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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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热衷于参加民间各种备战与民防训练研习活动。过程中，学员之间常会聊起自己为何想接受训练、学习技能，话题最终总会绕回同一个问题：
「战争真的来临的时候，我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对于一场尚未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战争，这个社会里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预设。有人笃定台海不会开战；有人认为一旦开战，台湾注定只有投降一途，做什么都是徒劳；但也有人相信，正因为结果无法确定，才更需要为那个「万一」预先做准备。
会走进民防场域的人，多半是最后这一种。医护与消防背景的学员自不待言，公车司机、物流从业者、机械技师、信息工程师，也都在课程里逐渐摸索出自己在战时可能扮演的角色；身为母亲的学员，反复推演着该如何带孩子逃难；养猫养狗的人，则为了该怎么把牠们一起带走而辗转难眠。这群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因为同一个尚未发生的可能，被聚在同一间教室里，彼此交换着各自对「万一」的想像。
没有人真心期待战争降临。但如果那一刻终究到来，你会怎么做？
乌克兰人在2022年2月24日遭受俄罗斯攻击时，就直接面对了这个问题。比起妻子奥克萨娜事前做了各种准备，乌克兰记者阿尔特姆・查派（Artem Chapeye）在战争来临前，并没有想太多。尽管他深知自己身处「火药桶」上，心里却怀着逃兵的想像。然而，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查派却做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决定：离开家人，参军入伍，到前线打仗。
查派之前从来没想过打仗，他是个左派，也是和平主义者，翻译过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主张非暴力抵抗；他是公开的男性女性主义者，对传统性别分工感到厌恶。这些意识形态与身分，构成了他自以为的「本质」。然而，当基辅的公寓墙壁开始震动，当「黑暗」（查派用来称呼侵略者的词）开始吞噬日常，那些立场标签突然变得轻飘飘。经过一番思索，他将照顾儿子的责任留给妻子，自己从军去，并在投入战争两年多后，写下《普通人不会揹着机关枪：一位父亲、丈夫、前和平主义者对战争的思考》。
与其他俄乌战争的书写与纪录不同，《普通人不会揹着机关枪》并不是一本着眼于呈现战争残酷的作品，也没有高歌乌克兰的团结抗敌。字里行间，尽是查派对这场战争的思索，以及他作为个人如何面对战争的辩证过程。这本书最精采之处在于，查派以战前的价值信念与黑暗的战时现实正面碰撞。他没有让俄罗斯与战争摧毁他原有的价值观，而是诚实地观察、记录自己的信念在战争过程中是如何一点一滴被改写的。
从入伍开始，查派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决定：在他看来，眼前这股阴郁的邪恶显而易见，他有责任去抵抗它，但每当他想到自己留下的家人，他又「饱受内疚的折磨」。没有民族意识的他甚至在入伍后，生平第一次为乌克兰国歌而落泪。这段时期，他必须不断调和自己的观点与周遭的现实，而战前他所坚持的立场──他的女性主义信念、他过去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钦佩（如今这些人却对俄罗斯的立场暧昧不明）、他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又该如何与战后的现实共存？正是这种毫不回避的思辨性，让这本书读来格外精采。
年轻时就受到哲学影响的查派，在全书的开头抛出一个命题，而这个命题几乎成了整本书的议论内核：如果他生在1940年代，身处在纳粹占领的法国，作为母亲唯一的孩子，应该怎么做？留在母亲身边，还是加入反抗运动？
