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时五十八分
2014年9月28日下午五时五十八分，警方在金钟向示威人群发射第一枚催泪弹，到深夜一共发射了八十七枚。数万人被驱散了又重新聚集，当晚占领区已由金钟伸展到铜锣湾和旺角。此后七十九日，香港市中心几条最繁忙的公路上没有汽车，只有帐篷。这些日期和数字，香港人大概到老都记得。周竖峰在《伞后拾年》里说，我们对雨伞运动的一切事实「依然如数家珍」，由罢课、重夺公民广场、九二八、暗角七警一直数到清场，一件也没有漏掉。
昨天是雨伞运动十二周年。我在圣奥尔本斯「半聋居」把这本书从头再读了一遍。书是2024年8月在台北由一八四一出版的，收了十位朋友的文章和我在夏悫村拍的黑白相。缘起是当时正在筹备的9月26日东京大学雨伞十周年会议，会上要展出我从《异域》选出来的三十张相，本来没有出书的打算，一八四一的编辑看过相片之后，认为应该为雨伞十年做一点有意思的回顾，于是才有这本文章相集。
邀稿只有两个条件，积极参与过雨伞运动，以及不再返回香港。答应的是朱耀明、陈健民、周永康、周竖峰、叶锦龙、杜嘉伦、黄国才、杨宝熙、阿古智子和贝尔雅。占中三子之中只缺戴耀廷，他那时仍在羁押之中，等候四十七人案判刑。前言写于2024年6月8日，最后一段我祝福他，希望他能安然渡过难关。同年11月19日，他被判监禁十年，是四十七人之中刑期最重的一个。那句祝福当然没有用。
十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纪念。到了第十二年，还有甚么可以纪念，又有谁能够公开纪念？
我自己写下的「浪漫悲剧」
《伞后拾年》的前言，大半是从《异域》后记搬过来的，其中几句我今天读来有点不安：
「我们注定失败。但是我们勇敢地对命运说不、对公民抗命说对。事实上，夏悫村是典型的希腊悲剧。但它亦是一部浪漫剧。」
2018年写这几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伊底帕斯，一个结局早已写定而仍然要走下去的人。所谓浪漫剧，指的是那七十九日在夏悫道上看见的东西，一千九百多个帐篷、资源回收站、义工用卡板搭成的自修室、以被警察打破的雨伞砌成的聚散树、贴满便利贴的连侬墙，还有取用不必付钱的物资站。悲剧加上浪漫，我便叫它做浪漫悲剧。
其实当时我没有想过观众在哪里。希腊悲剧有歌队，英雄倒下之后歌队还留在台上，唱完最后一段退场歌，把发生过的事交还给城邦。我们的歌队早已散去，唱歌的人住在台北、伦敦、多伦多、柏克莱、东京，有的仍在狱中，留在香港的不准唱。《伞后拾年》勉强算得上一段退场歌，可是它要在台湾出版，作者要是不再回去的人。
我是2020年7月中离开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之后两个星期左右。前言里我写五年后的反送中「更是一场彻底的悲剧」，写的时候我离开香港已经四年，写的是一件自己无力改变、也回不去亲眼看的事。今年我在《香港已死？》里说这个城市死了三次，旧日的国际城市消失，一个叫「湘港」的地方取而代之，留下来的人则过著内在流亡的日子。十二年前在夏悫道上架帐篷的人，有谁想像过这个结局？说「注定失败」的我，其实也没有。
借来的地，借来的时
前言里我说夏悫村是「借来的地、借来的时」（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这句话本来是形容殖民地香港的，休斯（Richard Hughes）1968年用它做书名之后，几乎成了香港的代称，意思是这个城市的土地和时间都不属于住在里面的人，迟早要还。[1]夏悫道本身也是殖民地的遗物，路名来自1945年代表英国接受日军投降的海军少将夏悫（Cecil Harcourt）。
陈健民在书里写了另一面。他说九七以后的保育运动，由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囍帖街到菜园村，和争取双普选是一脉相承的，大家把香港看成自己的家，不再接受老一辈那种「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的心态，既然是永居之地，港人就要在这里实践真正的港人治港，建设一个可以长住的城市。
