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陕西盐商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商人群体。他们与山西商人并称“西商”，又与徽商并列为当时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这些富裕的盐商是如何起家的，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盐业在古代中国基本由国家垄断，可谓暴利。也正因为如此，盐业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入的市场，成为盐商也绝非易事。王朝国家的制度设计无疑是形塑陕西盐商兴起的关键因素。
明代为应对蒙古持续的军事压力，于沿长城一线（即九边地区）长期驻扎数十万军队。为保证九边大军的粮食供给，明朝制定屯田法、民运法、开中法以及京运年例银四种制度。这其中：屯田粮是边军于边镇耕种屯田所得，自给自足，最为良策；民运粮、开中盐粮是由腹里运粮至边方，沿路运输消耗甚巨，人民劳苦不堪；京运年例银则是明中叶以后增调客兵前往九边，由户部以白银形式支付的客兵兵饷，故此项开支并不能直接为边方提供粮食。可见，九边军粮的供应实际上只有本地屯田生产，与由腹里运输的民运粮、开中盐粮三种。宣德以后，屯田日益败坏，民运粮与开中法成为保证边军粮食供给的关键。
陕西四镇图说·延绥镇图
承担边粮运输的“大户”
所谓民运粮，即由府、州、县辖下的民户将应上缴的夏税、秋粮运至指定边仓，其本质是编户齐民对王朝国家的一种赋税义务。民运粮包括两道程序：从花户手中征纳税粮；将税粮由产地（多为关中）运往九边，这两道程序在制度上是由“大户”完成。
那么，在地方社会中，大户究竟是怎样的人群？在关中，有关承担大户役的个体记载比较罕见，西安府高陵县人吕溥（1448–1516）提供了一个宝贵案例：
少日，以大户输饷榆林。同输者为掩昧得资，皆笑公归无完履。乃同输者发觉，易子破产，公犹安居阛阓至今。应输者必自戒饬曰：“慎不可亡若吕公也”。
吕溥少年时曾被签派大户役输饷延绥镇（榆林卫），根据他的年龄推测，此事约发生在天顺（1457–1464）至成化年间，正是蒙古入据河套导致延绥镇军事压力骤增之际。吕溥同行者在运纳边粮途中“掩昧得资”，被发觉后陷入“易子破产”的悲惨境况；吕溥虽“归无完履”，却能平安归家。其他应大户役者相率以此事为戒。显然，这则故事流传的基础是当地有不少人与吕溥一样有输纳边粮的经历。吕氏祖先在洪武初年有负责输送粮饷不力而被遣戍北平者，可见吕氏在当地长期负责输送粮饷。吕溥很可能出身世代殷实之家，故长年被佥派为大户。吕溥传记印证了这一点：
其后，又解妊妇之死，平刘李之怨。讼买田逋税者，官不能稽取板册，以公一言而决。县官定徭役，辟于里书，方伯至，亦信以去。公言诸富平道中，方伯即归以正之，其已壮哉！
可见吕溥在当地是很有威望的人，他有能力平息乡村的种种纠纷，包括在田土交易纠纷无册籍可“以公一言而决”。县令、里书定徭役等级不均时，他有渠道与更高级别官员交涉，迫其改正。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吕溥的长子是正德三年（1508）因状元及第名噪一时的学者吕柟（1479–1542）。结合吕溥本身被签派为大户、平息乡村纷争、有渠道与官府沟通赋役事宜，且其家庭有财力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等事实，这一个案反映的是一个财力丰厚、在地方社会具有相当权威的大户形象。
承担边粮运输的边商
