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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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229期《黄亚生：中国是否需要第二个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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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一篇报道，说中国现在急需另一个朱镕基。理由是眼前的产能过剩：按节目引用的智库数据，中国工业企业里亏损的比例从2010年的百分之十升到去年的将近百分之二十五，从钢铁、水泥到汽车、芯片、机器人，几乎无所不包。而在这期节目播出的当天，传来了朱镕基去世的消息——这个问题于是从假设变成了盘点。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的回答，不是关于那个人的。他把九十年代那场手术重新描述了一遍：“朱镕基当时做的事情，是用右手解决左手造成的问题，很多细节大家是不知道的。”
如果这句判断成立，那么“再来一个朱镕基”就不是一剂药方，而是一种习惯的延长。
右手与左手
先看时间与权限。据黄亚生讲述，朱镕基是在1993、94年以后掌握中国经济的决策权，虽然当时职务是副总理，但1991年到北京之后他就是第一副总理，经济上一直由他掌握。他做的另一件大事是1993年的财税改革，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黄亚生对这件事的评价带着限定：“在我看来在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底下，这不是最优的解决方式，但是是第二优的解决方式。”他给出的理由是，当一个体制这么强调中央权力的时候，本应给地方更多自主权。
九十年代的成绩单也被他拆开。他说那十年的增长“并不是在GDP方面表现出来，GDP跟80年代差不多”，仔细看甚至不如八十年代；而他真正在意的指标是另一个——农村的家庭收入年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相当于80年代的50%”，而且他说这还是保守估计。
至于国企改革本身，他先纠正一个流行的误读：当年的官方政策是“抓大放小”，“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撒切尔的私有化的决策，根本不是这样的”。真实的考虑是把小型企业关停并转，集中财力办大事。
三千五百万人，和那张没有先建起来的网
裁员的规模，他用的数字是三千五百万，并注明出处不是自己算的，而是引用经济学家Barry Naughton。他对这件事的定性很重：“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上的调整和震动，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没有先建立任何制度去做的经济调整。”
顺序才是他的批评所在，而不是方向。他说自己支持私有制，但认为一个国家保留公有制、即使不产生效益，也能起到社会支持保障的作用——因为在没有退休养老制度和失业制度的条件下，就只能通过就业来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当那张网还没织好时，工厂本身就是那张网；先拆网再织网，代价由被拆的人承担。
代价的地理位置很具体：他说这造成了东北的问题“直到现在，到今天2026年”。
而他衡量得失的标准是人数。“我从来有个原则，就是要看大多数人”——农村当时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他说那等于牺牲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发展了百分之二十的城市经济。他承认那确实奠定了后来的产业基础，但他不接受唯一性：“我真是不认为如果没有这个政策，中国就不会有高精尖的”产业。
撒切尔挨骂，朱镕基是明君
袁莉提了一个对照：撒切尔的紧缩政策把英国失业率推到两位数，至今仍被很多英国人痛骂；而朱镕基在中国的公共记忆里是明君、是改革的化身。
黄亚生把这归给两件事。一是信息：“知识界有一个误区”，他说前面讲的那些细节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二是审美——中国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觉得改革者应该是大刀阔斧、破除既得利益的人。
他的反例来自八十年代。那个年代的改革不是手术式的，是分权、财税调整、农村金融改革与乡镇企业的生长；而按他自己的研究，乡镇企业基本都是私营企业。他更愿意看到的处理方式，是让低效企业“因为受到竞争的影响，不能够盈利”而退出，同时留出时间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砍”是一种军事语言
回到今天的产能过剩，他先改了一个词。压缩产能他同意，但“压缩产能也不是‘砍’。‘砍’是一种军事的语言。”他主张的是提高资本运用效率，用资本的力量去压缩产能。
而当下真正的机制问题在出资方。地方政府为自己的企业输血；曾经市场导向的风险投资，如今主要是政府基金，投什么由政治风向决定。黄亚生对此的概括，正是他给九十年代下的同一句判断：“我们永远是左手创造一个问题，右手去解决，而不是从体制上来去考虑怎么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
