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全集》编纂始末

顾忠华╱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

　 　　

——总体而言，《韦伯全集》的完成，标志着韦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文本的历史性、概念的生成性以及理论的开放性，成为内核关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的终结。相反地，随着新材料的出现与新问题的提出，韦伯思想仍将持续被重新诠释。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全集》的完成，更像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

Friedrich Lenger[1]

一、《韦伯全集》由构想到实现

2012年，笔者曾撰写〈《韦伯全集》的编纂工作〉一文，写道：「『韦伯文件中心主任』Dr. Ay估计，这份编纂工作希望不超过15到20年」。[2]但是，若从巴伐利亚科学院最初发想的1975年起算，经过1984年首卷出版，直至2020年最后一册出版，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总共花费了45年时间，如Wolfgang Schluchter形容，是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最重要的学术编纂工程之一。[3]

最终完成的《韦伯全集》共有47册，若包含「分册」则有54册，可谓卷帙浩繁，甚至专家们都可能迷失在有如迷宫般的文献数据中。对照〈《韦伯全集》的编纂工作〉文后所附，根据2012年12月公布「《韦伯全集》总目录」的内容，最终呈现全貌的《韦伯全集》变动不少，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第一，就「论文及演讲稿」（第一卷）部分，其序号及出版内容进行了大幅调整。I/1至I/5不变，但将方法论及宗教社会学系列著作提前到I/6至I/13；《经济与社会》各主题分别成为I/14到I/19的作品；接着是I/20：经济史、I/21：一般经济史（1919–1920年讲义）、I/22：政治作为志业／学术作为志业、I/23：重建中的德国之议会与政府、I/24：宗教社会学论文集、I/25：科学方法论论文集。原2012年目录中的若干论文，皆被整并到不同的全集版本中。

其次，「讲义与讲课笔记」（第三卷）亦有重新组织，除了III/1和III/3维持原标题外，此部分由原先7册共增加到11册，标题则改为III/4：社会经济学、III/5：农业史、III/6：经济政策、III/7：国家社会学、III/8：社会学（一般社会学）、III/9：宗教社会学、III/10：支配社会学、III/11：法律社会学。简单来说，在编辑委员会「滚动式」的考量下，《韦伯全集》的目录不断修正，而在2020年出版《应用国民经济学》（Prak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MWG III/2）后，终于告一段落，所有参与规划与运行的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4]

回溯起来，早在1974年于卡塞尔（Kassel）举行的第17届德国社会学大会开幕演说中，Rainer Lepsius即主张，与其对「价值命题」（Wertpostulaten）加以戏剧化——亦即对于社会学角色和立场争论不休——不如依循韦伯的传统，重新奠定社会学的基础；这可透过「发展范畴体系、建构理论、扩展研究方法，并且——最重要的是——将这些知识获取的工具应用于对具体社会事实的分析」来实现。[5] Lepsius教授之所以会有编纂《韦伯全集》的构想，其来有自。1973/74年间，韦伯研究专家即已组成了《韦伯全集》编辑委员会，由Lepsius教授担任运行编辑。该计划获得巴伐利亚邦政府的支持，在巴伐利亚科学院设立了固定的编辑与工作处，编辑工作本身除了在慕尼黑外，也分散在其他工作地点进行，主要包括海德堡和杜塞道夫。特别是由Wolfgang Mommsen设立的杜塞道夫编辑处，负责在全球系统性地搜索与编辑相关的材料。编辑工作过程中，除了保存和转录现存的手稿，以及寻找新的报纸和杂志文章外，还在「书信」部分找到并编辑处理了超过3500封信件或类似信件的信函。[6]

二、《韦伯全集》的重要效应

以下笔者汇整《韦伯全集》出版后，不同学者对于全集编纂过程以及其学术研究效应作过的介绍和评论，进行重点归纳，以便读者创建对于《韦伯全集》的整体印象，或可帮助厘清若干疑惑。也就是：德国出版界和学术界为何愿意投注如此庞大的资源、花费近半世纪的时间，只为了帮一位「学者」完成如此高规格的《全集》？