在民运粮之外，开中法是边粮供应的另一重要制度。广义上，开中法是指国家用其所支配的资源（盐或茶），换取商人将民间物资（如米、茶、马、豆、麦、帛、铁等）输送至指定地点。在操作上，一般由边方官员或缺粮的地方官奏请；户部发出通告，召商输纳粮料到指定地点，给予商人仓钞作为凭证；商人持仓钞至指定的盐运使司领取盐引，再至盐场支盐。尽管开中法有许多形式，但最为普遍的是召商输送粮食至边镇。本文中的边商，是指明初以来纳粮输边、获取仓钞的商人。
一般传记对于商人如何参与开中的记载多语焉不详，获取开中商人具体信息较为困难。陕西泾阳盐商刘文明的个案，为了解开中商人的实际活动与经营策略提供了关键线索。刘文明出身于商人之家，其父退休后，刘文明“请于父，得千金，以盐策贾塞上、广陵间，不数岁赢得过当”。此处“塞上”、“广陵”分别代指九边与扬州，显然他是一位以纳粟入边的方式进入盐业的开中商人。墓表中有一则褒扬刘文明帮助同乡商人王某报中的故事：
邑子王某入刍塞下，不中额，上官操之，蹙取公积刍。应命而诣公，愿倍直以偿。公慰遣之：缓急人所时有也，奈何乘人之急以为利乎！吾受如吾直，足矣。
这则故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王某报中之后粮食不够，但他无法自由退出，被官员强迫向拥有存粮的刘文明借贷。这个例子显示的是开中的强制性。卜永坚指出开中法并非商人可以自由参加或退出的商业交易，其本质更接近于一种被佥拨的商役，官府在无人报中时，会直接佥派殷实大户，以完成开中任务。有关开中法程序的研究指出：在官府发布榜文之后、商人上纳粮草之前，存在一个“报名”环节，商人需要向户部或边地抚按官员登记，约定上纳粮草数目以及上纳期限等。这一程序是为了确保参加报中者是有实力上纳粮草的商人，而非势要“占窝”，从而保证开中盐粮的上纳。据此推测，王某大概率是一位已完成“报名”程序的商人，而官府在确认报中者的身份后不允许其退出开中，强迫他上纳粮草，以完成整个开中程序。就这一点来看，开中商人与民运粮制度下的大户颇为类似，不只因为他们需要亲身运输、上纳粮草至边仓，更因为此一过程同样具有强制性。
其次，刘文明的案例显示：在纳粟入边制的要求下，嘉靖年间关中的商人为参与开中，需要上纳粮草实物而非银两。由于每次招中时间并不确定，有心参加开中的商人往往需要囤积粮草，以备开中之需。因此，就其经营的内容而言，与其称为“开中盐商”，不如称“粮商”更合适。
三原县城隍庙，作者拍摄
盐商家族的兴起
陕西关中三原、泾阳等县以盐商故里闻名，这些商人进入盐业多是通过输粮入边的方式。如三原商人王子信“尤善经营家事，输粟中盐，货值饶裕”，泾阳商人张仲公（1539–1607）“输粟塞下，而大鬻盐于淮南北、浙东西，訾数巨万”。在三原相邻的富平县，盐商李氏以资产丰厚闻名于世，李氏后裔、清初著名学者李因笃（1631–1692）对其家族历史有细致说明，这是少见的关于盐商纳粟边方的详细记载：
李氏自长一公以来，行义修举，以财雄里中。而月峰公起为边商，输粟延安之柳树涧上。主兵常谷，客兵常谷，数千万石，食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通引淮扬，给冠带。自按部御史而下，率礼待之。月峰公任侠好施，善骑射，凡往来荒徼中，挽疆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旅或假其名号以自免。末年，大猾某姓侵李氏渠田，月峰公争弗能得，即自引决。星麓公讼之官，而有司多受大猾金，曲庇之。于是星麓公徒跣走京师，击登闻鼓，状其冤于朝。天子哀怜其意，有旨：李希贤重趼讼父冤，孝子也，下抚按严审以闻。大猾数人，次第伏辜。……然星麓公直父冤，家亦稍落。至盛五公乃复振，益治边商之事。而是时输粟之令渐颓，以输粟者为外商，输金者为内商，内商重，外商轻……