「我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是什么。也只有在做出攸关存在的抉择之后，我才会变成后来的我。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哲学命题，贯穿全书的起头与结尾。查派把它从图书馆带到逃难的路途上、征兵报到处、深夜辗转难眠的枕头上，诚实地查看自己如何从一个「抽象的反战主义者」，变成一个真的揹起机关枪的人。所谓抽象的反战主义者，是不必面对生死存亡、可以自由进行理论思索的人所享有的特权──就像一个不需要吃饭的人，宣称自己是严格素食者。然而，坦若你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这样的特权便会瞬间消失。
《普通人不会揹着机关枪》并不着眼于呈现战争的残酷，而是把「攸关生存的抉择」这件事，从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落实成一连串具体到近乎难堪的生活细节：刮胡子时能不能直视镜中的自己，孩子该交由谁照顾，以及自己是否有勇气走到征兵处门口。
正因为这些细节如此贴近生活、如此实际，无一不激发我们思考：如果台海有一天真的走到那一步，我们每一个人，会不会也得在某个极其琐碎、极其私人的时刻，做出同样攸关生存的决定？
台湾社会对于台海战争，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与立场──我想即使是现在的乌克兰也是如此。然而，不管是在网络上主张「保卫家园」，或是主张「台湾不需要被卷入」，在这个时刻看来，都不过是高谈阔论，因为我们付出的成本近乎为零。而《普通人不会揹着机关枪》提醒我们的是：一旦那个时刻真正到来，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你只能依照你当下是谁──你的家庭处境、你的身体条件、你手边拥有的资源与人脉──去行动，而那个行动，回过头来才会定义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能为自己做的准备，或许不是先想好一套漂亮的立场，而是诚实地认清自己此刻拥有什么样的选择条件。
当然，也有人自恃优渥的条件，逃避兵役，安稳地享受他人在前线牺牲性命所换来的保护。对这样的「选择」，查派在书中采取的是批判的立场。也因此，他花了不少篇幅谈「愧疚」──查派决定上战场的缘由，并非「对抗敌人」的悲壮召唤，而是出于一种愧疚感。逃难途中，他借宿某个农家，见到一位老农夫被征召入伍，而那位从都市返乡的儿子却不断躲藏、逃避当兵。他不愿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就在战争的第一天，我已经清楚看到，跟其他时候一样，重担得落在普通人和弱势身上。」
他毫不掩饰地指出，真正承担战争重担的，往往是收入不丰的农村居民，而不是像他这样的都市专业白领；那些以文化战线、信息战线为由拒服兵役的「特殊人士」，还悠然自得地安处于「被保护」的姿态，令他愤愤不平。
查派在书中以「西班牙式羞耻」一词，描述乌克兰里里外外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当别人做了令人蒙羞的事，你却替他感到羞耻。这种羞耻贯穿全书：对逃难的人如此，对逃避兵役的人如此，对被分配到相对安全单位的人如此，甚至对眼见同袍牺牲、自己却幸存下来的人，同样如此。
而这种羞愧，有时候并不公平。一位带着孩子仓皇逃离战火的女子说，自己并没有逃难的计划，却被迫困在国外，只因为她有小孩，「你只能做你不得不做的事，就这样，你根本没有选择。」查派因此进一步厘清了自己抛出的存在主义命题：早在攸关存在的选择之前，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性别、出生的年代、出生的地方所决定。
而这正是这是全书伦理立场最诚实的地方：它没有把「拿起武器，活出自己」美化成人人可及的英雄主义叙事，反而勇于承认──连「选择的资格」本身，都被无数偶然条件事先分配掉了。
因此，书中另一条我认为值得单独拉出来谈的线索，是女性面对战争时的「无法选择」。身为乌克兰「也许最知名的男性女性主义者之一」，查派却在战争中亲眼看着「黑暗者那股阴间的力量」，把最传统的性别分工重新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男人上战场，女人照顾孩子。他的妻子奥克萨娜必须带着两个孩子逃往异国，独自重建生活。这就像书中几位女性所说的，她们没有选择。
但我不认为这意味着女性在战争中的选择比较不重要，或比较不「攸关存在」。恰恰相反，书中也写到，乌克兰有许多女性自愿从军，人数甚至超过查派身边多数中间派男性朋友的想像；也有像奥克萨娜这样，选择留下来独自扛起孩子的全部生活，并且持续以社会学者的身分，研究成千上万同样被迫成为单亲妈妈的女性，如何在异乡自我重建。这两种选择，同样需要面对赤裸裸的存在抉择，只是社会习惯把「上战场」看作唯一值得歌颂的版本，却很少正视「独自把孩子活着带到安全的地方，并且在往后漫长的、没有丈夫在身边的日子里撑起一个家」，同样是一场旷日持久、看不到终点的战斗。
