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1906年9月25日-1975年8月9日）是二十世纪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包含十五部交响曲、十五首弦乐四重奏，以及数量众多的室内乐、歌剧、影视与剧场音乐。同时，他漫长的创作生涯又始终与苏联的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在这些岁月里，他既获得了显赫的声名，也曾数次遭到公开批判。
在周围人的记忆里，肖斯塔科维奇留下的印记往往截然不同。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曾在信件中这样描述他眼中那位内在冲突剧烈的肖斯塔科维奇：“他身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他身上，一种品质抹杀了另一种品质。这是程度最剧烈的冲突。几乎是一场灾难。”而在音乐学者米哈伊尔·德鲁斯金的回忆里，青年时期的幽默感和兴高采烈也存在于肖斯塔科维奇复杂的性格当中：“他善于发现可笑之处，常能在别人毫不留意的地方看出荒诞。他天生有着丰富的幽默感……幽默与兴高采烈的情绪，在肖斯塔科维奇身上有时带着少年般的大胆，无疑表明他生命力旺盛，对生活兴味盎然。”
肖斯塔科维奇
围绕着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些记忆仿佛一首复调作品，构成了大众走近他的切口和触点。本文将通过几本不同视角的书籍，来探索这位伟大作曲家的生平与音乐：所罗门·伏尔科夫编著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劳雷尔·法伊（Laurel E. Fay）的Shostakovich: A Life，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汇编的口述史Shostakovich: A Life Remembered，伊萨克·格利克曼编选的《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以及温迪·莱瑟（Wendy Lesser）的Music for Silenced Voices: Shostakovich and His Fifteen Quartets。它们各自照亮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面，也影响着读者将如何去聆听和理解他的音乐。
充满争议的口述史
所罗门·伏尔科夫编著的《见证》于1979年首先以英译本出版，此时距肖斯塔科维奇去世仅过去四年。编者声称，这部著作是他依据与晚年肖斯塔科维奇的谈话整理而成的回忆录，谈话材料经他整理后，由作曲家分别签字。《见证》的文本以一种连贯的私人内心独白的形式呈现，以肖斯塔科维奇第一人称不断展开回忆、人物评说与历史见闻。
《见证》，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
这本书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在此之前，他于1947年创作的《祖国之诗》或是稍后的《森林之歌》，都在官方语境下获得了肯定与推广。而《见证》的横空出世，迅速打破了长久以来附着在肖斯塔科维奇身上的公共肖像，它所呈现的私人声音，为公众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官方形象的叙述。
彼时，《见证》所具有的文本力量，往往先于音乐本身在音乐爱好者的圈内发挥了作用。《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的中文译者在《书后》一篇中回忆自己早年读《见证》时写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品，与其说是在读一本苏联作曲家的回忆录，不如说是在了解俄罗斯的一段历史，一段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这样具体的阅读瞬间里，人物的文字明确地先于声音经验，引导读者带着对这番心路历程的想象，转过头去聆听那些未曾触碰的乐谱。此后，《见证》所勾勒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物形象甚至延伸到了文学领域，在2016年出版的小说《时间的噪音》中，作者朱利安·巴恩斯将《见证》当作一种“私人日记”运用在自己的虚构文学创作中。