相较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背后有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利益」，我们只能说，韦伯一生所散发出来的「理念」，可能激发了非常大的吸引力，方才足以支撑这么持久的人力与物力动员。纯就这一点来看，就颇耐人寻味。若以韦伯自己的话说：「伟大文化问题之光已经移动；于是科学也准备改变其立足点与概念设备，从思想的高处俯视历史的流动。」（I/7，第234页）Friedrich Lenger特别强调「这道『光』」的启示。他表示：在各种视角转移之中，韦伯分析的锐利性，能够持续启发未来以历史为导向的经济与社会研究。而这套最终完成的《韦伯全集》，无疑为此提供了一座「几乎取之不尽的宝库」。[7]

就《韦伯全集》的编辑原则来看，1981年，Mohr-Siebeck出版社印行了《韦伯全集》的第一份宣传册，涵盖韦伯所有单篇著作的书目，及其在预定卷册中的分配。最重要的，它包含了Schluchter代表编辑们撰写的「韦伯全集导言」，总结了关于编辑类型和编辑进程的基本决定。尤其就「多样化的细节研究」方面，既体现在「文本与变体」的工作中，也体现在「文本与语境」。所有《韦伯全集》卷册都包含一篇关于作品传记和历史语境的导言、一份关于文本起源和流传的编辑报告、一个用于记录文本发展和文本干预的文本批判工具，以及一个用于解释对理解文本至关重要的概念、科学、政治或个人关联的注释工具，并特别重视参考文献和引文的证明。在目录和索引方面，《韦伯全集》除了人名和主题索引外，还包含韦伯提到的人物的简传、他引用的文献列表，以及各卷相关专业领域名称和概念的词汇表。特别耗时的，是为「书信」部分编制的涵盖所有单卷的总主题索引（II/11）。[8]

Gangolf Hübinger浏览《韦伯全集》后，对于《韦伯全集》能否提供韦伯学说研究新的诠释观点，提出心得。他指出：在新的版本中可以找到诸如「所有细节（材料）都属于国家社会学（Staatssoziologie）」或「问题属于『民主』理论」之类的参考（I/23，第568、468页）。譬如韦伯为「国家社会学」曾经计划了什么？我们只能从他在慕尼黑「一般国家学与政治（国家社会学）」演讲第一课的结构和听课笔记中得知（III/7，该演讲因他于1920年6月14日去世而中断）。[9]关于这一点，许多二手文献做过探讨。笔者自己较感兴趣的，是他和当时被视为德国国家法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Georg Jellinek的交往和互相影响。根据Lepsius教授的描述，Jellinek在1904年于海德堡号召了许多学者，以神学家Adolf Deissmann为首，组成学术圈「伊拉诺斯圈」（Eranos-Kreis），[10]致力于「指明政治价值维持，与宗教基础观点之间不间断的关联，以及基督教理论与古代及中世纪教会于个人相对于国家而来的独立领域之影响」，韦伯便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Jellinek并以「自由主义的宗教与形上学基础」（Die religiösen und metaphysischen Grundlagen des Liberalismus）为题，进行第一次的报告讨论。[11]

我们可以推测，韦伯和Jellinek在「国家学」（Staatslehre、Staatswissenschaft）的概念建构和实质内容上，一定交换了不少构想，甚至也出现了一项「历史公案」，亦即：究竟韦伯的「理念型」（Idealtypus）方法是否汲取自Jellinek？因为Jellinek在他的著作中，曾经使用「理想类型」（idealer Typus）来进行国家目的之经验诸类型（empirische Typen）的归类，但其背后带有一定的「规范性」（或「应然」）意义。相对地，韦伯由「新康德学派」导引出的「理念型」，则有「去规范化」的意涵：「理念型」不是「完美／道德上更好」的ideal，而是「理念／观念」（Idee）的意思——也就是一种思维建构（Gedankenbild）。这正是韦伯自己反复要澄清的重点：「理念型」不是平均值、不是现实的拷贝品，而是为了比较与理解而做的分析性构造。

