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被指煽动颠覆案，8 月 21 日裁决，不认罪的李卓人和邹幸彤，因本案已还押近五年。案中，支联会叫喊超过 30 年的口号「结束一党专政」，被控方指控等同「结束共产党领导」、推翻破坏国家根本制度，是煽动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不过辩方反驳，「结束一党专政」只是要求结束不合法的「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不等同结束共产党领导，被告对中共无敌意、没颠覆意图，控方亦未能提出支联会鼓吹人用什么行动「结束一党专政」。
到底控方指控是什么？辩方如何反驳？庭上又是如何处理中国宪法、及六四等议题的争议？裁决前夕，《集志社》整理 24 日审讯中的九项关键内容和争议。
支联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及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8 月 21 日将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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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的检控基础是什么？
法庭应如何诠释中国宪法？
如何处理六四等政治议题？是非曲直是否相关？
「结束一党专政」等于「结束共产党领导」？等于「推翻、破坏国家根本制度」？
被告有否煽动人用「非法手段」？控方如何确立被告用「非法手段」？
被告有否煽动颠覆意图？
是否明知「结束一党专政」违法？
「结束一党专政」是否受言论自由保障？
煽惑人违反内地法律是否违国安法？
控方的检控基础是什么？
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及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他们在香港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作出「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推翻、破坏中国宪法确立的中国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当中，控方将「非法手段」定义为「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违反中国宪法（特别是第一条和序言）」，将所谓「违反中国宪法」的手段视为「非法」。
指控的核心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之一「结束一党专政」。控方指支联会以「所谓民主或六四事件之名」、配合针对国家的负面内容，鼓吹传扬「结束一党专政」主张，虽然没明确或详细计划，但该主张的「自然和合理效果」，就是要「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
控方指控核心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之一「结束一党专政」，指等如结束共产党领导。
控方的逻辑是，中国宪法第一条在 2018 年修订后订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不存在任何合法手段」结束。因此被告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必然是煽动以违反中国宪法的「非法手段」来颠覆国家政权。
不过，这个检控基础于中段陈词被法庭驳回。法官认为议题事关重大、影响深远，但控方陈词「流于表面」，未提供足够分析和典籍、无传召专家作供，不会考虑。法庭只会考虑控方的第二个检控基础，就是即使有合法手段结束中共领导，支联会实质上不是倡议修宪，而是煽动人以不合法手段推翻共产党领导地位。
法庭应如何诠释中国宪法？
案中控罪元素涉及中国宪法，法庭应如何理解、应用有关条文成为关键。本案未有传召任何中国宪法专家作供，邹幸彤指宪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香港法庭无权诠释，加上香港律师和法官受普通法训练、欠相关知识，在没有专家证据、控辩双方无共识下，法庭甚至不应从字面理解宪法条文。
控方同意香港法庭无权诠释宪法，但指条文字眼非常清晰，可按字面理解、应用，无需专家证供协助。李卓人一方亦认为法庭可按字面理解，但若控方有超出字面意思的陈词，便须有专家证供协助，否则不应接纳。
法官最终裁定，宪法中能直接适用香港并与案相关的条文，包括控方依赖的序言及第一条等，法庭可按字面意思及上文下理，理解其明显意义作断案根据，但不能依赖字面以外的含义。
控罪元素涉及中国宪法，控方并未传召作供，法官裁定可按字面意思及上文下理理解其明显意义。