然而，在《见证》获得了极大影响力的同时，围绕它的学术审视与争论从未停止。美国音乐学者、传记作者劳雷尔·法伊是最重要的质疑者之一。她在为肖斯塔科维奇撰写的传记导言中承认，《见证》打破了原有的公共外壳，也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兴趣。但她提出，伏尔科夫没有充分说明手稿的具体性质。文本是否忠实呈现了原始内容？书中的声音是否只呈现了肖斯塔科维奇一个人？这是否是他会认可出版的最终形式？这些疑问依然存在。法伊进一步指出，即便真实性没有疑问，肖斯塔科维奇的晚年回忆仍须用可核查的证据进行逐项检验。
当《见证》的第一人称叙述无法提供定论时，寻找真实的时间线、旁人的记忆以及私人通信，便成为了意犹未尽的听众继续认识这位作曲家的途径。
真实的档案、同行记忆与信件
带着对《见证》文本的质疑，劳雷尔·法伊在2000年出版了她撰写的传记Shostakovich: A Life。她在其中使用了当时的报刊、演出节目单、评论、人事文件、会议记录、书信和日记作为素材，并用这些同期留下的材料互相核对，试着重建当事人尚不知道后来结局时的生活，也谨慎检验事后的回忆。对读者而言，这种写法能够让我们在不必熟知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和音乐专业知识的前提下，顺着时间和事件的脉络走进他的真实处境。
这些材料串联起了一条肖斯塔科维奇的生平时间线：少年时期入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凭借《第一交响曲》在早期获得声名；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问世之初大获成功，作曲家曾设想继续写一组以女性为中心的歌剧，但到了1936年，作品遭公开批判，他的处境突变；在战争中作曲家持续创作，第七交响曲成为公共作品；1948年再次受批；晚年疾病中依然坚持创作至1970年代。
Shostakovich: A Lif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将法伊的时间线与《见证》中的回忆并置，我们会发现不同文本对同一历史时刻给出了不同视角的映照。针对1936年的外界批判，在《见证》的晚年回望中，那篇批判文章“改变了我的一生”。而在法伊建立的时间线里，事实是具体排列的：1月26日斯大林观看了演出，1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社论。批判发生后，肖斯塔科维奇依然履行了既定演出安排，并收集了相关剪报。
法伊的档案还展露了肖斯塔科维奇在公共层面的一些具体行动，让读者看到了作曲家除了被动承受批判之外，在具体境况下更加主动地为他人采取行动的一面。1955年9月13日，肖斯塔科维奇致信检察官，为戏剧家梅耶荷德的艺术成就、爱国心和贡献作了申辩。同年11月26日，梅耶荷德获得平反。
伊丽莎白·威尔逊的Shostakovich: A Life Remembered汇入了亲友、同行、学生及其他交往者的口述，也保留了彼此未必一致的回忆。威尔逊是一位大提琴家，1964年至1971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罗斯特罗波维奇；她曾在苏联生活，也参加过一些肖斯塔科维奇作品的首演。她与肖斯塔科维奇之间并无亲密的私人友谊，但她广泛访问了同时代人，把不同人的回忆编成了一部记录性传记。
威尔逊收入书中的一段爱迪生·杰尼索夫回忆，记录了他与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次事与愿违的交往。作为较年轻的同行，杰尼索夫在此前的交往中，从肖斯塔科维奇的态度里产生了期待，以为自己的作品《印加人的太阳》会得到这位前辈的支持。可当作品真正被审议并演奏时，肖斯塔科维奇不仅没有给予公开支持，反而出人意料地给出了严厉的批评。这种巨大的落差让杰尼索夫感到十分惊讶与失望。事后，杰尼索夫当面追问原因。肖斯塔科维奇承认：“唉，你知道，爱迪生，我走进大厅，头一个看见的就是瓦西里·库哈尔斯基；你知道，我害怕了。”面对这个带有怯意的回答，杰尼索夫在回忆中坦言，他认为这算是一个诚实的回答。威尔逊保留了对这件事情的完整记述，让读者看到肖斯塔科维奇在他人经验里的真实模样。