把他的话和我的话放在一起，我才看出一个当年没有看清的反讽。第一代不肯再把香港当作借来之地的香港人，他们唯一一次真正当家作主，是在一条借来的公路上，而且只借到七十九日。金钟占领区在12月11日清场，铜锣湾在12月15日，那天是第七十九日。清场之后夏悫道重新通车，我在《异域》里写乌托邦「退回到人类的希望之中」。今天回看，退回去的东西比乌托邦大得多。2020年以后整个城市被收回，「借」字已经用不上了，夏悫道仍然每天照常通车，属于一个叫「湘港」的地方。
浪漫的人和不肯浪漫的人
《伞后拾年》并不全是怀念夏悫村的文章，我编书的时候也没有打算把它编成一本赞歌。
周竖峰生于1996年，雨伞时十八岁，后来当过中大学生会会长，属于他自己所说的雨伞世代。他借法国史家诺哈（Pierre Nora）「记忆所系之处」（lieux de mémoire）的讲法，把2014到2019年之间香港人怎样记住雨伞整理了一遍，一端是热血公民出版《雨伞失败录》，拒绝纪念，追究失败的祸首；另一端是部分左翼社运朋友在九二八周年回到各个占领区唱歌演讲，歌颂夏悫村的乌托邦生活，提出「伞落社区」。而大体上愈年轻、愈本土的人愈强调失败，愈年长、愈接近泛民和左翼的人愈肯定成功，更多的普通人则怕惹麻烦，对自己的雨伞经历绝口不提。他自己在2015年整年阴沉孤僻，经过夏悫道或者旺角汇丰银行，记忆便涌上来，他叫这做「雨伞后遗症」，说那种痛除了创伤，还有绝望，还有身处荒诞之中却分不清谁才荒诞的迷惘。
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最坚持雨伞失败论、最不肯回头看雨伞的那批愤青，在网上围炉取暖，后来成了2016年本土思潮和2019年反送中的骨干，用他的话说，他们才是「最活生生的雨伞遗产」。2019年之后，雨伞又被重新诠释为反送中的先声，拆大台被说成无大台的起源，内部分裂被说成必须团结的教训。周竖峰坦白承认这些新说法很大部分是因应当下需要的策略性说辞，不过他并不觉得虚伪，反而视之为香港人迟来的政治成熟。
2014年我六十五岁，周竖峰十八岁。我在前言里说，我整生都未曾体会过夏悫村那样的乌托邦经验，这是实话。可是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夏悫村是政治生命的起点，接下来的五年，他形容是「看著深爱之人被人一刀一刀地凌迟」。一个老人在晚年意外碰上的奇迹，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只是一连串伤口的开头，这一点我是读了他的文章才明白的。
书里也有不肯浪漫的声音。周永康说他的雨伞经验是游走立法会、金钟、旺角、学联和家之间的日常，「不存在于占领区的浪漫」，只有各方势力的聚合和盘算。杜嘉伦说得更直接，有人爱形容占领区是乌托邦，他认为太理想化了，占领区里也有偷呃拐骗，有无限膨胀的自我，有人拆大台，也有人推动解散学联。
这些话我当作提醒来读。我在夏悫村拍的相没有警民冲突，没有催泪弹烟雾，前言里我自己交代过。我一向说我拍的是「相」，是相互之「相」，也是呈现之「相」，所以叫摄相。可是我拍的是帐篷、自修室和雨伞，旺角的防暴警车、龙和道上的推撞、12月1日包围政总失败之后学生的沮丧，都不在我的相里。为甚么？是不忍直视，还是我宁愿只看见美的一面？到今天我也答不清楚。浪漫的经验是真实的，我不打算收回，不过假如它变成不去追问为甚么失败的借口，那就只是一种遮掩。
「天真和不切实际」
朱耀明牧师在书里引了占中案判词第八十四段。法官说被告犯案不涉暴力、贪念、欲望、愤怒和钱财，可是用这样的行动意图取消八三一决定、争取普选，是「天真和不切实际」。
我在前言里称为浪漫的东西，到了法官笔下叫做天真。陈健民在中大社会学系教了二十五年书，占中之后提早退休，2019年被判监禁十六个月。他对「天真」两个字有过一个回答，也收在朱牧师的文章里：自发起占领开始，他已深知困难重重，若说天真的话，便是对一国两制和政府的良知还存有一点天真的信念。
