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骑新车上山的清晨，山头罩着雾，薄薄的白气伏在林间。我们从高处开始下坡，风灌进耳朵，速度愈来愈快，轮胎压过碎石时发出干燥而急促的摩擦声，心脏也跟着猛烈跳动。那时候我没有害怕，甚至觉得自己真的在飞。
首度摔车 骨裂仍不自知
可是就在一瞬间，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猛然把我往右推，踏板似乎勾到了什么，整辆车突然失去方向。左边是山壁，右边是悬崖，没有护栏，没有缓坡，只有一路往下坠落的山谷。我的车轮冲出路面，整个人连同车一起被甩了出去，帽檐飞走，手机抛出，天空、树枝、泥土与山壁在眼前疯狂翻转。
就在那时，整个人猛然撞上一棵生长在斜坡上的小树，枝叶剧烈颤动，而我竟然停住了。下面仍然是深谷，我趴在倾斜的山坡上，全身都是泥，四肢发麻，几秒钟完全不敢动，因为我不知道只要稍微挪一下，那棵树会不会折断，也不知道自己身体里是不是已经有骨头断了。后方的车友眼看我飞出去，立刻丢下车往陡坡爬下来，那个坡几乎直得像墙一样，连来救我的人自己都差点滑下去。
他们终于把我拉回道路。我动了动手，又动了动脚，好像都还能动，于是我决定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我要继续把剩下的路骑完。那时候我不知道，右边小腿的骨头其实已经裂了，它并没有完全断开，只是裂、却还支撑着重量，藏在皮肉里安静地裂着。我就带着那条裂开的腿，又骑了三个星期。
那天回家之后，我第一件事不是去检查身体，而是把新车送去车行，生怕我的宝贝车受了伤。现在想起来，那一刻真正坏掉的东西其实不是车，而是我自己。
接下来几个星期，身体开始一点一点显露出它真正承受的伤。瘀青变深，疼痛没有消失，皮肤又感染了毒藤 (Poison Oak)，红肿、发痒、灼热从身体各处蔓延，前面、后面、手脚，甚至逼近眼睛，就连医师都不敢见我，只是把药寄到我的邮箱里。我穿上车衣，戴上眼罩，把那些伤痕遮起来，再一次握住车把。
再遇「山难」 上了救护车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们去了达文波特(Davenport)。那天的加州海岸很漂亮，天色明亮，树影斑驳，我骑进一个发夹弯，车轮突然一滑，鞋底被踏板卡住，耳边只听见很大的两声：「啪、啪。」我立刻知道，有东西断了。然后我亲眼看到我的右脚抖动两下，以一个诡异、扭曲、近乎90度的角度折向左边，又听见「啪」的一声，又是一处断裂声。鞋子里的皮肉因骨折微微鼓起，骨头虽然没有刺破皮肤，我却清清楚楚知道，它就在里面顶着。
我倒在路中央，只听见四周有人喊「911」。救援人员很快地赶到，从我躺在地上的角度看，那些脸全都像倒挂在天边一样。他们专业、冷静、不停地安慰我，救援人员把我抬上担架，林间闪烁着救护车与消防车的红灯。
当他们让我选择要去当地急诊，还是回家附近的医院时，我选了回家；因为我和车友们都住在硅谷(Silicon Valley)，我也不想耽误大家，觉得回到家附近的医院是比较好的选择，却没想到真正的折磨正从那里开始。
平常只需要一小时的车程，那一天因为塞车拖成四个小时，车子每颠一下，我的腿就跟着动一下，而我很清楚地知道，那些断掉的骨头也正在皮肉里跟着移动；每一个坑洞、每一次煞车、每一次转弯，都像有人拿着锤子在骨头上敲。
抵达医院 苦难还很漫长
到了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凯撒(Kaiser)急诊室，我原本以为一切终于要结束，没想到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X光室里，他们必须搬动我的断腿，每一次移动，全身都会冒出冷汗。吃下去的止痛药全部都吐了出来，最后医护人员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扭曲的脚掌硬生生扳回正确位置。我听见自己发出一种从未听过的尖叫，更可怕的是那句冷冷的通知：现在已经是下午5时30分，所有的医师都下班了，周末没有医师，要等星期一。
就这样，三处骨折，一条刚被硬扳回去的脚，两根拐杖，我被送回家等待。我只能单脚跳着去厕所、上下楼梯、吃饭、洗澡，拐杖磨破手掌，血泡裂开，只要身体稍晃一下，我就觉得断腿骨头也跟着晃。
星期一终于到了，我以为「刑期」结束，医院却因为我吃过早餐，又把手术延到第二天。星期二，我从清晨开始不吃不喝，终于躺到手术室门口，原先中午的手术，却又因急救别的病人，而又多等了五个小时。每次骨科医师来和我对话，都是告诉我，我当天晚上就必须回家。护士也来告诉我，如果身上有感染，是不可以开刀的；忽然想了一下，我身上的毒藤伤好了没有？