关于这段「历史公案」，还涉及新康德学哲学家Heinrich Rickert。Schluchter于总结《韦伯全集》的成果时，特别举例：过去的二手文献曾质疑韦伯和Rickert之间的关系，但如查看韦伯和Rickert的通信，即可确定Rickert对于韦伯的知识论和「理念型」方法有着重要影响。[12]循着这条线索，利用AI便能够找到，1904年6月14日韦伯在写给Rickert的信中表示：「您对于『理念型』这一想法的赞同，使我非常欣喜。」这封信正是写于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发表〈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13]后没多久。韦伯接着写道：

事实上，我认为确实有必要采用一种类似的范畴，才能够把「价值判断／评价性的」（werthendes）判断与「价值关联的」（werthbeziehendes）判断区分开来……。我之所以如此称呼它，是因为日常语言用法会谈到「理想的边界案例」（idealer Grenzfall）、 「理想的纯粹性」（idealer Reinheit）……之类的说法，而并不因此就意指某种「应然之物／应当如此」（ein Sein-sollendes）。此外，就算耶利内克（Jellinek）也使用了类似概念……，但称为「理念型」（Idealtypus），只是在逻辑意义上被构想为完美（perfekt），而不是作为一个范本／楷模（Vorbild）。[14]

由此可见，韦伯和Jellinek两人在概念建构和研究方法上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后人如Hermann Heller曾批评，韦伯的主张根本是模仿Jellinek而来，显然出自误会；两者在概念上即使雷同，但就定义和用法方面却是大相径庭。[15]而且，就韦伯和Jellinek对于「国家」的探讨来看，Jellinek主要由公法学的角度切入，而韦伯在不同的阶段，逐渐倾向「社会学化」，也就是分别由支配、官僚制、暴力垄断、正当性、政党和议会民主等议题着手，描绘出现代国家的复杂图像。特别是在《韦伯全集》考察不同时期的韦伯书写文字后，我们较能够还原韦伯思想生成和演变过程，更如实地呈现韦伯与现实政治形势产生的交互效果。

三、韦伯未完成的政治志业

遗憾的是，韦伯的讲课因其突然过世而中断，以致后世仍无法重建韦伯对于「国家社会学」的完整想法。但光是看韦伯来往的学者朋友，多数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他自己更与德国重要的「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前身「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DDP）关系密切。尤其韦伯和被尊崇为「自由民主党」创党者的Friedrich Naumann有着深厚的友谊。Naumann曾经如此形容韦伯：「如果说在当今的德国人之中，有人可以在精神与心灵上与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普遍主义相提并论而不致黯然失色，那么这个人就是韦伯。」以Naumann为名的政党基金会Friedrich Naumann Stiftung更在2020年，韦伯逝世的100年，出版以韦伯为主题的「公共历史」（Public History）小册子，欲「以文字勾勒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学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并将其宏大的学术成果置于德国自由主义历史的脉络之中加以定位。」[16]

根据这本小册子的描述，韦伯生于市民自由主义的家庭。他本人与其父亲一样，属于政治自由主义阵营，致力于创建在个人主义人文主义之上的自由概念。无论是在其社会经济研究，还是在其政治立场表述中，韦伯都展现出其时代自由主义者的特质——那是一个自由主义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时代，同时也承续了1848年的精神，并逐渐更加强调民主与议会改革。[17]

韦伯于1890年便结识了Naumann，并参与由Naumann创办的周报《Die Hilfe》。而在参与实际政治工作方面，1918年他积极从事代表德国民主党（DDP）的竞选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政治演说，但最终未能获得名单前列的提名。1920年6月24日，Gertrud Bäumer在《Die Hilfe》的一篇悼文中写道：「人们曾打算让马克斯・韦伯参选国民议会，但他被他人排除在外。事后看来，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想像：（大力士）海克力斯（Heracles）坐在党团政治的纺车前。」[18]这是种「惋惜式讽刺」：一位如海克力斯般的伟大人物，却被置于政党内部琐碎的运作之中，既显示其不凡，也突显政治现实的局限。不过，韦伯毕竟不只是「坐而言」，而是确实「起而行」，愿意在现实政治中遂行理念。当然，若他真的当选国会议员，究竟会是奉行「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政治家，或是专注「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的传道者（笔者认为他对Naumann的评价可能较属于后者），就完全只能凭借猜想了。[19]