Shostakovich: A Life Remembered，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伊萨克·格利克曼编选的《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则将读者拉入了更为私密的日常通信之中，它收录了肖斯塔科维奇写于1941至1974年的近三百封信件。格利克曼是肖斯塔科维奇相交多年的朋友，也是这批信件的收信人与编者。由于肖斯塔科维奇不保存来信，早期信件又在列宁格勒围困中丢失，现存书信里听不到收信人的同期回音，格利克曼在书中加入了前言和事后注释。
在1966年3月的两封信中，肖斯塔科维奇祝贺格利克曼搬入新居，事无巨细地关照新住处的生活条件，并把通讯簿里老友自1946年以来的所有旧地址一一写出。这些琐碎日常中流露出的温暖语气，让我们得以窥见肖斯塔科维奇在部分生命时光里的生活状态与心路历程。在谈论日常之外，肖斯塔科维奇有时也会与友人谈论自己的创作。 在1960年7月19日的信件中，肖斯塔科维奇谈到了《第八弦乐四重奏》意外的创作过程，并将这首四重奏视为自己的悼念之作。1974年8月23日的信谈及了米开朗琪罗诗歌套曲，提到了“智慧、爱情、创作、死亡和永生”，这是他对一组晚年作品题材和选诗的说明。这些后半生的信件，让我们看到了肖斯塔科维奇面对病痛折磨时的乐观抗争与依然旺盛的生命力。
法伊用真实的行动档案串联起的人生线、威尔逊保留的同行记忆、格利克曼所收录的信件，让肖斯塔科维奇的面貌在读者的心中变得更加清晰和具体。
《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焦东建、董茉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在聆听音乐中重新辨认声音
前四本书带领我们走进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生平与叙述，而温迪·莱瑟于2011年出版的Music for Silenced Voices: Shostakovich and His Fifteen Quartets，则将目光重新拉回了音乐与聆听本身。莱瑟是文化评论者、《三便士评论》（The Threepenny Review）的编辑，并不是职业音乐家。在这本书中，她以肖斯塔科维奇的十五首弦乐四重奏为线索，穿插介绍了作曲家的生平、演奏者访谈与作者个人的聆听体验。
Music for Silenced Voices: Shostakovich and His Fifteen Quartets，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在探讨肖斯塔科维奇《第八弦乐四重奏》时，莱瑟选用了音乐学者戴维·范宁（David Fanning）的一段话作为题引。范宁指出，作曲家的自传生平和社会经历，对于理解音乐“从何而来”也许至关重要；但如果想知道音乐“走向何处”——如何进入聆听者的内心生活——就必须转向艺术塑造的过程。莱瑟写道：“对我而言——我想，对许多其他热心的听众也一样——肖斯塔科维奇本人的声音，在他的十五首弦乐四重奏中最为清晰可闻。但我的感受不够敏锐，又不是音乐家，因此只得倒过来，先从生平入手，再去接近音乐。了解了一些生平之后，我才听见四重奏中那些一直存在的东西。”
在谈论《第四弦乐四重奏》时，莱瑟分享了自己的聆听经验：“对我而言，进入《第四四重奏》的途径……是那个美丽动人得异乎寻常的第二乐章，小行板。要让这个小行板发挥应有的效果，演奏者必须小心取得平衡：既传达内心生活的私密性，又通过歌唱般的音乐与人沟通。”在聆听《第十五弦乐四重奏》时，她注意到不同声音以各自的方式和音区加入，像一场由不同声音参与、围绕死亡展开的谈话。她引导听众去留意这种张力，感受演奏者如何在幽微分寸间寻找立足点。
在建立文字与音乐的连结时，莱瑟对自己作为评论者的身份保持着清醒的自觉。她坦诚地写道：“我想，最初把我引向这些四重奏的，是我能感到有一个声音通过它们对我说话……但音乐当然不是那样运作的，尤其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这样复杂而含义多面的音乐。”她明白，评论者容易陷入误以为掌握了“唯一正确解释”的陷阱。
读者借由这些不同视角的书籍，游走在记忆的复调中，与其说是为了寻找一幅最终的肖斯塔科维奇肖像，不如说是为了拥抱他生命中的多面与复杂。正因为彼此并不完全重合，这些书才可以相互提醒、相互校正。阅读暂告一段落时，我们能做的是合上书本，带着这些复调的记忆，再去聆听肖斯塔科维奇创造的声音。
（章方思琪，上海克卿合唱团女高音，音乐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