这段引文出自李因笃为其父所作的行状。文中“月峰公”为李因笃的高祖李朝观，“星麓公”为其曾祖李希贤，“盛五公”为其祖父李效忠。可见李朝观长期从关中富平县向陕北延绥镇输送粮食，因此在扬州开展盐业生意，并获得官府褒奖。从这段记载来看，李朝观是通过纳粟入边成为盐商，更确切地说，他是开中法制度下盐商分类中专门负责输粮入边的边商。李氏的运粮生意规模很大：“数千万石，食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他颇有名气，不少往来陕北与关中的商人假其名号以自保。
李朝观晚年时与“大滑”争夺渠田未果，自杀身亡。所谓渠田，是指有水利灌溉的农田。渠田似乎对于李氏生意十分重要，李朝观不惜以死相争；其子李希贤赴京鸣冤，最终夺回渠田，重振家业。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示是，这些以纳粟入边方式进入盐业的陕西商人，应该不少都以农业为生并掌握大量土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开中商人传记中常见的“农商起家”一类话语的真正含义——纳粟入边这一制度，给予商人将粮食转化为盐引的机会，进而进入暴利的盐业。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文献脉络下的“大户”，“义民”和“边商”，在地方上很可能是同一群人。有关这一点，盐商家族文献提供了更多证据。
早在正统年间，就已出现三原商人参与开中的记录，较早的例子是永清里李氏。永清里李氏是明初三原显赫的商人之家，虽未见其家族文献传世，但相关的墓志、墓表、行状等散见于陕西士人吕柟、张原、来俨然等人的文集中，这为我们重构其家族史提供了可能。李氏经营盐业的记载始见于李琮（1431–1518），他“少尝从父贾盐河东、淮上及滇、浙”，他的叔父休轩先生（1437–1510）“远适荆、蜀、江、淮，以母在堂，周岁一返……贾盐饶财，好礼敦行，遭岁不稔，出所易粟周其贫乏”。李琮之子李鸾（1463–1508，字永皋）进一步光大祖业：“自大父鼐以来故饶于财，及永皋益解治生业，日以拓资，货累巨万，甲于一邑……年甫总髫，即传祖祢业，综理经画，秩以振举，资益崇，家益裕，日益倍于其故”，他长年在扬州业盐，最后在当地去世。值得注意的是，永清里李氏的发家祖先李鼐（1430–1509），在成化年间的饥荒中“出粟五十余石以赈饿者”，弘治六年（1493）“遇例输粟于边，授义官”。李琮“以例给七品散官”，其孙李永皋则“输粟授七品散官”，曾孙李鸾“盖大贾人，以输粟拜义民爵”。在李氏的墓志铭中，也有“于商于农”的记载。这些证据显示，李氏在关中当地可能是经营粮食生意，他们本身也可能拥有不少土地，或两者兼而有之。合理推测是，李氏之所以能够进入盐业生意，乃是得益于其对粮食的经营。显然，永清里李氏就是上文中通过经营农业、纳粟入边的方式成为盐商的家族。
三原焦吴里梁氏是关中另一个著名的盐商家族。与多数明代陕西盐商仅有个人碑传不同，梁氏家族有两份家族史料传世，分别为明末编辑刊印的《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陕西省图书馆藏）与清刊《三原梁氏旧谱》（上海图书馆藏）。《家乘》共收录梁氏17篇碑传与行状，《旧谱》则提供梁氏谱系图与成员的简单传记，这两份文献是我们重构梁氏盐商家族史的极好史料。
三原梁氏谱系图
根据清刊《三原梁氏旧谱》的记载，其一世祖梁福是一位以卖肠粉、沽酒为生的小贩，推测应当生活在元末明初。其后数代不显，四世祖志廷（1439–1515）为生员，志廷之子梁汉（1465–1539）为乡饮宾，《旧谱》载“业至汉稍充矣”。梁汉有三子：一山、一仓、一贯，梁氏在一山兄弟这一代发家。梁一山（1489–1567）活跃在弘治至嘉靖年间，族谱称他“治农，积资万金，起建大舍，为饮宾寿官”，他的墓志铭详细记载其发家的经过：
野庵公（引者按：梁汉）命之贾，公（梁一山）遂贾。贾罢归，命之农，大都以勤胜。而又善择人，人有治生才，即与之千金不靳，其人服公肠无他，亦不敢怀二心。以是三十年之间自输粟甘凉，以至守支两淮，所致资里中人莫能右。
