它“没有形成一本成体系的书或是某些成型的论述”，“最后只能起点情感按摩的作用，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行动”。
袁长庚接受笔者采访时仍强调，自己并不希望把关于死亡的课程变成对灵性或玄学的探讨，他认为现代人面对死亡时要操心非常多具体的问题，而“死亡和临终在大多数时候是社会学问题”。最初，他曾想过把课程叫做《死亡社会学》并规划系统的学习，但等站上讲台，听课学生的状态以及他们对课程的理解改变了课程的气质，教学相长间这门课被打磨成一件共创的艺术作品。
袁长庚观察到，课程所吸引的学生有某些共同特质，他们在校园里过着一种如数学家王虹所说的“discouraged”（沮丧）的生活，觉得自己不那么受重视，有诸多不如意，但具体是什么自己也无法说清道明。袁长庚不奢望一门通识课就能令同学们感同身受、生死参透，只是“期待他们可以在真正踏上人生旅途前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准备无法万全，但是否开始准备有着质的区别”。
而这门课，以及对死亡、临终议题的关注，之于袁长庚也有着个人的意义。在他7岁那年，母亲因白血病去世，而年幼的他对死亡尚无知无觉，“别人哭自己也跟着哭，连悲伤都是被外界刺激出来的”。而等他开始想要弄明白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整个家庭却都在说要从悲痛中走出来，叮嘱他往前看，只有他的姥姥完全不顾及这个世界，想抹眼泪就抹眼泪，但周围人都觉得她很奇怪。这种时差感让儿时的袁长庚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却也成为了他成长为一名学者后最关切的知识对象之一，他说：“这或许是我迟来的哀悼，也是我处理丧失的一种方式。”
时隔四年，袁长庚已迈入不惑，而他的遗嘱仍是四年前写好的原样，“最近几年没发生什么新事，也就没啥可更新。我爱人知道遗嘱躺在书房哪个地方，如果有一天我发生不测，她随时可以打开”。对于死亡这一终局，他没有特别的恐惧或担心，他说：“在我有限的人生当中没那么多遗憾，难说有什么大成就，但也对得起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工作者，我留在世界上有限的东西会找到自己的读者、构成新的可能，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是。人到中年，如何与生命难以避免的下坡共处，如何设想有一天自己不再为这个世界所需要，又如何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安顿身心，反倒成了新的功课。”
或许正如《理解死亡》课程的英文名“Death & Dying”所提示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作为终点的死亡（death），还有迈向死亡的整条路途（dying），袁长庚说：“死亡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而我们都在过程性地处理各种问题，包括重组社会关系、重塑人生价值等等。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每天都处在临终状态，谁能百分百肯定地说，明天自己一定能醒来？”
以下为访谈实录。
生命底色重回视线
《将死亡带回生活》艺术展第四站最近在上海开幕，展览的学术顾问景军教授在开幕辞里写，“（展览）意在打破一种根深蒂固的禁忌”，也即“死亡”。袁老师您关注转型社会中死亡概念的重构，您觉得国人对于死亡的态度有哪些转变，现在还是一种禁忌吗？
袁长庚：很难谈中国人对死的整体性感受，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态度。古时候，国人对死亡也没有那么忌讳，笼统说中国文化的话，有时和死亡的关系堪称亲密。即便今天，有些地区的老人仍会为自己准备寿衣棺椁。但如果把语境限定在中国近几十年现代都市里的生活，我们对死亡确实是既回避也陌生。
您说中国文化和死亡有时亲密，那您会如何理解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
袁长庚：在现代汉语的语境里，这种表述时常让人觉得儒家文化在避谈死亡，但我觉得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其实我们对死亡的理解和处理取决于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处理，那就不是一种回避，而是一种先后顺序。史书也记载了孔子临终时梦到自己坐奠于两柱之间，七日而没。所以他也不必然回避死亡，只是强调谈生是谈死的前提条件。其实，不论东方、西方，有志于死亡教育的人都共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死亡教育本质上是生命教育，最终是要回答如何活的问题。
近年死亡的公共能见度似乎在提高，比如您的《理解死亡》课程与相关的媒体报道，又比如和死亡相关的艺术展、咖啡馆、体验馆等等。
袁长庚：你的观察很准确，我也有一样的感受。比如我的学生，他们对死亡问题的兴趣，甚至主动来谈论死亡，也是最近几年在增多。
其中一部分原因和年轻一代的心态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关。此前的二三十年里，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期，整个社会都是乐观的，大家都觉得日子可以一天天过得更好，而这种心态恰恰是回避死亡的文化之所以成立的前提。当下人们热议经济下行，意味着绝对昂扬向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生命的底色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人会变得脆弱、变得暗淡，人生到了高点后自然会下滑。不仅是死亡，其他诸如衰老、照护、去人类中心、跨物种、生态保护、生活美学革新等一连串议题，都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涌现。