如何处理六四等政治议题？是非曲直是否相关？
支联会被控，六四等政治议题无可避免进入法庭。控方于开案陈词表明，本案非政治审讯，不涉审理任何关于民主、六四、对国家批评、历史、政治制度优劣的议题，而国家宪法是否如被告所说符合民主、抑或如其所指的负面内容等等，「根本与案无关，法庭无须处理」。
不过，控方同时指控，被告利用相关时事命题煽动，透过负面内容激起对政权的憎恨，以加强煽动效果，又透过六四集会和纪念馆等传扬「结束一党专政」。法官一度笑言，控方是指支联会「挂羊头卖狗肉」，不过控方否认，指「我哋冇话佢啲嘢系假」、亦「可以系真」，重点是利用相关事件引发仇视中共，达致推翻共产党领导。
控方指控被告利用时事议题煽动，又利用「六四纪念馆」等传扬主张。
控方的说法遭辩方否认。李卓人说，支联会的行动都是就具体发生的事件作抗议，如刘晓波判囚、刘霞被软禁、709 大抓捕、李旺阳被自杀，并非假借民主之名抹黑。邹幸彤强调六四是真实发生的事，非生安白造、抹黑政府，六四集会的重心在悼念，而纪念馆是为保存和传播真相，被指为鼓吹纲领而成立是本末倒置：「六四从来唔系被我哋利用去煽动『结束一党专政』嘅工具⋯佢系人命、系鲜血、系政府要面对嘅罪行，不是可以被利用嘅工具。」
而当邹幸彤传召证人作供，欲讲述六四发生的事时，法官多番打断制止，强调不判断六四的是非曲直。邹反驳，控方指控被告抹黑造谣，因此需要基本事实判断指控是否属实，如确立支联会讲事实、要求有理有据，便属言论自由的范围。不过法官重申，法庭无从判断是否真实，强调此案不是审六四、而是有否犯《国安法》，「唔会畀你用呢个机会做政治宣传」。
不能谈政治、但控方又以政治推论被告意图。李卓人一方结案时提到，若法庭不处理相关议题、无法判断批评是否有道理，便不应得出被告是利用相关议题抹黑或令人憎恨中共的结论。
邹幸彤强调六四是真实发生的事，指六四「系人命、系鲜血」，不是可以被利用嘅工具。
「结束一党专政」等于「结束共产党领导」？等于「推翻、破坏国家根本制度」？
控方指控核心，基本上是一串等式：「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共产党领导」＝「推翻、破坏国家根本制度」。被告承认坚持「结束一党专政」，但反对是等于「结束共产党领导」。
李卓人解释，支联会期望结束专政、而非共产党领导，而专政与民主对立，「结束一党专政」是希望人民享有基本权利、建立公民社会，有讨论民主的基础，再交由人民决定共产党是否继续领导，「共产党系唔系领导唔系我哋讲，系人民讲」。他又引历任国家领导人的言论支持说法，如毛泽东曾承诺建国后不搞一党专政、赵紫阳指共产党不能垄断执政。
李卓人作供时引述历任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如毛泽东曾承诺建国后不搞一党专政、赵紫阳指共产党不能垄断执政。
邹幸彤指「一党专政」是指权力结构、「共产党领导」是指某集团实权，两者概念不同、不可比，「结束一党专政」是要求还政于民、结束党大于法的状态，不是等于「结束共产党领导」，而是等于「建设民主中国」。
控方曾质疑被告提「结束一党专政」，就是要求政党轮替、「改朝换代」。不过两人重申，主张是由人民决定共产党是否执政，民主制度下政党轮替属寻常。
而即使「结束一党专政」等同「结束共产党领导」，辩方亦反对等同「推翻、破坏」国家根本制度。辩方指「推翻」有打倒、用武力、不正常方式等剧烈改变秩序的意思，而「结束」不涉打倒之意；支联会 30 年来是滴水穿石推动人权、单纯提倡口号没具体行动，不可称为「推翻」。而「破坏」具恶意，但支联会讲求事实、行使公民权利，即使伤害共产党领导地位，亦不构成「破坏」。
辩方亦质疑共产党领导是国家根本制度的说法。邹幸彤指宪法字面上无赋予共产党任何实权，控方指共产党主导一切，只是反映政治现实。而国家根本制度只有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并可包含各种元素，而诠释宪法时要考虑立国根本原则，不能单从字面得到。她认为法庭既已限制只能字面理解宪法，便无法得出控方解读是否正确；而若宪法根本原则是民主宪政，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不可能违宪。
邹幸彤、李卓人一方多次指出，控方一直未有提出，支联会鼓吹人用什么行动以「结束一党专政」。
被告有否煽动人用「非法手段」？控方如何确立被告用「非法手段」？
控方检控基础，是支联会并非倡议修宪，而是煽动人用「非法手段」推翻共产党领导。「非法手段」是案中重要控罪元素，辩方指这是案情的「致命伤」，因控方一直未能提出，支联会鼓吹人用什么行动以「结束一党专政」。
李卓人作供指支持「结束一党专政」，但不会叫人付诸行动，「我哋唔会话你做啲嘢结束一党专政啦」，叫人付诸实行的都是具体行动，如签名要求释放刘晓波、寄圣诞卡予在囚人士。邹幸彤亦指，六四集会、纪念馆、人权倡议等工作，本身已有其内在目的和意义，是实践五大纲领而非煽惑他人做任何事。李卓人一方结案指，支联会是支援、教育角色，又指如支联会真有煽动人做具体行动就「真系好失败」，因 30 年来无论多少人参与集会游行，香港并无任何一件事，是按支联会推动而实行以达致结束一党专政。
