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镜头后的她们》：穿梭军演、战场、外交舞台，台湾战后首位女性摄影记者伊梦兰

摄影书摘

为躲避战火，一家人再迁往南京，伊梦兰和小妹在上海求学，寄住在父亲军校同学陈孝威（1893-1974）于海宁路的居所。陈孝威是《天文台》报纸创办人，他的住家也兼报馆。

1949年4月23日南京沦陷，上海岌岌可危。一日放学，姊妹俩回到寄住处，赫然发现陈家已人去楼空，飞香港避难去了，留下一封信附上10块「袁大头」，要她们设法回南京与家人团聚。4月29日，两人去码头附近买药，巧遇兄长好友叶茂林，要她们隔日到码头一起撤离。和多数人一样，姊妹俩以为「去台湾个把月就会回来」，因此只带些随身物品离开：一只大袋子里头装棉被，用绳子牢实捆扎着，绳上倒扣一个有粉色小花的搪瓷洗脸盆，新买的舍不得搁下，就随身带起；身背土黄色帆布包里塞一对翡翠耳环、一枚珍珠戒指和一只翡翠烟嘴，还有父亲常穿的蓝色薄绸长袍、母亲的平光眼镜等，布包插件着一个铁制漱口杯。

4月30日登船那天，在音乐家朱永镇（女高音朱苔丽之父）夫妇帮忙下，她们混充装甲部队眷属登船成功，船上塞了上千人拥挤不堪，士兵还不断用枪托把更多想涌上船的人推下去。

船舰行驶一天一夜抵达基隆，碍于台湾实施出入境管制，在海上多停泊一天，5月2日获准靠岸。航程中，幸赖葛香亭（1917-2010，日后曾夺金马影帝）一家分颗馒头给她们充饥，尿急就躲在棉被里拿杯子接住。

上海那厢，陈孝威的楼房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伊梦兰的父亲赶到上海，看见女儿的物品散落在废墟中，认为两人凶多吉少，母亲「闻耗」是哀痛欲绝。

场景再拉回台湾，伊梦兰姊妹在基隆下船，这才发现妹妹的脚气病发严重，已溃烂到无法行走，部队长官大发慈悲，嘱咐小兵协助将两人带上火车，往台北找医院。她们在开封街上觅得一家外科医院，住院10天，与10多位病人同挤一间病房。为了筹措医疗费和过日子，细软里的值钱物品和配戴的黄金十字架项链陆续典当，只留下双亲的物品当纪念。她们请人捎信去南京报平安，信件一个多月后才抵达，得知女儿们尚在人世，两老喜极而泣，岂知，这样的好消息在文革时成了伊家被整肃的理由。

直到1987年11月，台湾开放返乡探亲，伊梦兰将双亲的物品带回南京，和遗骨一同安葬。这一别离，就是38个年头。

在台湾举目无亲，首要解决生存的难题。伊梦兰每天翻报纸找工作，看到陆军雄狮部队话剧团征人，向医院借电话联系对方，当时她连怎么打电话都不会。剧团派人到医院面试，姊妹俩都被录取，幸运得到人生第一份工作。

剧团提供食宿，两人暂时得个下榻处，也能温饱，但有感于表演工作不适合自己，伊梦兰再以「唯一专长」的标准国语，考进广播电台当早班播音员，后来电台改组，只好另觅出路。期间，伊梦兰结识《华报》的长官。《华报》是由一群具有上海报社背景的老友共同集资创办的小型娱乐报，总编辑沉吟后来又办了一个更短命的《大华新闻》，伊梦兰撰写的小品文章经常获得刊登。《大华新闻》结束后，她进入《摄影新闻》报刊担任编辑，在此接触到相机。

《摄影新闻》是以照片图像为主的画报型报纸，那个年代私人办报不易，资源有限，报社常面临人手不足的窘境，就连不懂快门、光圈的伊梦兰，都被硬塞一台Leica M3权充摄影记者，去拍一场明星祝寿的活动。这是她第一次拿相机，完全不懂对焦，拍完一卷底片，却什么也没拍成。

后来，《摄影新闻》创办人陈芦隐教她：「如果在小框里能看得清楚，就按下按钮，拍完记得转『把手』。」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一有机会就被派出去拍照采访。

1956年11月，伊梦兰采访平生第一场军事新闻「国军紫宸演习专号」，这场为时3天的三军联合演习，由前总统蒋中正担任大阅官，伊梦兰被隆隆的枪砲声、战车、在天际间呼啸的军机等场面震慑，但也因为缺乏军事知识而对眼前的景象感到茫然，只好腼颜向前辈请教。

新闻同侪之间固然竞争，也不吝于对她倾囊相授，《台湾新生报》黄汉、《中央日报》刘毅夫、《征信新闻》许家驹等前辈，都曾教她认识军备武器和写新闻稿。此后，伊梦兰边跑新闻边学摄影，同时也学习写文稿、下标题，文字和拍照兼备，她常自嘲在新闻社是「滥竽充数」，出糗之事不胜枚举，例如：留守副总统陈诚的官邸久了，警卫也对她照顾有加，夏天送冰水、冬天送热茶；一回，伊梦兰要拍华侨晋见陈诚的画面，当下闪光灯失灵，不得不请副总统和贵宾移驾到庭院拍照，实在很窘。