至于韦伯的民主理论，Hübinger认为必须参考完全不同的文本。他以「凯撒主义」（Cäsarismus）的概念和问题领域为例，注意到这对韦伯来说，是评估带有「机器」的公民投票式「领袖民主」，相对于「无领袖民主」的关键概念。Hübinger详细地枚举了不同的出处：

早在20岁的大学生时期，他（韦伯）就在与叔叔、斯特拉斯堡历史学家Hermann Baumgarten的通信中批判性地探讨了「俾斯麦的凯撒主义」（II/1，第471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较早的支配社会学手稿中，讨论了「通常从民主中生长出来的『凯撒主义』作为一种统治组织的效率」（I/22-4，第165页）。韦伯从1917年起在他的政治新闻写作中进一步延伸了这条线索。首先是在《法兰克福报》系列文章中充满战斗性的尖锐观点，然后是将其修改和扩展为具有「学术特征和语气的论战文章」。这篇1918年春季的独立文章《重组后德国的议会与政府》包含了他在面对现代「大众民主的『凯撒主义』特征」时其民主理论的核心要素（文本见I/15，引文见第549页）。更令人惊讶的是，「凯撒主义」这个范畴在相关章节「支配的类型」中，甚至在《经济与社会》的新版（I/23）中根本没有出现。而它在基于此的「国家社会学」演讲中却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带有可能是口述的公式：「公民投票式支配 = 凯撒主义」（III/7，第100页及以下）。具体应从中得出什么结论，留给了韦伯研究，而较新的民粹主义辩论可能会从中受益。《韦伯全集》的工作无论如何都证明了，韦伯的「社会学」尽管有各种决疑论（Kasuistik），但并未处于封闭教条体系的阶段，而是在进行实验性的测试。[20]

前面的例子多少说明了《韦伯全集》的编纂，不仅有助于澄清过去对于韦伯生平和志业的「刻板印象」，也能够为当前世人迷惑不解的种种现象提供一些思想资源，逐渐拨开浓雾，看到「解除魔咒」（Entzauberung）的清醒世界。

四、《韦伯全集》对于探索当前局势的启示

这里再引述接替Wolfgang J. Mommsen编辑位置的Hübinger教授，对于如何「转化」《韦伯全集》之「潜力」的提示：他介绍了2014年由Hans-Peter Müller和Steffen Sigmund编辑的《韦伯手册》，表示其提供了一种快速且可靠的途径，来了解所有韦伯主题和韦伯论点。它分为四个部分：人物和作品的传记、韦伯的基本概念、作品群和作品关联，最后是关于韦伯学说在「今天」的讨论，例如关于全球化、欧洲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变迁。其中，〈斗争与冲突〉这篇文章简洁但特别精辟地指出，在韦伯身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位现代冲突理论的经典作家。随着21世纪初将方向转向世界和地区强权的多极对抗，韦伯式的冲突理论获得了新的相关性。[21]

另外，2019年由Edith Hanke、Lawrence Scaff和Sam Whimster编辑的《牛津韦伯手册》，则更典型地针对与当前问题领域的联系。它展示了来自国际（特别是欧洲以外）韦伯研究人员的32篇文章，涵盖六个重点：「全球化世界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结构」、「政治与国家」、「宗教」、「文化」、「科学与知识」。正如编辑们在导言中所写，《韦伯全集》在三个方面提供了「不仅是全面描述他生活和作品的基础，也是超越文本重建和解释、走向思想的新应用和可能扩展的资源」。《牛津韦伯手册》在开头提供了一份详细且与MWG数据核对过的「韦伯生平年表」，纠正了以往百科全书中的许多错误。大多数文章都能清楚地表明，我们当前世界局势的经济、政治和技术配置，如何将「与韦伯及其概念一起思考」，重新提上社会科学的议程。编辑们强调了权力政治的当代层面：「我们应该预料到，直接的公民投票式民主和对强势领袖崇拜的上升趋势，伴随着代议制民主的削弱（几乎是全球现象），现在正吸引着韦伯式分析的注意。」当前的危机需要韦伯式知识分子的类型：「对于韦伯式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没有比这更迫切的战斗号召了。」在全球视角下，《韦伯全集》已经「飞入国际、多语种论述的竞技场」。[22]