十二年后重读，他的回答比判词站得更稳。2020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以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循序渐进的普选是甚么东西，大家都看清楚了。那么天真的究竟是谁？是相信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市民，还是替这套承诺执行判决的法院？法官判定的其实是势力的对比，他看见北京不会让步，便说争取的人不切实际。劳思光先生分辨过「评估」与「观察」，支持还是反对取决于评估，有没有替代的力量则属于观察。[2]判词把观察当作评估，从北京不会让步推出诉求幼稚，这样的推论，劳先生是不会接受的。
陈健民在书里另记了一件小事，我觉得比任何理论更能说明夏悫村是甚么。某天晚上，他在帐篷之间遇到一位穿黑色套装裙的女士，原本在金钟经营食肆，他向她道歉，希望占领没有太影响她的生意。她说自己以前营营役役只顾赚钱，从来不太关心政治，占领开始之后才赶快「补课」，现在每晚关了店都要来走一走，心里才安乐，「是你们让我重拾失去的良知」。
朱牧师那篇文章的题目正是〈良知的呼唤〉。海德格在《存在与时间》第五十四至六十节分析良知的呼唤，说这呼唤甚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内容，也没有指令，只是把常人从沉沦里唤回来，唤向最根本的自己。那位女士的营营役役，就是常人的日常。她在夏悫村没有领到任何政纲，自己也说不出听到了甚么，只知道不来走一走心里就不安。那七十九日里，香港有多少人像她一样被唤回自己？没有人统计过，占中案的判词也没有处理这件事。
命与义
2018年我用希腊悲剧来理解夏悫村，今天我想修正。
希腊悲剧的核心是命运。伊底帕斯越想逃避预言，就越走进预言里面，他的毁灭同时是他的罪。亚里士多德说悲剧英雄有其过失，观众因怜悯与恐惧而得到净化。用在雨伞运动上，这个框架其实不公平。在夏悫道上架帐篷的人没有伊底帕斯的傲慢，也没有甚么过失要以毁灭来偿还，他们被判刑，只因为他们要求北京兑现自己写下的承诺。
劳思光先生提出「义命分立」。命是客观的限制，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形势；义是人在限制之中应当怎样做。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晨门讥笑他，他并没有因此改变。劳先生在《历史之惩罚》后记论承当精神，说限制只能使我失败或者灭亡，却不能使我不讲理。[3]
照这个讲法，雨伞运动的失败属于命。八三一决定、北京的意志、权力的悬殊，2014年的人大多心里有数，所以我才会写「注定失败」。他们在限制之中守住非暴力，彼此扶持，事后又愿意承担法律的后果，2014年12月3日占中三子和其他六十多人到警署自首，12月11日金钟清场，二百零九人静坐等候拘捕，这些属于义。希腊悲剧里，英雄的毁灭连带宣判了他的行动。劳先生把两者分开来看，失败不能倒过来取消当初那一步的正当。如此说来，「浪漫悲剧」四个字里的悲剧应当收窄，只用来说命，也就是八三一、清场、判刑，以及2020年以后发生的一切。
阿古智子在书里谈到一首歌。坂本九唱的〈上を向いて歩こう〉，西方叫做〈SUKIYAKI〉，1963年登上美国排行榜第一位，日本人到今天仍然唱来互相鼓励，困难的时候也要抬头向前走。可是填词的永六辅说过，这是一首为1960年安保斗争挫败而哭的歌。阿古智子因此认为，把它当作励志歌来唱是错的。
读到这里，我想起陈健民记下的9月28日晚上。人群被催泪弹驱散又重聚，夏悫道上的人和被封锁在政总外面的示威者对唱Beyond的〈海阔天空〉。那本来是黄家驹写自己追梦的歌，那一晚在催泪烟里成了一整代人的歌，跟〈上を向いて歩こう〉由哭挫败变成励志，是同一类的转变。阿古智子认为这是误解，我不那么肯定。一首歌离开了它的挫败，是把挫败忘掉了，还是把挫败里面不肯低头的那一点带给了下一代？我倾向相信，用劳先生的话说，流传下来的是属于义的那一部分。
十二年后，谁在记得
昨天是9月28日，香港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公开的纪念。六四的烛光早已熄灭，雨伞更不必说。周竖峰写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全书最准确的一句：「我们不须纪念，却始终记得。」每当走到夏悫道、旺角汇丰银行、铜锣湾SOGO门外，瞳孔便会不自觉地失焦，他称之为「一种甜蜜的苦痛」。
