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安徽合肥解放电影院有人跳楼。孩子们跑过去看，人已经抬走了，泥地上留下两个坑，是从四楼砸下来的。七岁的严歌苓记住的却是另一样东西：从楼上飘下来很多漂亮的糖纸。跳楼的是一对老夫妻，大概在楼顶把配给里所有的甜食都吃掉了。后来她每次经过那里，一起风，还会有糖纸飘下来。
“那么苦的时候，生命最后一刻尝一点甜的东西。”主持人袁莉这样接了一句。严歌苓的回答是：“我感觉他们化蝶了，那个糖纸不断的飘。”
严歌苓与查建英都生于1959年，文革开始那年都七岁，父母都被打倒。六十年后两人都成了作家，而她们记得的文革不是运动的名目与文件，是糖纸、席子、被踩死的蚕，和母亲被按下去的头。不明白播客把她们放在一起谈的正是这一层：在为数不多的文革讲述者里男性占了大多数，女性在那十年看到了什么、触摸到了什么，很少被听到。
自尽是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
袁莉在节目里读了严歌苓写过的一句话：“自尽是我那单调的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这不是修辞。在此之前她连死人都没见过，此后“突然之间就说哪哪儿有人跳楼了”。
查建英家住北京社科院的宿舍楼。她说文革第一年，前面那栋楼夜里在斗一个老学者，喊叫声把她吵醒，她趴在卧室窗户上看，看到楼下火光熊熊地在烧书。后面九号楼有一对爱吵架的夫妻，妻子从窗户往下扔过锅碗，有一天她自己跳了下去。查建英对这件事保留了判断：不知道具体是因为被迫害、受不了，还是夫妻关系本来就不好，“在那种时候人是非常脆弱的”。
再一次是在上学路上。“她躺在路边还没被抬走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人就盖了一个席子。”围了一圈小孩，一个小男孩把席子挑开看了一眼，是个女的死在那里，胳膊摔断了。查建英说，当时大家都是很小的小孩。
严歌苓亲眼看见的那一次，人还活着。与她家亲近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外面围了很多人，有人喊先救她。“红卫兵说先说出来，我们再救。”让她交代的，好像是过去与国民党军官有过关系。最后人被抬走，很快就死了。多年后流传的说法是尸体被验过、看体内有没有发报机；严歌苓说这是她后来才听说的，也许是后人杜撰——“一般的常识看，胃里有发报机是不可能的。”
半夜敲门的人里有母亲的下级
查建英家被抄是1967年的一个夜晚。“虽然我很不愿意回想那天晚上，但是那个夜晚好多的细节无比的清晰。”晚饭后大概半夜，一群人梆梆敲门，等不及开门就要破门而入。她认出其中有母亲的下级，“完全一个不一样的嘴脸”——从前是要巴结母亲的人，此刻是领人来抄家的造反派头子。
父亲高个子，比较镇静，叫他不动就不动。母亲是武汉人，个子小、性子倔，还想反抗一下，于是被推、被打，头被摁下去。查建英记得，“我妈妈居然还喊毛主席万岁”——意思是我不是反革命——声音完全被盖住。抄到半夜，来人各自回去。一夜之间，父母成了牛鬼蛇神。
严歌苓家被抄了一次又一次，天花板都被捅开，看上面藏没藏东西。她印象最深的不是丢了什么。外婆帮她养的蚕被扔在地上，人从上面走来走去，“所有的蚕被踩死，地上留下一汪一汪的水”。她说：“我印象里对他们的仇恨最最深的，就是他们就非常蔑视生命。”所有记忆经过抽象、发酵与蒸馏，抄家最后剩下的就是这样一个践踏生命的画面。
阳台上的两条标语
查建英家门内外是两个世界。造反派夜里用最大的排刷在一楼两边的阳台上刷标语：一边打倒叛徒某某某，是她父亲；一边打倒右派某某某，是她母亲。名字上还画着大大的叉子，很多年都没消失。同学往阳台上扔粪便，路上拿石头砸她。
罪名的来历要许多年后才拼得起来。父亲是清华外文系学生，也是清华地下党的领导，别人都不知道；离家出走时在江苏参加新四军游击队，被抓过两次，一次日本人一次国民党，两次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由家里花钱赎出。这成了他后来的罪名。母亲是右派，反右期间被极亲密的朋友打小报告，说她私下有反党言论，此后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查建英出生时，父亲已在郊区喂猪喂马，母亲在北京一家灯泡厂劳动。
被堵在路口挨砖头挨得多了，有一天她回家就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记得父亲用道理跟她讲：“我是叛徒，但是我背叛的是我的地主家庭。”
严歌苓家的应对是另一种。奶奶先在炉子边烧书，凡是给父亲签过名的名人的书都烧掉，好掐断关系；后来她把父亲所有的书用报纸包上，玻璃柜贴一张写着日子的大封条，来人一看已经封了，就没再折腾。父亲住在牛棚，十来个人一个大通铺，早上不洗脸不刷牙，先去大门口站成一排喊“我有罪”“我该死”。罪名是抽象的，比如“黑笔杆”，戴在袖子上。严歌苓十二岁去考文工团，父亲陪她去：“我爸每次就让我先进去，然后他就把那个袖章悄悄取下来，放在口袋里”，看完考试再戴上回牛棚。袁莉说，这就像犹太人的标记。严歌苓说，敢摘下来是大罪。
再见毛主席
查建英同父异母的哥哥查建国是人大附中的学生，也是文革最初那批狂热的红卫兵。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本来轮不到，后来出身不好的人自己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他戴上红袖章，在学校里很积极。查建英说他和父亲当年一样，是个 true believer，不是投机，“他是真的”。1968年第一批响应上山下乡，他去了内蒙。
