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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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206期《池子：做反贼容易，做喜剧演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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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莉（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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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深夜，东京。袁莉从纽约飞来看池子三年以来的第一场演出，也是他的第一个个人专场。他自己的说法是，干了这么多年，“这算是第一个愿意交出来的作品”。
演出里有一段涉及政治。袁莉后来告诉他，她看到坐在自己前面的一些人不敢鼓掌，是僵的。散场后有朋友问她：他都讲到那个程度了，为什么不多讲一点这种政治的东西？池子听到这个反馈的回答只有一句：“就是为了让你不满足。”
1995年出生的池子在最当红的时候退出《吐槽大会》，注销过一个47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三年前因为北美演出的段子在国内被全面封杀。他说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当反贼很简单，当好的喜剧演员不容易。这场访谈的价值在于，他把这句话拆开讲了一遍——而拆出来的东西，和大多数人期待一个流亡喜剧演员会说的完全不同。
一个接一个往回退的决定
他的履历是一串减法。河南安阳出生，八岁随父母离开，高三辍学在家；母亲那时病得比较重，他和父亲一起照顾了几年。看到一个脱口秀的报名机会，他当场就报了名——那年十九岁。很快国内的俱乐部都认识他，东方卫视找上门，他成了艺人。他父母并不太清楚这是什么职业：“对他们来讲有一点超纲了。”
2019年一月退出《吐槽大会》时他二十三岁，正是最红的时候。他说那时的分歧主要是理念：他开始感觉自己提供的东西和整个氛围不一样了。至于广告收入，袁莉说他那些广告念得挺好，他的回答是：“就怕说得好。说得好还有更多。”
最近的一次减法是头发。那头脏辫留了八年，他说不清为什么剪，但说得清为什么留——“觉得帅”。留着它的额外收获是一种通行证：在美国、欧洲最乱的地方他都不怕，有respect，有人跟他拥抱、认为他尊重他们的文化，还有人给他忠告：永远不要剪它，兄弟。想清楚这一点之后他剪了。剪的时候他有过一个闪念，要不要留两根，最后是“扔，扔，不要”。他形容那感觉是“感觉是我的一块肉”。
他自己给这些决定做过总结：“我做这些往回退或者放下的决定都是挺突然的。”
注销到完全没法恢复
2021年十月，他删掉了那个47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走之前贴了一篇文章叫《皆大欢喜》，里面讽刺微博的话题环境——谁好看、吃不吃香菜。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字，“我认为我们还是有一点文学的小梦想在里面吧”。
注销的理由他分了几层，而最重的一层来自疫情。他说如果微博是一个发声途径，而他还是个所谓的大V，那么这个影响力要影响什么？疫情期间这个拷问到了高峰：他看到和收到那么多东西，却没有办法帮到任何人；发了被删，发完了被警告。他想了半天，明白这个账号的功能其实是“那就是个特权”，是“要给自己留个小后路”。于是他决定不留：“不，那我就体验一下咱们老百姓到底怎么生活。”
注销本身比想象的难。他说自己这种大V有一个反悔机制，平台的人告诉他得等几天，他一层层地找人，要求当天就办、办到完全没法恢复。袁莉把这件事翻译成一句话：就是要死，让我痛快的死。
尺度是怎么一点点关上的
池子对言论空间的描述不是抽象的，是一个从业者的刻度表。2015年他刚入行时，全国的脱口秀都不成气候，演出少、演员少、影响力小，卖票最多一百人，在小酒吧里就很开心——所以没有人注意你说什么。他补了一句他听说过的例外：15年之前查过、抓过一次，好像演出中间就直接来人了。线下小演出没有审查，他们自己也不审查。
袁莉直接问，那时候台上能不能讲到最高层。他的回答是两个字：“可以的。”而他紧接着给出了限定，这个限定比答案更重要：“那时候在中国，大家非常擅长自我阉割和回避，所以虽然我说那时候没有人管，但其实真正去一定要冲击的还是少。”
到了行业成型之后，尺度变成了流程。袁莉引了一位从业者在疫情期间的说法：这个行业要用百分之八十的精力创作内容，再花百分之五百的精力去应付审查。池子大体同意，同时指出自己的位置：“我属于比较下游的管控”——把稿子交上去，等上面发回来告诉他删掉什么、改掉什么，他没有直接跟文旅部或广电沟通。那位从业者还提到公司内部有一个Word文档，列着长长的禁忌话题：领导人、官员出轨、同性恋、赌博、贫困、疫情。