我认为，这反而是常态的回归。之前那种过于乐观、意气风发的姿态里，带着一种对现代性本身的信心乃至盲信，如果把时间放长、视野放宽，这都是人类史上一个少见的状态。当这重滤镜褪去，年轻一代会想，我们有没有可能探讨一下如何理解生命失败的、下坡的、脆弱的暗面？
比起思考其他生命的暗面，开启死亡意识似乎还是更难一些？
袁长庚：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在具体的生命历程中激活死亡意识确实需要特定的契机，例如亲历身边人的死亡，或是见证地震、海啸、坠机等天灾人祸。因而，不论文学、艺术、哲学还是社会科学，思考者的任务就是为人们储备一些思想成果和必要的工具。死亡教育并没有标准答案，也不会教人如何洞穿死亡的一切，但当一个人要做重要的抉择，或是想要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时，死亡都是一个很好的支点——在离开人世时，你愿意留下什么？甚至，会为了什么主动赴死？
我在课上专题讨论过“牺牲”。我们很容易把倡导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课程理解成生活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自己，为了活得更健康长寿，为了能够不死。但当我们想到那些因公殉职的禁毒斗士、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就会明白，不论生或是死，都很难单独地确定其价值。当我们不再笼统地裁定健康活着是绝对的好，就能把生命的复杂性带回讨论的视域。
仅凭“真”无法解决价值问题
不论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还是心理学家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都断言死亡恐惧普遍存在。您也曾提过，对于死亡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在知识上完全覆盖它，因而无法靠理性一劳永逸地击败它。这是否意味着，当我们开启了死亡意识，情绪性的恐惧总会如影随形？
袁长庚：死亡恐惧有很多种，很多人怕的并非死亡那一刻，而是在迈向死亡时被逐步剥夺的感受——随着身体机能逐步下降，临终者越来越无法享受生命，越来越成为旁人的累赘，同时也愈发失去控制感和自主性。
我们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一样也有很多原因。首先，死亡绝对未知，我们从未听过任何从彼岸世界传回的消息，任何人都无法为死后去处找到确切的证据。有时候，这种绝对未知比疾病还要折磨，因为面对疾病我们尚且有病友的经验分享，还可以透过医疗手段和人文照护来缓解苦痛，但死亡却是一个绝对的黑箱，任何理性的目光都无法穿透它。
另外，死亡是对生命的终极否定。在死亡面前，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得不到任何可靠的保证。这也是为什么古时君王要在自己的墓穴里把一生的荣华富贵复刻一遍，他接受不了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终成镜花水月。
《当呼吸化为空气》，[美]保罗·卡拉尼什著，何雨珈译，猫头鹰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进入临终状态时毫无恐惧和顾忌的人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肯定还是少数。我常推荐《当呼吸化为空气》这本书。作者保罗·卡拉尼什是美国医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却在35岁时被确诊为四期肺癌，不到两年便离开人世。作者在书里诚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作为一名青年医生，他曾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在患癌之后，他重新阅读宗教著作，与妻子重新参与教会生活，并在直面疾病和死亡的过程中，重新思考信仰、爱与生命意义。其实，人到了这个阶段，陷入无助和不知所措是常见的状态。
也有人坚持生命是个物质过程，朱锐在《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以及埃里克·赖特在《一个社会学家的临终笔记》里，不约而同地认为，自己死后就是从有机体回归无机物，复归星尘。
袁长庚：2023年，著名画家黄永玉离世，享年99岁，他在遗嘱里强调，任何人都不准取回他的骨灰，就当作肥料回到大自然。我非常欣赏这种了不起的勇气，但如果希望大家都能以这种纯唯物的态度去直面生死，其实是一种奢望。人的自我意识与死亡恐惧息息相关，一个对生死特别敏感的人，往往也是对自我特别敏感的人，TA其实不太容易接受尘归尘、土归土，无法去想象自己幻化为原子、与光同尘。
我们常说“真、善、美”，“真”当然是支柱之一，但仅凭“真”无法解决价值问题。诗里写，“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如果用天文望远镜看到高清的月亮，实则土坑遍野、荒凉一片。倘若死亡之后不过一把火、一抔灰，人类就只能靠丰富的想象力来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至少不让恐惧走向极端。
