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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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205期《不明白直播丨为什么那么多人悼念张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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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网红名师张雪峰在苏州突然去世，年仅四十一岁。四天之后的3月28日，几万人从全国各地自发赶到苏州为他送行，队伍排出几公里。有网友把这一幕形容为“十里长街送雪峰”——而刘宗坤在节目里指出了这个说法的来处：过去是“十里长街送总理”。
网上的争论几乎同时开始：有人惋惜，有人讽刺，也有人说他不过是靠贩卖焦虑挣钱，不值得同情。但这场直播讨论的不是他说得对不对，而是那几万人是谁。主持人袁莉的说法很直接：这件事前所未有地让她意识到，在中国她自己“也是属于很上边的人”，而她和朋友们“不是看不起张雪峰，实际上是我们不了解张雪峰”。
参与讨论的两位嘉宾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同调。退休律师刘宗坤更愿意为他辩护，长期追踪中国社会的李厚辰更愿意指出他的问题。这场分歧本身，比任何一方的结论都更说明这件事的分量。
金字塔的底盘
刘宗坤从结构开始。收入上，他引了李克强在世时说过的数字：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在1000块人民币以下——十三、十四亿人里有将近一半，哪怕收入翻一番到2000块，也还是很低。认知上，这个阶层的信息来源相对单一，“主要就是官媒、刷微信、刷短视频”，而“他们想的基本就是他们看到的那些东西”。
他由此给出一个提醒：一、二线城市里那些觉得自己是普通人的城市中产，其实“已经不是普通的中国人了”，已经在金字塔的上部。十三、十四亿人里至少有十亿处在底盘，这就是所谓的基本盘。而这个基本盘的处境他说得很不客气：政府就欺负他们，“任何一个小官都可以欺负他们”。
结论顺理成章：张雪峰能给这些人提供一些信息和判断上的帮助，而那些在收入与认知上处在金字塔上部的人看不上他，是因为“他所服务的，并不是那个阶层的人”。
受众到底是谁
对他的受众是城市普通家庭孩子这个说法，李厚辰不同意，他给的是分层的口径。最窄的一层是真正付费的人：企业一年营业额大概八亿左右，一对一服务的价格分一万二和一万七两档。稍宽的一层是他的个人账号，抖音粉丝两千七百万——他给了一个参照，司马南是三千七百万。最宽的一层是那些消费不起一万多元服务、但会看他直播、或者转而购买更便宜的高考服务的人。
袁莉补了一个来自市场底部的价格：她这两天聊过一个在河北做志愿填报的年轻人，不在张雪峰的公司，收费七、八千——而如果一个家庭月收入三、四千，这仍然是一笔大钱。
官方为什么紧张
追悼会在微博上的话题以及一些视频、照片被封禁或限流。李厚辰认为这是典型的维稳思路，与事情本身的性质无关：官方担心的是延伸效应，比如现场突然有人拉出横幅。他还点出了体制内部的激励——在中国，本来可以介入而没有介入、最后出了问题是要被追责的，所以维稳系统里有一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思路。
刘宗坤补上一层：不但袁莉和他自己没有想到会有这种规模的聚集，官方可能也没想到，“他们可能先是吃惊，然后产生恐惧”。他把量级摆出来：网络上出现了几亿甚至十几亿的悼念讨论，而“一个总理去世，也未必能在网络上引发十几亿量级的关注”。
袁莉给出了历史上的理由：在中国，葬礼是很容易引发政治事件的场合——1976年的四五事件就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悼念中。
一棍子打晕，和五千万
争议来自几句广为流传的话。他说过想学新闻就“一棍子把他打晕算了”；说过所有文科专业都叫服务业，总结一个字是“舔”；还说过如果统一战争打响，他个人至少捐五千万。袁莉作为记者承认自己会觉得被冒犯，但她也说，可能她此前对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有所误解。
刘宗坤的辩护分两层。第一层是他对中国文科的评价并非全错：他自己在中国念过文科，念完就知道，“文科教的大部分东西不能说是垃圾，是没有用的，不只是没有用，还会有一些坏作用”。第二层是角色问题——张雪峰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他做的是提供具体的报考建议，“你不能把他当成一个思想导师”，把他当成人生理想的指导者是理解上的偏差。至于捐五千万那句，他转述了自称拜其为师的博主老梁的说法：那是情绪激动或者喝了点酒时说出来的话。他由此给出一个更一般的标准：“人和人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这些精神垃圾，而在于成长之后能不能有意识地主动去清理这些东西。”他承认自己看过一些视频之后，“我对他的看法越来越宽容了，不太会用几句话或者几句所谓的名言去给他定性”。