四个多小时手术之后，我的腿里多了一条长长的钛合金板和九根钢钉。醒来的时候，我不能自己呼吸，不能自己排尿，连翻身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那个时候已经晚上10时，他们看我那个样子，大概也是回不了家的，于是勉强让我留一个晚上住在医院。
复健中心 宛如人间炼狱
可是最漫长的噩梦还没有结束。医院把我送到复健中心，原本预计住20天。白天看起来，那里并不可怕，窗户明亮，木地板干干净净，护理人员会贴心的量血压、抽血、送药、送餐、教我复健，一切都井然有序。可是到了夜晚，整栋建筑像是变成了人间炼狱，走廊的灯永远不熄，不时传来尖叫、哭喊、咒骂和东西被摔落的声音。
复健中心共有99张床位，真正能自己在外面行走的人却不到5位。我的室友是一名墨西哥老妇，她告诉我自己被狼犬扑倒，整张脸的骨头全碎了，后来靠钛钢重新拼起来。她把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给我看，图像里的骨骼被一条条金属固定着，看起来就像一颗被拆散后又缝回去的骷髅。她平静地对我说：「外面看起来好了，里面不好。」到了晚上，她就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睡觉，咳嗽声低沉，鼾声有时像兽类的喘息。
凌晨4时，护理人员总会准时推门进来，先验血，接着是喂药、早餐、复健，每一天的流程都几乎一模一样。当我的体力稍微恢复，可以坐着轮椅在走廊移动时，我才真正看见这个地方。一张又一张病床，插着呼吸器的人、接着导尿管的人、长期躺着不再说话的人。有些房间安静得过分，只剩下机器发出规律的声响，像某种巨大生物在黑暗里慢慢呼吸；有时甚至不敢确定床上的人究竟是在睡觉，还是只是身体仍然维持着生命。
每天清晨，我得吞下大量药物，一颗接一颗，有时多达20多颗，有些药吃下去之后，人会变得昏昏沉沉，时间模糊，思绪迟钝。后来，我把药单寄给念生物的女儿，她看完之后劝我，如果可以忍痛，就不要再吃那么多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第一次真正害怕起那些每天准时被送到床边的小药杯。
最后，医师认为我并不适合继续留在那里，我比原定时间提早十天出院；被推出大门的那一刻，阳光落在脸上，白云悠悠，微风徐徐，街上的人们仍旧忙着他们要去的方向。
「山难」那一天，消防与救援人员把我身上剩下的东西全部装进一个大袋子，那个袋子一直留在车库，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力走过花园去拿。几个月后，我把它打开，里面有歪掉的头盔遮阳帽、只剩一只的袜子、被剪断的护膝、长短不一的裤管、沾满泥的手套、眼镜和新买的山地骑车鞋。这些心爱之物，不知哪一天我才能再穿上？20几人的救难队伍，竟然对我分文未取，我一直没有收到过任何帐单。
几个月后，我终于做成了一件以前完全做不到的事——倒垃圾。只是一件最普通的家事，可是当我把垃圾拖出去，再自己走回家时，我忽然觉得，也许我真的可以重新独立生活了。
365天后 青山依旧在
回头看几个月前，小腿大骨(胫骨)断、小骨(腓骨)断、脚踝多处骨折，没有医治的那几天，断骨就留在皮肉里晃动；痛了就吃一点止痛药布洛芬(ibuprofen)，不会使用拐杖，就靠单脚跳，上下楼梯甚至只能用双臂把自己推上去，推到双肩发炎，甚至比腿还痛。
朋友们送来拐杖、助行器、轮椅和各种辅助工具，吃的是百家饭，雪中送炭朋友们送的一餐又一餐，买菜靠 Amazon Prime。那些日子很慢，也很狼狈，可是就是在那样一点一点的日常里，我又重新把自己拼回来。
半年后，医师才真正对我说：「这次真的很严重。」他告诉我，如果想要百分之百恢复，至少需要一年半。我只是安静地听着，因为最可怕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可以慢慢在社区里走，闻着邻居花园的花香，看见阳光落在叶子与花瓣上，也看见远处的山。山还是和以前一样，青色、沉默，云仍然从山腰慢慢飘过，它没有因为我的骨折而改变，也没有因为我的尖叫而留下任何痕迹。青山依旧在，真正留下痕迹的，是我。
365天之后，每当我再看见云从山间穿过，我仍会想起那一天。我曾经以为，穿山越云代表的是自由，后来才知道，自由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