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去证明某种宗教信仰或灵性皈依，艺术、美学、哲学里都承载着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当一个人开启了死亡意识，TA会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美学，它们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底色，就是帮助我们对抗死亡取消生命时所带来的虚无感。
真正的问题是，当下我们没有给临终和死亡问题留下足够多的探讨空间。随着AI和具身智能的勃发，又兴起了以技术征服疾病和死亡的思潮，我并不否认技术发展可能会极大缓解生理性苦痛，但因此再次乐观地遮蔽死亡问题就得不偿失。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形成了许多问题只要积累物质财富、提高技术手段就能迎刃而解的思维习惯，但我们必须正视死亡，让哲学、审美、价值、观念这些元素有机会也停留在讨论的中央。
现代人要操心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前面提到的朱锐和埃里克·赖特这两位学者在临终时以写作、对谈创造了一种从容赴死的可能方式。这种克服死亡恐惧的方法是否具有普适性？
袁长庚：知识分子如果在临终时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就是他们确实可以通过重新整理自己的生命叙事来克服迈向死亡过程中的无力感，在已然失序的生活中抓到一个支点。此前或许还想着如何评上教授、怎么写一本传世之作，但在死亡面前这一切都脱落了，反而让真正的哲学家状态得以浮现。
直面死亡来重塑自己，这其实也是在创造新的叙事，确实可以克服很多恐惧。不过，如你的举例，两位学者对生死的思考是高度明晰的，这就涉及到“able”（能力、能否）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在临终时更多处于慌乱的状态，无力完成如此清晰的表述。
那么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们留下的作品里有哪些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去借鉴？
袁长庚：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其借鉴意义比较有限。前面我们谈过，一个人开启死亡意识往往需要一个契机。平日里，只有那些对死亡已经有些意识，或是习惯有反思精神的人，才比较容易读得进这些作品。
更多时候，死亡其实是个社会学问题，每个人的死，都是与医疗、福利、法律、亲属等诸多制度漫长共处调适的过程。当一个人罹患重症绝症，TA首先会尝试求医问药，就涉及到医疗资源分配的问题；TA还要处理自己的工作、医保报销，和公司组织、福利制度打交道；临末，TA可能还得思考遗产、遗嘱等财务和法律问题……只有一切喧嚣褪去，TA才会停下去想意义、价值，去梳理自己的一生，去意识到并处理死亡恐惧。
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奢侈的状态。当我们谈这件事，往往脑海里构想的是一个有死亡意识、有过类似思考的人，独自在悬思这些问题。然而事实是，人在临终时会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情感交织的网络，死亡恐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现代人要操心非常多非常具体而微的问题，例如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如何处理？这对一些人或许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可能对另一些人则是兹事体大的要事。
对于这些死亡的社会学问题，我们又可以思考哪些社会学的解法？
袁长庚：以社会学谈论死亡，归根到底是在谈我们到底希望有怎样的社会支持，不论是社会关系、制度，还是照护意义上。以这两年讨论比较多的安宁疗护为例，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盈利的行业，那么，资源从何而来？谁来开展这种照护？国家和社会在这个行业上的关系如何平衡、如何理顺？
再举个例子。今年我和一个在北京做新式殡葬服务的朋友聊天，他提到想举办新型的告别仪式，但遇到了问题。如果有人想办一场非常私人、不循规蹈矩的温馨告别仪式，要去哪里呢？民政系统下的殡仪馆，给到家属举办追悼会的总时长就一个小时，虽然有一些定制的空间，但整体上设有很清晰的标准流程。而饭店、酒楼、会所等商业机构，也不会把场地租借给“不吉利”的丧葬仪式。这不是价值观是否做好准备的问题，而是关乎场地、空间、政策的社会资源分配问题。
《阳光小美女》电影海报
我在课上给同学放过电影《阳光小美女》，其中有个桥段，这家人在巡演中爷爷突然去世了，但他们不能把遗体装在车上到处跑，必须要把他先处理掉，这就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只是死亡，把任何一个话题变成讨论和思考的对象，都是多少有些奢侈的事情。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都市中生活的人，就像内嵌于一部精密运转的复杂机器之中，并没有太多余裕去把链条停下，盯着其中一颗齿轮，把它当作一个心灵哲学问题思考它为什么这么转。现代人的死亡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