梁一山显然是“农商起家”的典型：他以“治农”即经营农业的方式创业，再输送粮食至甘州、凉州边仓，进入淮盐生意，最终得致巨富。梁一山知人善任，“人有治生才，即与之千金不靳”，显示梁氏生意并不局限于家族成员。根据梁一山之弟梁一仓（1493–1571）的墓志铭，其父梁汉“举盐策河东，倦游思归”，由一山身往代之。梁一山不负使命：“以父命倾资结客游淮扬、两浙间”，“以资雄里中”。可见梁汉在成化年间就已经涉足经营河东盐业，梁一山、梁一仓继续父亲的事业，以纳粮输边的方式取得淮、浙盐引。
若自梁汉算起，梁氏子孙连续五代经营盐业：梁一山的子侄辈梁选楩、选櫲，孙辈梁炜，曾孙梁希贽也均以业盐为生，时间长达百年以上。到梁选楩这一代，梁氏盐商有不少活跃于扬州，这与开中法实施运司纳银制后西商迁往扬州的记载相符。嘉庆《江都县续志》中有一段常为学者征引的材料，说明流寓扬州的山陕商人人数众多且科名繁盛：“扬以流寓入籍者甚多，虽世居扬而仍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三原梁氏名列这些著名的西商家族之中，可见梁氏盐商名声之显著。
在三原，通过经营农业而进入盐业生意的另一个例子是东里堡李氏。笔者在该村田野调查中搜集到清刊《李氏族谱》，显示李氏在八世祖李从善（1444–1521）时发家：
（引按：李从善）经农积善，年方三十，积粟万石，田八顷，店仓七所……正德时岁尝饥，三蠲资于官……旌奖给以义民冠带，皆不受，上下远近咸誉。
李从善三十岁时是成化十年（1474），他在此时已积累粮食万石、土地八顷、店仓七所的家产。此处“店仓”，“店”当指邸店，李氏或在当地或从事牙行歇家生意；“仓”应指粮仓。据此看来，李从善不仅积累很多粮食，自己也拥有不少的土地。其后，他在正德年间三次捐粮赈饥，获旌表为义民。李从善有五子，一子早卒，一子为吏，其余三子均业农商：长子李泽（1475–1542）为“输粟义官”，三子李尚明“商淮南”，四子李尚千“商维扬”。结合这些信息来看，李从善家族很可能也是以纳粟入边的方式进入到淮盐生意中，这与前述开中商人通过经营农业，再输粮于边进入盐业非常相似。
制度对商人的塑造
明代陕西盐商的兴起，直接原因是朝廷为保障九边军粮供应而推行的纳粮输边政策。国家通过这些制度，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商人群体的形成路径与经营模式。就制度运作的层面来看，民运粮制度下的大户与开中法下的边商似乎并无关系。但从地方视角来看，这些实际承担边粮运输之人，往往在地方上颇有财力与威望。他们在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投身农业，积累大量粮食。朝廷之所以选中他们承担输纳边粮的职责，正是为确保边粮能由腹里稳定地输送到边方。与具有鲜明赋役色彩的民运粮制度不同，开中法虽已具有强制性，但却通过开放盐利作为酬庸，为关中农业家族开辟一条制度化跻身于国家垄断的盐业的通道，从而催生了陕西盐商群体。这一富裕群体的出现，很可能改变关中社会的结构，其他北方沿线腹里地区或许也有相似情形。可见开中法对于沿边腹里社会的深刻影响。开中法所塑造出的盐商家族如何具体影响其所在的地方社会，则是另一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本文改写自王永曦：《大户与边商：纳粮输边与明代陕西盐商的兴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邹怡执行主编，《明清史评论》，上海：中西书局，2026，第189-218页。此处已做较大修改。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