回到《韦伯全集》的编纂经过，Schluchter回忆起这段他经历40年的艰辛过程：由1975年起头，直到1984年初，这部历史批判性全集的第一卷才得以出版。更因为几乎所有单独的编辑项目都比预期时间长，编辑时间超出了大多数编辑的寿命：Johannes Winckelmann于1985年去世，Wolfgang Mommsen于2004年去世，Rainer Lepsius于2014年去世，Horst Baier于2017年去世。Schluchter教授感慨万千地写道：「人们不禁改编一句名言：不是革命，而是编辑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接着，他又说：「在韦伯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即2020年6月14日，《韦伯全集》最后一部缺失的卷册终于出版。巧合的是，这卷是韦伯关于《应用国民经济学》讲义的笔记。至此，《韦伯全集》呈现出以下面貌：第一部：著作与演讲──29卷；第二部：书信──11卷；第三部：讲义与听课笔记──7卷。因此，全集总共包含47个标题，其中几卷内容庞大，不得不分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该版本虽然有47个卷号，但实际上有54册。」[23]这项巨大的编纂和出版「工程」终于完成，我们不禁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的问题：和马克思比起来，韦伯本人的政治影响力可说微乎其微，再就学术的贡献而言，韦伯生前与身后也未创建一个「学派」，留下的尽是许多断简残篇。为何需要耗费如此多的资源，为韦伯个人建构起巨细靡遗的数据库？

五、新的「韦伯典范」的诞生

在本文的结尾，笔者谨引述韦伯生前挚友Karl Jaspers对于他的学问与人格的评价，来说明韦伯学说思想为何能有莫大且持久的魅力。韦伯比Jaspers大18岁，两人于海德堡学术圈结识，有「亦师亦友」的紧密链接，韦伯1920年逝世后，Jaspers写下不少纪念文字，并结集出版，成为在《韦伯全集》问世前，了解韦伯生平与志业的权威论述之一。[24]在思想上，Jaspers承接了韦伯两个核心命题：第一，现代世界的「价值多元」使终极意义无法由科学裁决，科学最多能提供的，是概念澄清与自我反省的工具；第二，政治与公共行动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价值冲突，因此行动者必须以「责任」承担后果，而非把道德纯粹性直接等同于政治正当性。Jaspers诠释韦伯是一位在现代条件下重新打开「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视野的人：韦伯以宗教社会学、经济伦理、支配型态、理性化进程等问题，把散落的历史材料纳入可比较、可理解的视域。这些学术研究传达一种「逼视时代」的工作，超越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狭隘视野。

Jaspers另外对于韦伯的人格特质特别感到无比怀念，他指出韦伯乃是「以人格与时代自觉呈现的思想家，提供了现代性自我理解的最清明意识」。他强调，韦伯具有「严峻的诚实」之态度，这种诚实首先表现在：他不允许自己用好听的形容词替代难看的现实，也不允许自己用道德激情免除对后果的责任。这更是一种「智识诚实」：在政治上看清权力与暴力的结构，在学术上看清概念与材料的限制，在伦理上看清价值冲突不可化约。Jaspers在纪念演说中，把韦伯呈现为「逼迫他人也逼迫自己」的人：所谓逼迫，不是控制别人，而是把问题推到不能敷衍的地方。也是这种人格的感召，令Jaspers感叹：「没有人能像韦伯一样，引导人们回归理智，他是最后一人！」[25]

设若如Schluchter所主张，《韦伯全集》建构起新的「韦伯典范」（Weber-Paradigma），那么加上对于韦伯人格特质的诠释，或许能让我们更理解，经过了百年以上的岁月，为何韦伯思想、学说和人格依旧能够掀起阵阵涟漪，继续搅动着现代人的思绪，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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