他随即指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中国真正成功的、面对消费者的创业型企业，都是风险投资投出来的——阿里巴巴、百度、拼多多，他说连比亚迪早期也有巴菲特的投资。
对于“中国现在整个的经济模式是VC模式”这种流行说法，他的反驳只有一问：“如果是它是VC模式的话，为什么它总是投同样的东西？”在他的定义里，风险投资的要义是投别人不投的东西，是在趋势尚未显形时看见它；而政府反复投向同一批赛道，只会产生一种风险——“只有产能过剩的风险，不会有这个巨大成功的风险。”
他给政府划的边界因此是能力边界而非意愿边界：政府的比较优势“是应该保证老百姓的生计，保证老百姓的养老，保证老百姓在失业的时候有一定的补助”。
袁莉问，靠新三样这类科技能不能解救经济。他的回答没有回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它的体量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理由是技术的两面性。他举电动车：中国花了三十多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传统汽车行业，而电动车的马达非常简单、不需要很多零配件；燃油发动机技术复杂，底下拖着一条长供应链。创造的价值之外，破坏的价值同样真实。外卖经济发达了，商场就没有人了；网约车普及了，出租车就消失了——而这些新形态“他的就业需求是非常非常少的”。他要的是多引擎：AI要有，新能源车要有，简单的经济也要有，农村的创业和城市的小型创业都要有。
这引到他2026年新书的题目《国家主义》。他的论点是国家主义本身要消耗资源：国家做的很多事在别的地方并不需要做，这些都有成本。“你过去8%、9%，那无所谓，因为你有这么多的新的资源可以支持它”——而在百分之四的增速下，同一套开销就不再是无所谓。
他担心的后果已经具体到社会新闻。他提到近年那些难以想象的暴力事件，并作了一个带限定的推测：如果去查这些人的背景资料，很可能是失业的工人、背了债的人，很可能有经济上的压力。至于统计为什么看不见这些人，他给了一个技术性的解释：算居民收入时不算没有工作的人，“失业率这么高”本身就说明绝对收入在下降。
他要的不是革命
最后一节是关于制度的，而他的立场比多数听众预期的温和。
他说自己研究制度也看重制度，但有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制度最终是人创造的，制度自己不会创造制度；而“越是专制的制度”，统治者的能动性就越大。所以他非常强调领导人的作用——邓与毛不一样，邓与华国锋不一样。
在制度起源上，他与许成钢有分歧，而他把分歧讲得很清楚。他同意列宁主义是一种从苏联学来的统治方式；但他指出中国经济上的三大特征一直没改：国有制、土地国有制、金融垄断——而在他的追溯里，国有制可上溯到汉朝的盐铁，土地国有制在唐朝，金融垄断在宋朝。他另外强调科举制的作用：它让任何别的思维方式没有被产生，当权者的思想不受其他思想挑战。
关于改变从哪里来，他的历史证据是文革之后：那次反思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受害者本身就是政治精英。他举刘少奇被批斗时手里拿着宪法——而在他担任国家主席时，并没有去维护这部宪法。袁莉举出反例，指出同样在文革中受过苦的人未必得出同样的结论；黄亚生的回答只有一句：上一代当事人显然吸取了这个教训。
他也不认为中国式的有效政治改革必然指向民主：他举的例子是权力的适度分散——国家主席与党总书记分开、军委主席与党总书记分开，以及中顾委在特定时期的作用。而他对自己与另外两位学者的差别，交代得毫不含糊：“我能接受现体制”，“我比他们更强调领导人的作用”，以及他更强调本土历史与政治文化的影响。
他拒绝革命性的方案，理由是后果不可预见，并直接点到伊拉克：不应该为了一个民主制度，去容忍一代人牺牲他们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他愿意接受的下限低到具体：“如果中国现在能恢复80年代的那种状况，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经济上有松动比没有松动是进步，有讨论比没有讨论是进步。
认知才是那道门槛
节目最后，他把话说给决策者听，用的是对方的利益：这个体制本身也要消耗资源，维持它需要相当的经济增长，而增长只能来自经济改革，不可能靠国有企业烧钱。他提到外国直接投资已相当于过去的零头都不到，私营企业投资下滑严重。
但他也交代了这条劝说为什么难以奏效，用的是一段亲身经历。多年前他与一位在国内以改革派著称的经济型官员交流，他讲私营企业的发展，对方反问：私营企业的钱是哪来的？他说是银行。对方的结论是：银行是国家的银行，所以这完全是国家的力量使私有企业发展。黄亚生的评语很短：“他们认知就是这样。”
所以真正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再来一个朱镕基。在这套认知里，九十年代的增长是国家做出来的，今天的半导体也是国家投出来的；而只要这个前提成立，任何关于私营部门的建议都是多余的。黄亚生给出的解药听上去不像经济政策：“对历史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要把历史的头绪搞得非常清楚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