这一年我用避秦、抗秦、迎秦、降秦、远秦来理解香港人面对暴政的各种姿态。十二周年的记忆也可以这样看。在香港，公开纪念已经不可能，但一个人每天坐车经过夏悫道，心里知道这条路曾经有过一千九百多个帐篷，不让官方的说法改写自己亲眼见过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远秦；身在海外的人把它写下来、印出来、拿到东京和台北展出，则是书写即抗秦。《伞后拾年》那两个邀稿条件，2024年我只当是安全的考虑，今天回看，它们说明了一件事实，能够公开写雨伞的人，都已经不在香港。
贝尔雅那一篇以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的《扎根》作结，说人为未来付出一切，可是付出首先要拥有，而我们除了从过去继承、消化、重塑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在人类灵魂的所有需求中，没有甚么比过去更为重要」。贝尔雅建议香港人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和媒介保存香港历史，并举中国大陆的民间史家为例，认为那是对中共统治比较实在的回应。我同意，也知道这件事的限度，保存历史的人往往活不到历史被重新承认的一天。劳先生1954年写〈秦论〉，说孔孟当世皆败，然而「不见功于当时，亦终将见功于后世」。[4]老师2012年去世，没有看到雨伞，更没有看到国安法。我常常想，老师若在，会怎样写今天的香港？这个问题当然没有答案。周竖峰在文末说，雨伞的价值在于学联金钟讲台上的「命运自主」四个字，2014年那是一句政治口号，到了今天，对我们这些散落各地的人，它剩下的意思也许只是自己决定怎样记得。
夏悫道有几张相。一张写著「We will be back」，另一张有「It’s just the beginning」。十二年来，没有人回去。当年在金钟自修室温习的中六学生，今年大约三十岁，有的在狱中，有的在伦敦、台北、温哥华，更多的仍然住在香港，每天经过夏悫道上班。他们经过的时候，会想起甚么？
流亡哲学人写于「半聋居」
英国圣奥尔本斯
2026年9月29日
附记：本文部分文句经 Claude（Anthropic）协助润饰；论点、材料与判断均出自作者，全文经作者审阅定稿。
[1]Richard Hughes,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London: André Deutsch, 1968）.
[2]劳思光著，刘国英编：《中国之路向新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附录一，页87–88。
[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第三章论孔子；〈后记：论「承当精神」与「最高自由」〉，《历史之惩罚新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213–226。
[4]思光：〈秦论〉，《民主潮》4卷19期（1954年12月16日）；收入《哲学与历史：思光少作集（二）》，页188–203。
▌［镜游集］作者简介
张灿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学不是离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对世界有期望；改变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尝试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余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并欣赏文化与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