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墙外的中文互联网上，有一种职业叫”中南海听床师”。这是很不客气的讽刺：在有关中共领导人健康等问题上，有些人分不清猜想、传言和事实，传播谣言来满足自己的期待；有些人则故意真假混杂，吸引观众。
这种喧闹让人忽略了一点：领导人的衰老、疾病和治疗，以及对这些信息的处理，从来都是严肃的政治课题。一些学者从生物史学（biohistory）的视角审视：疾病不是私人事务，而是可能重塑历史的公共风险。
下周一（10月26日）开幕的中共五中全会，将审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定。外界普遍预期，习近平将在明年二十一大开启第四个任期。他的身体健康于是再次成为话题。
一个七十多岁男人的健康隐患：吸烟、超重、不爱运动、好饮？
一些公开的场面受到媒体关注。
2024年12月在澳门，习近平走下舷梯时紧握彭丽媛的手，一些海外中文媒体解读为需要搀扶，中国官媒则称颂夫妻恩爱。今年8月在比什凯克，央视报道剪掉了他走下舷梯的画面。
9月在新德里，习近平临时缺席了金砖峰会的晚宴，由王毅代为出席。《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他身体不适。
9月23日，习近平抵达华盛顿时，英国《独立报》并非抒情地写道，他一手扶栏杆，一手紧握妻子，慢慢走下飞机。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这些迹象”都构不成诊断”，也”没有证据表明他重病或中风”；但”没有争议的是，习近平带有七十多岁男人的普通风险因素”。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韦德宁（Dennis Wilder）描述习近平终身吸烟、超重、不爱运动而且好饮。韦德宁说，中国前外长秦刚曾对他说，习近平”喜欢喝酒”，秦刚与习近平在长途飞行中同饮茅台，关系日渐密切，”他们会喝得酩酊大醉”。
不得不说，外界的一些猜想来自北京的讳莫如深。新德里同一场峰会前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也因健康原因减少日程，他的办公室直接说明，医疗团队建议他休养。北京则什么也没说。
疾病影响权力：身体还行，头脑不灵
领导人生病，民主国家也会隐瞒。威尔逊总统中风后，白宫长期隐瞒病情的严重程度。但精神科医生波斯特（Jerrold Post）和政治学者罗宾斯（Robert Robins）在《当疾病击倒领袖》中考察了一百多个案例，结论是：”民主宪政国家比独裁政权更善于处理继承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民主精神，不如说是因为伴随民主的制度。”专制体制的失灵，可以从三个层次看。
第一，医学上，衰老让人用过去看现在。衰老不必是疾病，却会改变判断。两位作者统计，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下台时平均76岁，平均执政27年，”这不是稳定的数据，而是停滞的数据”。
作者写道，老人在危机中容易”用过去看现在”，回到让自己在壮年时成功的办法。1989年东德人出逃，昂纳克（Erich Honecker）想起的是自己当年用柏林墙堵住难民潮。在作者看来，同一年邓小平看到广场上的学生，想起的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在老人们主导下，官方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书中写邓小平的一节，开头引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条标语，”小平小平，八十高龄，身体还行，头脑不灵……”
作者还引用了当时流传的笑话：一群八十岁的人，在告诉一群七十岁的人，哪些六十岁的人该退休了。
第二，信息上，没有自由媒体，病情只能变成谣言。在威权社会，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领导人的疾病或失能很少被报道。勃列日涅夫晚年以及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任期间，老年疾病让苏联的内外政策”实际上陷入停顿”。
西方媒体当时就有报道，”苏联公众却几乎完全被蒙在鼓里”。作者认为，有独立新闻传统的自由社会，”比封闭体制更有条件监督和评估领导人的能力”。
第三，制度上，越专制，领袖的疾病影响越致命。“在一个等级森严、高度威权的体制里，领袖的疾病实际上等于对国家斩首。”1989年7月14日，昂纳克在布加勒斯特出席华约会议时病倒，直到9月25日才回到工作岗位。那个夏天，东欧的民主浪潮蔓延到东德，政府因领袖缺席而瘫痪。两位作者认为：”领袖越专制，他的缺席就越能够被感受到。”
突尼斯开国总统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的例子更像一面镜子。他曾宣布任满即退，1974年却接受了”终身总统”的头衔。他病了二十年。书中援引一位部长的话：哪怕措辞最谨慎的异议，也可能激怒他，”危及他的健康”；而他病中缺席时，谁擅自做决定，又可能被撤职。
1987年11月7日，本·阿里凭一份医疗报告，援引宪法第57条宣布布尔吉巴”完全无力履行总统职责”，接管了政权。据书中记载，出具报告的医生应内部要求作出判定，并没有为布尔吉巴本人做检查。
波斯特和罗宾斯把这些情形归结为”被俘的国王与被俘的宫廷”：在封闭社会里，失去权力可能意味着死亡，试图节制领袖的温和者被逐出，换上顺从者，国王与宫廷”谁都不信任谁，但谁都需要对方才能活下去”。
权力影响健康：最好的医疗，最坏的病人
中南海的掌权者享受着最高等级的医疗保健。但这些书里反复出现的，恰恰是医疗条件最好的人得到最坏的治疗。在专制体制下，权力至少从三个方面危害掌权者自己的健康。
第一，恐惧取代医学。欧文（David Owen）在《疾病与权力》中写道，1950年起，斯大林下令逮捕一批犹太医生，制造了”医生案”，他多年的保健医生维诺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也成了”敌人”。此后他厌恶医生，让并非医生的亲信给他发药片和药水。1953年他中风倒下，身边惊恐的高层下令不叫医生，整整十二个小时，没有一个医生来看他。波斯特和罗宾斯写道，在一个”以杀害对手为手段的政治体制”里，内部的医疗系统会和军队、秘密警察一样成为危险的来源，所以领袖往往按政治忠诚挑选医生。斯大林”严密看守自己的药品，害怕被下毒”。
第二，保密取代治疗。波斯特称之为”医学—政治悖论”：接受最佳治疗可能在政治上致命，让医疗服从政治可能在医学上致命。在民主国家，这个悖论的代价是输掉一次选举；在失去权力可能意味着失去性命的地方，代价要高得多。
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不信任自己的医生，辗转法国、瑞士、德国和美国求诊，又自行服药，成了”一座行走的药房”，许多症状很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官方公报则一再说他是”着凉””感冒””疲劳”，或者去法国做”牙科治疗”。伊朗国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患癌多年，外界不曾知晓。
第三，权力改变心智。欧文提出”傲慢综合征”（hubris syndrome）：权力本身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智，让他过度自信、蔑视意见、行为脱离现实。
去年9月3日，在北京阅兵当天，习近平和普京并肩走向天安门城楼，聊起了长寿。没有关掉的麦克风录下了这段对话，经央视直播画面传了出去。
习近平说：”以前，人们很少能活到70岁，但现在70岁了你还是个孩子。”普京通过翻译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地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习近平说：”有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可以活到150岁。”普京事后证实了这段对话。
器官移植可以挽救器官衰竭病人的生命，但没有证据表明，靠不断更换器官能让人越活越年轻、活到150岁，人的大脑也无法替换。
如果说这场对话真实反映了两位独裁者的健康观念，那么这也是权力改变心智的一个例证。
欧文强调，”傲慢综合征””通常随着在位时间延长而加重”。民主国家用内阁、议会和媒体防备这种领袖，任期限制是最后一道闸门。2018年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关于个人健康的决定。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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