母亲送他到火车站，他根本不看母亲，“就好像他妈是陌生人一样”，只留下一句“再见毛主席”。这一去二十一年。查建英说这种事不只发生在红卫兵身上：她奶奶死在劳改中，大热天住一间小屋，泻肚不止；包括作为长子的父亲在内，那些“参加革命”的儿女，竟没有一个回去送葬。“革命使得普通中国人多么深厚的家庭传统亲情全部打碎。人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严歌苓接了一句：人性的异化。
严歌苓没有把话停在谴责上。她说自己家离狂热分子比较远，而像查建国那样的人真的相信牺牲与吃苦能换来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这些人她非常佩服。她恨的是另一种：“我恨的就是那些心里特明白，然后装糊涂，还搞事儿的人。”
那不就好了吗
严歌苓的父亲是个怀疑派。他年轻时反的是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做过学生领袖，去过新四军和朝鲜前线；据她描述，他第一次彻底醒悟不该参加这个政权，是因为发现1959年开始的大饥饿。此后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几乎每次都差一点被打成右派，一辈子的写作全被耽误。
第一次听父亲讲领导人的坏话，是她转述江青说女兵也要漂亮一点、明年要发裙子。父亲的回答是：“她这个老妖婆今天这么说，明儿那么说。”她当时的感觉是被打了一闷棍。两年后的1973、1974年，她又对父亲说：“毛主席生病了，他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呀？”父亲说：“那不就好了吗？”查建英在旁边评了一句：“你爸真够反动的。”
这句玩笑里有真实的差别。查建英说自己父母从来没跟她这样讲过话；父亲的政治觉醒很晚，直到晚年他仍觉得是共产党里面出了坏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好的。毛泽东去世时，“谁只要不哭，谁就是反革命”。她记得放哀乐时一个女生突然倒下去被抬出去，她后来认定那是装的；而她自己的父母“不仅不悲痛，他们好像还到阳台上去窃窃私语”——高兴是看得出来的，但一句不合适的话都没有对孩子说过。
把地狱想象成天堂
节目录到后半段，话题转到今天：有年轻人把毛时代和文革想象成一个更平等、更有理想、不那么卷的时代。严歌苓的回答很直接：那时凭票购物，肥皂、味精、草纸各有各的票；当兵的小孩没吃的，唯一不凭票买的糖是元宵馅，她们把信封裁掉一半装进去塞在军装里当零食，很快军装就被老鼠咬烂。袁莉补上另一半：那是平等的穷，同时还有一个普通人看不到的特权层。严歌苓说，原来的省长之流被打倒，革委会主任“像王洪文之流”成了新的特权阶级。
查建英把话推到机制上。她和严歌苓都出生在大饥荒年间，父母浮肿，母亲买不到奶粉。而今天的想象从何而来，她的答案是：“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有两大法宝——暴力和谎言。”文革当中普遍暴力化，不光军队，所有人都在武斗；而谎言的机器从未停止，文革之后很快就把文革的真相封杀了。她说现在很多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前程，在家里什么都不讲，“所以真相早已经没有了”。这一代人的处境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连互联网也救不了，因为有防火墙。她的结论是，说他们对文革的想象是错误的都不准确，“他差不多能把地狱想象成天堂”。
严歌苓提出一个具体的东西：做一个网上的文革纪念馆，谁有怀疑，可以翻墙出来看。她拿德国和犹太人的反思做参照，同时指出这里不一样：“那是两个族群之间，一个族群把另外一个族群杀了。我们这是自个人杀自个人。”查建英则数了一遍已经消失的书与影像——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田壮壮的《蓝风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吴文光的《我的1966》，胡杰的纪录片。她提到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而参与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出来作证。她给出的判断是：“沉默，就从上到下的标准。”
在这期节目的开头，严歌苓说过一句话，放在这些书与纪念馆的位置上，才看得出它的意思：“这是自己人杀自己人。我们这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么多人性中不堪的东西。我们怎么能不写啊！”写下来的那些，如今大多只能在境外出版。糖纸还在飘，只是不落在它落下的那个国家。
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12期
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12期《文革60周年丨严歌苓、查建英：文革就是中国人的大屠杀》，节目2026年5月16日播出，文字稿2026年5月25日发布：https://bumingbai.net/2026/05/25/ep-212-text/ 。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陈述、回忆与判断属其本人；涉及第三方的严重指控未经独立核实，亦未取得涉事方或涉事机关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