就如同查派所写，在战争到来之前，奥克萨娜早已默默做好了准备。而我所参与的民防训练与研习中，无数女性──无论单身或已为人母──也都积极备战，只为了能够自我保护，乃至保护家人与邻里。因此，如果台海真的有一天走到那一步，我认为我们最该避免的，是不假思索地把「保家卫国」窄化成一种只属于男性、只发生在战场上的叙事，而让女性的选择被简化成「照顾孩子」或「等待救援」，仿佛那不需要勇气，也不构成任何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抉择。
查派这本书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更诚实的提醒：不管性别，每个人手边拥有的选择条件本来就不平等，但这不代表谁的选择比较轻省，谁的存在抉择比较不算数。
自始至终，查派都不断强调：一旦那个攸关存在的时刻真正降临，你终究要面对赤裸裸的抉择本身，而抉择的方式，会回过头来定义你将成为谁。他写道，「你的行动会改变你，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
就连国家在面对「攸关生存的抉择」时，也会改变国家与国民对自己的认知。与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查派原本以为乌克兰很快就会落败，他甚至随身带着护照，准备随时逃离。然而，乌克兰却远比他，也远比世人想像得撑得更久。查派认为，乌克兰之所以没有落败，正是因为数十万名乌克兰人在这个攸关存在的问题上，做出了和他一样的选择。而也正因为如此，乌克兰非但没有沦陷，甚至还脱胎换骨──查派说，这个攸关生存的抉择，不只决定了个人的命运，还决定了各个层级的共同体将走向何方。
「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识已有改变，而且还在继续改变。」
这也让人不禁思考，曾经为了防止战争而与中国交好的台湾，以及现在为了防御战争而发展抵抗叙事的台湾，在自我认知上，存在着何等巨大的歧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与态度，在根本上，其实也决定了我们各自的自我叙事与国族认同。
除此之外，和一般描写战争惨烈的书不同的是，《普通人不会揹着机关枪》花了大篇幅琢磨前线战士的身分与故事，这或许正是书名想指出的──将入侵前（「普通人」）与入侵后（「揹起机关枪」）并置，呼应了查派自身经历的对比：它让原本活在日常里的人们，被迫直面战争的残酷，却又在这种非日常的状态里，努力寻找日常的记忆。
这是我自己读这本书中最喜欢的部分。查派在书中细致地描述那些投入战场的工人、农民、弱势、知识分子的样貌与血肉，谈他们战前的经历与战时的日常，而这些人即使面对战争残酷也不会高谈阔论，只是不断想念着家人，想着战争结束后回到自己的菜园与日常生活。
查派用近乎温柔的笔触写这些人，并不断反省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身分。像他这样拥有声量的记者、知识分子，往往是受到注意的特殊人士，但查派认为他们只是少数──乌克兰的大多数，一直是没有人代表、没有人看见、没有属于自己声音的普通人。他希望「让被迫扛下重担的人被看见」。
我想起前阵子汉光演习结束后，接受教召的退伍军人在网络上记录自己的想法与经验，也读到外国媒体报导澎湖修车厂老板签下战时协助修理军车的协议、里长动员邻里参与训练的种种画面。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战争的后果虽是由无数普通人所承受，但真正能够抵抗战争无情后果的，也正是无数个普通人。
作为同样身处在「火药桶」上的台湾人，读这本书不免有各种思绪与感慨，我想，查派用两年多的战争纪录提醒我们的是：
我们此刻所持有的任何立场──不管是反战或备战──都尚未经过真正的检验。直到那个攸关存在的时刻真正降临，而我们得做出选择的那一刻，或许才是定义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社会的时刻。
（编按：本文由麦田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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