就一次就够了
疫情期间他在上海的一间酒吧经营过一个脱口秀俱乐部，做了一年多，最后是被举报关掉的。这段对话里最像黑色幽默的是数字。袁莉问他被举报了几次，他说就一次，然后加了一句：“就一次也挺难得了。”她说她以为是很多很多次，他的回答是：“就一次就够了。”罚款五万，他还找了人。
管控也曾经具体到他的头发。袁莉提到，有关部门为他的发型发过一份红头文件，他把文件贴到了微博上。他确认有这样的通知、有明文规定，理由属于奇装异服；那一阵所有的纹身、装束都管得很严，也不让染发。他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把文件发了出来，“那段好像都挺严的”。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惹了挺多事儿的哈。但也不怪我啊。”
炮灰
袁莉问他为什么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可能成为炮灰。他的回答把时间推到了很早：入行一两年时他就知道，如果坚持想做的东西，在中国这个环境迟早会出问题。“我对自己有了解。”于是他当时就问过自己：如果将来必将被封杀或者被停下来，那要怎么办。至于现在算不算成了炮灰，他说不知道，“有一点烟消云散的意思”。
被封杀这件事他事先算过。三年前那场北美演出之前，他说自己就知道最严重的结果是回不来，“出国之前我就知道。所以我在台上说的时候真的有心理预期”，只是不知道发生的时间点和程度。到了一个没有限制的场合，他觉得那“真的好笑，或者是真的荒谬”，于是就那么演了——他在国内就预想过自己到北美的舞台要讲什么。袁莉问他有没有想过回国发一个致歉声明再复出，像常见的娱乐明星那样，他的回答先是一句玩笑：“我没有平台发致歉声明啊。”然后是认真的部分：他肯定不会道歉，而且早说过一句更肉麻的话——脱口秀永不道歉。至于路被走绝了，他的说法是“他也把我的路绝了”。
袁莉问这是不是在追求纯粹，他没有把话说满：“可能是吧。年轻时候说话确实比较绝对，现在可能放下一些太绝对的维度，但是心是一样的。”他承认纯粹很难，然后给了一个童年的画面来解释自己的路径偏好：假如要从A到B，本可以直着走过去，他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跳下来，再翻过几个栏杆，转一个圈才到。
做反贼容易，做喜剧演员难
被叫作反贼这件事，他早就脱敏了。他说在北美早就被骂过反贼，而作为艺人，能贴上的标签太多了——反贼、汉奸、辱华——“债多了不愁，慢慢慢慢就无所谓了”。
他解释那句话的前半段：在中国的语境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成为一个反贼太简单了。主动的可以发一条比较危险的言论，你就反了，甚至可能因此起了号；被动的更多，国内很多老师、记者、历史学者就是这样被动地成了反贼。
难的是后半段，而难点在他自己身上。“我站在了所谓的自由的言论环境里，同时又要去谈论中国的话题，那么我就要更谨慎。”他把区别说得很具体：拥有这个工具之后，你是拼命地把玩这个工具，还是用工具去干事情。他描述的诱惑毫不客气——“自由言论，没有审查太好玩了，骂政府这事太好玩了”，而那样很容易陷进“一个小小的黑洞”，他说自己一直在警惕这一点，怕有变形的动作。
这种警惕会落到具体的段子上。袁莉提到，他其实写过不少直接点名的段子，最后决定不用那个名字，因为绕着说更好玩——而这不是自我审查。池子把它讲成一门手艺：他会考虑观众听的时候是什么程度的开心、什么程度的害怕、什么程度的不敢笑，站在他们的角度，有时候也会收敛一些；而如果换一种说法还能好玩，那更值得试。他给这种处理起的名字是“绕弯的魅力”。
警惕之外还有一件更琐碎的难处。他现在的观众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华人，共同语境比过去薄。他说做之前想到难，“没想到这么难”：跟中国人、海外华人只要铺一点垫子对方就懂，换成语境不同的人，河南人、衡水中学这些说法就不成立，于是他要换掉很多内容——“太累了”。灵感的来源也随之改变，变成自己跟自己聊：台湾朋友对什么好奇、对什么厌恶、对什么不了解，以及他自己对台湾好奇什么。他还会问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某个中国政治人物的名字对方认不认得；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他的结论就是那个段子不写了。他给自己去台湾演出定的位置也不高：“我倒是不承载任何价值观，我就是想要沟通。”
节目结束时，他说“可能这期太不正经了”。袁莉的回答是相反的：你非常正经，你有点过于正经了。这句判断有它的依据。当被问到脱口秀的内核是什么，他先申请了许可——“可以骂人吗？”——然后给出的答案是三个字：“去他妈的。”他说这个答案他想了很多年，想调侃是这样，不让他调侃也是这样。一个把内核定义成这三个字的人，如今站在没有审查的地方，最提防的却是自己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