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在访问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的宝马工厂后表示，德国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就一系列措施达成一致，以应对其视为不公平的中国贸易做法。
作者：
弗林
克林拜尔指出，德国制造商对华态度转趋强硬，促使由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领导的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谈到：“你可以看到，德国产业界目前也在发生转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也变得更具批判性”。
克林拜尔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寻求对抗，但当我们发现中国不再按规则行事时，我们就必须调整自身的立场”。这可能包括加征关税，例如针对混合动力汽车。此外，也可考虑实施合资要求，即强制中国企业与欧方建立由欧方控股的合资伙伴关系，以保护技术专有知识。
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对来自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愈发感到担忧。汽车制造和机械工程等重要行业被认为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欧洲国家指责中方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理由包括巨额国家补贴、产能过剩以及低价倾销。西方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往往面临重重困难。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经济近年来陷入停滞：2023年和2024年出现萎缩，去年仅增长0.2%。尽管4%的失业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但德国人却目睹了令人不安的消息：那些几十年来支撑该国经济的支柱企业纷纷传出裁员风声——大众汽车计划裁员5万人，且媒体报道称可能还有进一步裁员计划；宝马计划在明年年底前通过买断方式减少8000个职位；汽车技术巨头博世则计划在2030年前裁减1.3万名员工。此外，疫情过后的通胀水平超过了工资涨幅，直到去年，实际工资水平才勉强追平2019年的水平。
大众集团首席财务官安特利茨（Arno Antlitz）表示，在“中国整体市场下滑20%，且中国竞争对手正增加出口并由此加剧欧洲市场竞争压力”的环境下，必须降低成本。德国经济依赖出口，而其出口产品正是北京目前重点扶持的制造业领域。相比之下，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规模较小；而美国的关税政策则阻碍了许多中国商品，尤其是汽车的进入。
如今，在德国企业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包括轿车、卡车、客车、火车、飞机、工厂机械及医疗设备——德国从中国进口的规模已超过了对华出口额。经济学家塞策（Brad Setser）和托多伊尔（Sander Tordoir）写道：“中国已经吃掉了德国工业很大一部分午餐，现在正准备享用晚餐了”。
大众汽车采取了“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在合肥设立了车辆开发中心，专门针对本土市场设计车型。而德国政府决策者正试图避免重蹈本国太阳能产业的覆辙。德国曾在本世纪初率先推广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但价格更低廉的中国产品导致多家德国制造商破产；如今，该国绝大多数太阳能电池板均从中国进口。
与此同时，德国金属行业工人曾在战后历史上最激烈的劳资纠纷之一中胜出，确立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如今，时隔四十年，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再次挑起了关于延长工时的这场标志性争论。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和工具制造商斯蒂尔（Stihl）在内的知名企业高管纷纷呼吁员工每周工作40小时且不增加报酬，理由是高昂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削弱该国的竞争力。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监事会主席布鲁德穆勒（Martin Brudermüller）今夏初对德国《商报》表示，按国际标准衡量，德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变得过高，该国已丧失了“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的生产率优势”。他主张：“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恢复每周40小时工作制”。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指，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位居欧盟前列。制造业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为49.50欧元，比欧盟33.70欧元的平均水平高出47%，更是匈牙利（15.60欧元）的三倍。尽管德国员工的生产率高于东欧同行，但由德国工会资助的智库IMK的一项调查显示，自2023年以来，衡量工人产出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已显著快于往年。
据悉，在各行业工会于10月启动新一轮薪资谈判之际，要求恢复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呼声随之出现。此前，德国曾经历过一场漫长的过渡期，逐步推行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这一变革源于1984年的一场劳资纠纷，当时前西德数以万计的金属行业工人为争取缩短工时而举行了为期七周的罢工。
如今，每周35小时工作制已成为约五分之一德国雇员的集体协议标准，主要集中在汽车、机械工程及钢铁等行业。从全行业整体来看，德国的平均每周工时为37.8小时。与其他大多数经合组织经济体的雇员相比，德国雇员的年均工作时间较短，尽管这一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国兼职就业比例较高的影响。
德国制造业日益加深的危机，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争论转变为关于竞争力的紧迫辩论。自2017年底达到峰值以来，德国工业产出已下滑超过15%；期间，制造商接连遭受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并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美国关税壁垒以及向电动汽车转型带来的颠覆性挑战。
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合伙人贝雷特（Marcus Berret）指出，德国的高昂劳动力成本曾被其对雇主的其他吸引力所抵消，这些优势包括政治稳定、基础设施完善、拥有熟练技术工人以及产业集群密集。然而，随着德国与东欧及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成本差距不断拉大，这些优势也随之被削弱。他分析道：“谈及劳动力成本时，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与竞争对手经济体之间10%或20%的差距；在某些情况下，成本差异甚至高达三四倍”。
迄今为止，德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下降速度相对缓慢；尽管产出大幅下滑，该行业仍维持着约650万人的就业规模。不过，贝雷特预计未来还将出现更多失业。“综合各家企业的情况来看，我预计最终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将降至500万人以下”。目前，制造业每月流失约1.2万至1.5万个工作岗位，而大众汽车等大型雇主也已表示，将不得不在德国进一步削减大量职位。经济学家指出，对于那些保住工作的员工而言，工时增加可能在所难免。
德国最大的工会——拥有超过220万名成员的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驳斥了有关工厂受限于僵化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这一说法。负责集体谈判的IG Metall高管、同时也是梅赛德斯-奔驰监事会成员的博古斯拉夫斯基（Nadine Boguslawski）表示，工会与雇主达成的协议早已赋予企业相当大的灵活性，允许其增加或减少工时。
博古斯拉夫斯基说道：“在我所了解的企业中，那种被外界描绘的僵化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根本就不存在”。此外，她还表示，对于陷入困境的企业，IG Metall也愿意探讨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工会与雇主之间存在根本分歧：究竟是延长工时会导致工作岗位流失——因为固定的工作量被分配给了更少的人，还是能通过提升德国工厂的竞争力来保住这些岗位？
博古斯拉夫斯基提到，IG Metall在20世纪80年代极力争取实行35小时工作制，其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在更多人之间分配既有的工作量，从而“让更多人获得就业机会”。她警告称：“反之，如果将每周工时增加到40小时——无论这些额外工时是否有偿——往往会导致所需工人数量减少”。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则反驳道，工作总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他们认为，如果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降低能提升德国工厂的竞争力，企业便有望保留那些原本可能转移至海外或彻底消失的生产活动与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