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文木材厂礼堂被拆之前。讲述者供图
摘要：80后社会研究学者舒安是下岗工人的女儿。1999年，福建闽北的胜文木材厂倒闭，她从小熟悉的生活随之瓦解。跟父亲搬到厦门后，她对“下岗工人子女”的身份有一种羞耻感，从来没有提起过父母下岗的事。她把关于木材厂的那部分经历藏了起来，“假装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
后来去美国读博，阶层出身带来的困惑依旧存在——那些出身更好的同学，他们的成长环境带来的社会资本，看起来是更“有用”的。
后来，舒安将胜文木材厂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她一次次回归故里，访谈了十五位不同年龄段的老厂工人，记录他们经历的变革。在和这些说话大嗓门、热心肠、有着街头智慧的长辈们相处后，舒安才意识到，她对木材厂“既感到厌弃，又难以割舍”。
以下为舒安的讲述，部分内容结合她的作品《木头换来的人》整理。
文| 吕煦宬
编辑| 王之言
“我是谁”
从18岁到21岁，每次跟别人谈到家庭背景，我都会说是因为父母“换工作”，我们才从闽北山区的胜文木材厂（以下简称“胜木厂”）搬到了厦门。即便跟好朋友，我也没讲过父母下岗的事。
作为下岗工人子女，我有一种身份耻感。在当时的环境里，下岗总和“落后”“凄惨”“无能”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我不希望和这些词扯上关系。
1999年，我12岁时，胜木厂宣布倒闭，3000多位职工被分批“下岗买断”。我爸以前是厂里的小领导，管行政的。下岗后，他考察各种小本生意，和姑爹一起开过木材公司，卖过燃气灶节能网罩。这些生计都不长久。
2001年底，一个亲戚帮我爸找到了厦门的一份体制内工作，我妈留在胜文的一个国营宾馆上班，在工作间里住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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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经常听父母聊起一些人下岗后的遭遇——谁家外出打工被欺负，谁家确诊结肠癌，没钱治。他们不避开我，也不跟我过多解释。我的精神很紧绷，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中考后，我妈靠关系在厦门一所重点高中帮我争取到一个能进实验班的机会。我们当时没有厦门户口，也交不起3万择校费，学校破格录取了我。年段长交代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有次我和同学跑去看电影，晚自习迟到了，被年段长抓到，他对我说：“你可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瞎混。”我很羞愧，感觉他在提醒我，我是“低人一等”的。
同学很多说厦门话，我听不懂。年段长也是闽北来的，他习惯在问句后加一个“啵”。同学叫他“菠萝”，问我这个“啵”是不是闽北的习语。这种调侃扎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们看不起小地方来的人。我不跟着大家这么叫，但也不阻止，通常就是安静待着。
胜文木材厂工人在上班。讲述者供图
实验班学习强度很大，要用三个月学完高中三年的理科知识，之后的时间就用来搞竞赛。刚入学时，有次物理小测，我只得了38分。我非常担心自己会通不过末位淘汰的考试，家里又交不起普通班的借读费。如果要回胜文读书，我会觉得很丢脸。
这件事我没跟爸妈细说，怕增加他们的烦恼。当时我爸在适应新工作，要学用电脑、学打五笔，每天很晚下班。他周末也坐在电脑前，有时还问我，表格要怎么做。