邹幸彤又强调，一党专政是权力结构、非某政党统治，只能以民主与法治手段结束，普通人只能以迂回方式，如证据收集保存、公众教育充权、舆论施压等，尝试自下而上打破垄断。她引述何俊仁的文章〈如何结束一党专政〉，提到三途径包括领导者自我改革、暴力革命、民间和平抗争，而支联会拒绝暴力革命，多年来是和平抗争，举例曾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交报告，提及内地人权问题、予中国政府的多项建议，皆是呼吁用法治、法律结束一党专政，「主张贼仔要还返佢偷咗嘅嘢，但冇主张过要扑湿个贼仔去抢返𠮶样嘢返嚟」。
邹幸彤曾传召家庭主妇岑丽芳作麻，她供述曾以市民身分参与六四烛光集会和五月底游行，目的是悼念死者。
控方另质疑，被告从无提过修宪；不过李卓人及邹幸彤表示，支持包括修宪的民主运动，支联会对《零八宪章》的支持亦反映期望合法修宪。
就控方指，被告倡「结束一党专政」的「自然合理效果」是推翻共产党领导，邹幸彤反驳指摆街站等行动，自然合理效果就是叫人去集会，不会因过程提及「结束一党专政」，而变成鼓励人做「唔知系乜但又违宪兼结束到一党专政嘅行为」。而她传召的市民证人，同样供称多年来参与集会是想悼念死者，而非因认同五大纲领而做甚么事；李卓人一方则指，香港市民「唔系傻」，不同意港人对「结束一党专政」理解必然与控方一样。
针对控方将「非法手段」定义为「违宪手段」，李卓人及邹幸彤强调，宪法是制约政府而非人民，不认为普通人可违宪。辩方批评控方是「循环论证」，定义违反宪法第一条是非法手段、又指颠覆目标「结束共产党领导」是违反宪法第一条，即以「违宪」同时证明目标和手段，等同指被告「以违反《国安法》 22 条嘅手段违反《国安法》22 条」。
被告有否煽动颠覆意图？
控方在此案要证明「双重意图」，即被告除意图煽动人做颠覆行为、亦要有意图煽动颠覆。控方以被告对共产党怀敌意，推论他们具颠覆意图；辩方否认，强调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而非颠覆。
李卓人接受盘问时，同意认为中共是独裁政权、打压人民、扼杀民主，但不同意对中共怀极大敌意，说「我心中无敌意，只有爱」，指自己的批评是基于对人民的爱，希望共产党能改革、令人民得到应有权利，自言「绝对爱国」，望国家民主、富强、自由，人民有好的未来；辩方强调控方无证据李卓人是「口不对心」。
邹幸彤重申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是颠覆不合法的党专政，要求向当权者问责、「还政于民」，指现时指控「等于我哋而家作为国家主人，叫一个贼仔要还嘢，反而畀个贼仔话我哋系抢劫」。法官曾问，她是否将中共置于敌对，她说不会用「敌人」字眼：「学刘晓波先生话斋，我们没有敌人，我哋反抗嘅系个制度。」
邹幸彤指不会用「敌人」字眼形容中共，引述刘晓波指「我们没有敌人，我哋反抗嘅系个制度。」
是否明知「结束一党专政」违法？
控方指控被告在《国安法》生效后，明知「结束一党专政」违法仍坚持，辩方一概否认。李卓人指，当时「相信自己系完全唔会违法」，指 30 多年来均无人指「结束一党专政」有问题，《国安法》后亦无任何人或警方指该口号违反《国安法》、或以危害国安为由禁制支联会运作，2021 年六四集会也是以疫情、而非国安为由禁止。
邹幸彤承认支联会曾讨论如何应对《国安法》，但认为「争取民主唔可能犯法」、风险亦「冇得避」，最后结论共识是坚持五大纲领。法官指，即当时他们意识到有法律风险，邹不同意，指认为法律上没有犯法、而是有政治风险，认为《国安法》或用作政治打压的工具。
邹幸彤承认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曾讨论如何应对，最终共识是坚持五大纲领。
「结束一党专政」是否受言论自由保障？
控方认为言论自由不是绝对，被告鼓吹「结束一党专政」，意图煽动受众颠覆政权，已超越人权保障的界线。
李卓人一方指，中国宪法 41 条保障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包括共产党作出批评的权利，而支联会从无呼吁人以任何手段、包括非法手段结束专政，纯粹喊口号、提出政治要求，应受言论自由保障。邹幸彤亦指，在尊重言论自由的社会，倡议政改、批评政府行事等正常不过、亦有必要，而涉案言论是要限制和监察权力，不受政府欢迎，法庭要警惕政府对言论无限上纲。
法庭上曾讨论，被告支持刘晓波及其发起的《零八宪章》，支援人做在内地可能招惹刑责行为，是否涉及颠覆罪中的「非法手段」。
煽惑人违反内地法律是否违国安法？
李卓人和邹幸彤作供时，提及支持刘晓波等发起的《零八宪章》。法官关注相关人士在内地被定罪判监，被告是否支援人做在内地可能招惹刑责的行为，又指颠覆罪中的「非法手段」是指在香港或内地非法，宜留待陈词处理。
不过，李卓人一方质疑，控方检控基础是违反宪法，从无提过「违反国内刑法」是非法手段，而非法手段应只涉香港法律，被告是否煽惑人用违反内地刑法的手段推动修宪，不应成为本案议题。控方亦澄清，「非法手段」只针对违反中国宪法、而非刑法，而煽动行为要在香港发生，被告要在香港发出煽动讯息、受众为香港人、在香港接收，只需证明受众接收煽惑讯息，即使无做出被煽惑行为都可证明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