李厚辰的看法“跟老刘不太一样”。他同意那些雷人言论揭示了中国的真实情况，不然不会这么火，而他指出的核心是门路：张雪峰给人指门路，这恰恰说明“表面的规则和信息往往没有用，真正有用的是潜规则和那些不公开的信息”。但他的批评落在同一处：这件事的价值“被他自己高估了，不是被受众高估的”——他不断强化填报志愿对人生的决定性意义。而他指出的那些路径是否真能帮到很多家庭，李厚辰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即便告诉你哪些专业更容易对口，这一句话能不能提高考公的成功率，是另一回事。
心理铠甲
分歧最深的地方是理想。李厚辰的论点是反直觉的：追求兴趣与理想对穷人更重要，而不是更奢侈。理由是资源结构——富人家庭本科考得不好可以送出国读研究生，读完不行还可以再读；穷人的选项很少，需要接受大量次优甚至次次优的选择，也要接受很多回报很低、需要忍受的时期。而能让人度过这些时期的，是内在动机。他举的旁证是NGO：大富豪很少亲自去做，多是捐钱，因为财富已经支撑了他们生活的回报；真正去做的很多是普通家庭的人，因为他们能从中获得价值回报。
他还提出中国除了物质贫穷，也存在“心理贫穷”——比如清华毕业去街道办，大家都知道他可能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日本是他的对照：工资比发达国家低得多，但人们“下班做个自己兴趣的事，跳个舞，拼个小模型，不亦乐乎”，兴趣与价值的官能并没有丢。
刘宗坤赞同心理铠甲这个说法，并指出它和学什么专业关系不大：他接触的人里各个年龄段、各个学科都有心里很脆弱的，也有很坚韧的。但他给出的次序不同。他讲了一个北大同学的例子——班里最聪明的女生，从河南考到北大，第一次坐汽车是去县城上高中，第一次坐火车是从河南到北大，第一次坐飞机是后来出国留学。他因此认为张雪峰最大的作用是给普通家庭、穷人家的孩子一个起点：念完大学首先要能自食其力、能谋生，“如果连自食其力都没有，很难谈理想”。
袁莉在这里承认了自己的位置：她当年本科学英国语言与文学，后来又学新闻和国际关系，“都是文科，都没有用”，但当时只要上了大学就没有问题。而这次让她触动的是另一件事：“我这次真的是感觉到有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焦虑、无望。”
他自己就是那套说法的反面
节目后半段，李厚辰指出一个几乎无人提起的事实。张雪峰是给排水专业毕业的，他的专业与他的职业毫不对口；他今天的成功依靠的并不是他提倡的硬技能——“他的成功恰恰来源于他看不起的融会贯通的文科学科能力”。李厚辰还就着那句“舔”回敬了一句：他现在做的事情非常偏文科，信息服务确实也是服务业，“但它一点也不用舔”。李厚辰的判断是：张雪峰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走门路而慢慢成功的故事，而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成就来源与自己每天真诚在做的事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真诚这一点两人都不怀疑。李厚辰明确说，张雪峰“肯定不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他是真心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价值。而这正是李厚辰觉得讽刺的地方：他自己的成功经历跟他所宣扬的东西“是绝对相反的”。
一位前记者把他倡导的价值观总结为“张雪峰主义”：对寒门子弟来说，生存比发展重要，为了上岸不惜一切代价。李厚辰给这套东西的定位是“局部的最优化”——它有价值，而墙内墙外的评价差异也由此而来。按舆情监控公司的数据，墙内的讨论差不多九成是正向的；墙外的批评更多，因为翻墙出来的人不满足于局部优化，愿意看制度、看更大的问题。他把两者的关系说成“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两个好东西之间的选择。
听众的来信也分成两边。有人说在一个老百姓试错成本极高的环境里，他确实给了很多贫寒又焦虑的家庭“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出路”；有人说在他的影响下，老家亲戚给孩子报志愿时开始看重专业和未来发展，而不像自己当年那样一门心思冲院校；也有人指出他没什么预测能力，但他收集了大量现有信息，在中国的信息环境下打破了一些行业信息的壁垒。
节目最后，袁莉讲了一个被李厚辰认作苏联笑话的现实：一个原本想做新闻记者的人，现在去做了警察，并且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而几万人赶到苏州这件事，在她看来说明的是一个更朴素的处境——他们送走的，是那个愿意告诉他们路在哪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