我当时挺喜欢写作的，但在周记里，我也没有勇气写内心的感受。有次语文老师出了一道命题作文，让大家写理想的房间。有个厦门本地的同学写，想有个小房间，中间用衣橱隔出两个空间。老师把它当范文念了出来，夸这个想法好。
我听了觉得很讽刺。当时我和我爸住的房间，就是这样的。那是一个30平的狭长开间，我和我爸的床用一个衣柜隔开，保留一点隐私。没有厨房，我爸在凉台上用木箱搭了一个灶台，硬纸壳黏起来做了个橱柜。我对住在这里感到羞耻。
以前在胜文，我爸妈只会给我买作文范文，而在厦门交到的朋友，看的都是国内外经典小说。有次一个同学聊起《了不起的盖茨比》，他吐槽没看过的人，我听了心里一紧，回家后赶紧用电脑搜一下。为了跟朋友有话题，我也去看张爱玲、三毛。
我一直在假装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
2008年，我妈在胜文工作的宾馆也被买断了。来了厦门后，我妈很积极地联络在厦门的老厂人，经常叫他们来家里吃饭、打牌。但她背地里又吐槽他们赚了钱还是小气，“胜木厂的人就是这样，大半辈子和几块木头打交道，没什么文化。”
我爸不理解我妈为什么嫌弃老厂同事，却一直跟他们来往。我也很困惑。那时候，她在装修公司做市场营销，认识了很多中产客户，结交了一些高知家庭出身的朋友，气质很文雅，跟我妈和厂里的人都很不一样。
我妈后来在厦门开了个小茶馆，买了一辆宝马X1，是最便宜的一款，为了有面子。我猜想，那时候她想靠近中产，是为了累积新的社会资源。如果再遇到下岗这样的危机，需要社会网络把一个家庭拉起来。
2008年，我上大三。有次，我被一个朋友拉去旁听一节演讲课，老师布置了一个题目，“我是谁”。在我前面演讲的一个男生，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他说长辈对他的期许是“不中庸、不平凡”，还说那些“泯然于众人”的人，是可悲的。
我联想到了过去，我把自己隐藏在人群里的时刻。我觉得他不理解，“泯然众人”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我的怒气一下被点燃了。轮到我上台时，我放弃了之前的草稿，第一次在人前说，“我是一个下岗工人的孩子”。
我讲到胜木厂对曾经的我来说，是一个乌托邦。厂里有卫生所、电影院、澡堂，水电都是自给自足。上小学以前，我没有任何离开我们厂的清晰记忆。工厂倒闭后，三千多号人失去了生计。演讲的结尾我没怎么想好，只说希望自己能一直记住并讲述老厂人的故事。
胜文木材厂旧照。讲述者供图
回归故里
2008年暑假，我重访了胜木厂的住宅区。当时我确定了出国留学的目标，想找老厂人做访谈，了解他们下岗后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这是我14岁离开胜木厂后第一次回去。到了小区才发现人很少，很多人都在外地打工。我妈帮我联系了十几个在外地的老厂人，他们都是厂二代。很多人聊着聊着，就会回忆起在老厂生活的美好。
这次之后，我希望能再回胜文。直到2013年，我在华盛顿大学攻读硕博连读，为了做课题研究，我回厂里住了一年，想收集足够多的老厂人的口述史。
这时的胜木厂比2008年更脏乱了。出租车司机抱怨，这里又黑，路又窄。小区有10栋楼，因为收不上管理费，没有物业。楼和楼之间有堆成山的生活垃圾，还有扩建产生的砖块、水泥袋、泥浆。
胜木厂被卖掉之后改成了四个私营木材厂。2008年我回去时，厂房还在，但我没拍照，觉得厂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在。
2012年“退城进园”政策推行（注：工业企业从城市中心迁出，进入工业园区发展），私营厂陆续停产。厂房变成一片空地，留下残砖烂瓦。一年后，厂里的双梁龙门吊（一种重型起重设备）、烟囱、铁轨都被拆掉了。
厂房被拆之后。讲述者供图
此时还留在住宅区的是上了年纪的厂一代。我小时候经常听他们提到“支前”这个词，但不懂什么意思。以前我经常在厂里吃到山东的烤饼，也不知道为什么厂里会有这么多山东人。
跟他们聊了之后，我才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山东、上海和福建达成了跨省协议——山东、上海从福建拿木头，福建从这两地换取劳工，支援前线。
厂一代都是“木头换来的人”。原本约定的交换日期是一年半，到期后组织又号召大家“安家落户”。他们被迫和家人分离。很多人的妻子往返老家和福建，也在厂里当过家属工。
我后来意识到，我们厂里的三代人都经历过迁徙——厂一代因为建设，从老家搬到胜木厂；厂二代因为下岗，不得不去各地打工；厂三代里，除了我，也有18岁就去美国打工的。
爸妈下岗后，我家经济条件一度不太好。我选择读博，也是考虑到有奖学金和助研机会。吃饭尽量自己做。大部分同学都有车，我就坐公交。每当生活中碰到困难，我就会怀疑，当初来读书是否是个正确的选择。
在和厂一代聊过去时，我感受不到他们有太多挣扎。计划被打破，他们回不了家，在我看来是很沉重的事，他们却用很平淡的口吻讲出来了。
我问过他们，会不会回头去想，回山东更好。他们的回答是，家那边的村子挺好的，但留在这里也挺好的。他们选择接受变化。我后来也宽慰自己，我心里的挣扎也是迁徙的一部分。
刚回到厂里住时，每见到一个脸熟的长辈，我都会主动打招呼，告诉他们我是以前住在三楼的安安。他们认出我后，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他们一边感慨“你都长这么大了”，一边握住我的手。还担心我不会做饭，一个人待着无聊，经常邀请我一起吃饭。
他们不懂什么课题和研究，都是抱着要帮我“完成作业”的心态接受访谈的。别人介绍我时，说我是工厂的子弟。对方马上就会感到亲切。很久以来，这个身份是被我压住的。但在这里，这个身份变得很重要，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厂里人讲话很大声、直接。有次饭局上，几个阿姨笑得很大声，一个叔叔数落她们，“人家博士都被你们吓死了”。我不自觉地切换到他们那种比较市井的模式里，皱眉、撇嘴、摇头，提高音量说：“怎么会？”有个阿姨叫我小姑娘，我说：“吓死人了，都快30岁了，还小姑娘。”语调、重音都跟我平时说话不一样。
在美国留学时，很多中国同学是北大、清华过来的，有的父母就是教授。平时聊天，经常引经据典，很有底蕴。我又被打回了在厦门时的那种模式——不说自己不知道，假装认真听，回头赶紧查一查。我偶尔会质疑自己是个“假博士”。
也会羡慕那些出身更好的同学，他们的成长环境带来的社会资本，看起来是更“有用”的。那个阶层，日常聊的都是咖啡、红酒，显得更体面。
不过，在厂里生活的一年，我慢慢发现老厂人是很有生活智慧的，能在夹缝中找到办法。集体工的退休工资只有400多元，有人在小区的花坛和灌木林里种菜，有人把废弃的食堂占领下来，养鸡、鸭、鹅和鸽子。
接受访谈时，一些阿姨经常说自己没文化，不会说话。但讲起自己怎么骂人、怎么为自己争取利益，讲得特别生动。“退城进园”推行后，阿姨们还去找档案和材料，为自己争取到了2万到4万补偿金。这其实就是street smart（街头智慧）。我妈也是这样的，脑子很灵活，很会联络关系。
厂里曾经组织的妇女节活动。讲述者供图
那时候我26岁，会有阿姨问我结婚没有，叫我“什么阶段就该做什么阶段的事情”。要是在平时，我肯定会怼回去，但那时候只能保持微笑。
我后来发现，关心我婚育问题的，都是厂二代。他们的人生被下岗切成了两段。进入市场经济后，就业市场对女性，尤其是30多岁的很不友好。很多人只能找到酒店保洁、餐馆洗碗工的工作。这些阿姨格外看重家庭，是想帮我这个后辈挑一条容易的路。
我的导师告诉我，不管理论怎么说，重要的是去看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不管厂里的人说什么，我也不去争论，而是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在两个世界里穿梭
2016年，得知我怀孕后，我妈让我回胜木厂办一场婚礼，当作对厂里人的感谢。她说，我采访过的厂一代里，那两年已经走了两个了。
在那年夏天举办的婚宴上，我和我丈夫、我的大学同学坐在一起。我们会注意聊天的音量，而老厂人毫不在意，喝大了就开始唱歌、调笑、打闹。我丈夫是美国人，老厂人排队要跟他拍照，一个喝醉的阿姨还不小心把红酒洒在了我丈夫的衬衫上。
从西雅图到胜木厂，我已经习惯了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穿梭。在厂里，有人在公共场合吸烟，我觉得很正常，甚至感到熟悉。但如果跟中产阶级的朋友在一起，我们可能会一起阻止在公共场合抽烟的人。我觉得我谈不上“背叛了自己的阶层”，但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脱离了原先的阶层文化。
这两个世界也很难交融。我当时落地美国，一个胜木厂的厂三代来接的我。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美国打零工，做体力活。我跟他吃过一餐饭，当时还有我另一个朋友，也在美国留学的厦门同学。那餐饭氛围很奇怪，感觉大家在各聊各的。那位厂三代聊起自己做过服务员，知道有多辛苦，所以会多给小费，提醒我们也要记得多留一些。我和我的朋友都觉得，这事还要特地拿出来讲吗？
如果现在再有机会见面，我希望更理解他的生活，更想知道他生活里的更多细节。
我最近一次回胜木厂是2024年秋末。为了迎接我们一家三口，大家聚在一起今天包馄饨，明天烧烤，后天包饺子。我帮着一起干活，他们会很惊讶，夸我厉害——他们忘了我已经是个大人。如果我丈夫和孩子不在屋里，客人们会开始抽烟，他们知道我不介意。我坐在那儿听他们聊天，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以前在家属楼，我家就是个聚点。爸妈的同事会来家里包饺子、看电视、唱卡拉OK。有段时间，客厅有两张桌子，一桌打麻将，一桌打扑克牌。大家总扯着嗓子说话，尤其是阿姨，嗓门一个比一大，胶合板车间的要比纤维板车间的更大。
留在生活区的老厂人的餐桌。讲述者供图
这种吵闹成了我学习、睡觉的背景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安静的环境里没法学习。睡觉的时候，我也会把卧室门留一个缝，让客厅的光线、声音进来。在厦门的出租屋，我经常一个人晚上在家写作业，因为感到很害怕，我会把门打开，听外面租客走来走去的声音，才觉得安全。
疫情前，我每年夏天都会回老厂探访。后来好几年没回国，我觉得自己像一株快要枯萎的植物。在生活中一些很细小的时刻，那种“局外人”的感觉还是会冒出来。
2014年，做完一年田野回美国后，我被一个朋友邀请加入一个华人移民工人的社工组织，帮助华人工人领失业保险等。她们的处事风格很像胜木厂的人，讲话很大声，见了面直接勾住你的手，问你最近是不是变胖了。有时她们关心人的方式让我有点讨厌。
但回不了国的那几年，我发现跟她们的相处反而成了一种滋养。我会切换到跟老厂人打交道的模式，互相埋汰，讲话是命令式的。身体上感觉很自在。其他中产出身的朋友会很好奇，为什么这些阿姨会跟我这么亲近，怎么什么都说。
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我的来处塑造了我的一部分，我也需要这样的环境滋养我。
我妈也是一样的。她难以放下对厂里的归属感。退休后，我妈在胜木厂的生活区买下一个50平方米的仓库，改成一室一厅。房门永远开着，总有人来送吃的：新鲜韭菜、刚出炉的包子……
我妈出生、工作、成家都是在厂里，厂对她来说就是家。她跟老厂人也还是有摩擦，有过骂战，但她没再抱怨他们不好，还夸他们很会弄吃的。如果谁没工作了，她会马上想办法帮忙。
我劝过她，要不把厦门的公寓卖了，在胜文换一套更大的房子。但她拒绝了，说坚决不能卖。在我看来，那套公寓可能是我妈眼里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我觉得，我妈对厂里人，对这个厂有一种共通的感情：既感到厌弃，想要摆脱，又难以割舍。
（应讲述者要求，胜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