八二三砲战期间，《摄影新闻》摄影记者傅资生殉职，伊梦兰接替他的工作。

从伊梦兰的工作照片可看出她对服装的讲究，总是一席合宜的裙装展现大家闺秀风范，即使在总统视察军事演习的严肃场合，她也穿着粉红色裙装、戴上太阳眼镜，背着相机在数千军士阵容间跑来跑去，好不抢眼。

陈芦隐因热爱摄影而创办《摄影新闻》，然而，满腔热血抵不过严苛的现实，卖了两栋房产依然入不敷出，只好忍痛割爱，以1元出售给知名西餐厅「美而廉」老板陈雁宾，1962年远走美国发展。

《摄影新闻》易主后，办公室迁往博爱路的餐厅4楼。据说，陈雁宾愿意接下《摄影新闻》，乃是黄则修（1930-2014）允诺担任采访主任。黄则修素有「台湾摄影独行侠」之称，年轻时和吴东兴（1939-2020，前新光三越董事长）勇闯野柳禁区拍照，又以龙山寺为主题进行长达10年的拍摄，皆为代表作，除此，他曾身兼日本《朝日新闻》摄影记者、美国联合电视新闻社（UNION TV）驻台记者等职务，之后在实践家专（今实践大学）任教，桃李天下。

伊梦兰自承黄则修是她的摄影老师，两人原本互看不顺眼，情谊却维系60年，黄则修指导她从摄影门外汉到能熟练操作相机，成为独当一面的新闻工作者，凭着这身本事，1959年伊梦兰跳槽「侨光社」（华侨救国联合总会侨光新闻通信社），每个月薪水新台币800元。

「侨光社」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三组负责，却不属于党营事业，员工毋须入党，因此伊梦兰终身非国民党员。「侨光社」位在台北市衡阳街、怀宁街转角处的面包店二楼，全盛时期包括伊梦兰在内共有4名摄影记者，因和外国媒体驻台记者聚集的「中国之友社」仅3分钟路程，因此，《美联社》（AP）李伟、「合众国际通信社」（简称「合众社」，UPI）陆正、《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张广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秦凯等人经常到「侨光社」冲放底片，互有交谊，「侨光社」社长也常在鞠水轩宴请驻台记者饮茶喝酒。

随着科技进步，外媒记者转赴台北电信局发传真，「侨光社」失去地利之便，加上记者另谋出路，风光不再。1961年，伊梦兰进入行政院新闻局视听室当编辑，兼管理底片和协助电影组的新闻纪录片工作，包含局长私下给的津贴，每个月收入新台币2,200元。

泛亚社新加坡分社记者陈加昌（1931-2023）写信询问伊梦兰，能否身兼台北记者之职？每个月给付她100美金酬劳，当时黑市价格约新台币4,000至4,200元，对肩扛家庭经济重担的伊梦兰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她从新闻局离职，与东京签约，头衔是「泛亚社驻台北特约特派员」，她在租处门口挂个「泛亚社台北分社」招牌，一方面在家待产，也兼顾通信社工作。

后来，东京总社提出在台北发售图片的想法，亦即是，东京总社将新闻底片寄到台北，伊梦兰再冲洗成5×7黑白照片转售各报，自负盈亏。伊梦兰没有销售经验，且收到底片时，「新」闻都成「旧」闻了，怎么销售？所幸，图片类型五花八门，仍有可为，尤以软性和趣味图片的见报率最高，伊梦兰订出收费标准，全盛时期有13家订户，随着平面媒体竞争愈来愈激烈，只剩6家苦撑到「泛亚社」结束，虽然特派员月薪不高，靠着图片稿订户这笔收入，伊梦兰一家勉强维持生计。

1950、60年代的台北摄影记者圈，伊梦兰是唯一一位女性，她是第一位住进高雄国军英雄馆的女性，过往从不招待女宾的英雄馆，连伊梦兰上厕所都得派两名宪兵在门口「护驾」。

性别有时是障碍，有时也略占优势。1958年八二三砲战打得激烈之时，国防部「基于安全理由」坚持不肯放行伊梦兰随队采访，只因她是女性；不过，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旋风式来台，台湾和美国随团记者加起来逾百人，挤在媒体阵仗中的伊梦兰，眼看无法突破美国总统的保镳人墙，任务可能失败，此时一名保镳见状心软，闪了一个缝隙让伊梦兰给钻了进去，顺利拍得两位总统握手的照片。

1971年，沙特阿拉伯国王费瑟（Faisal bin Abdulaziz Al Saud）飞抵松山机场，蒋中正亲自迎接，看到伊梦兰夹在一群男摄影记者群中，好奇问她：「辛不辛苦啊？」伊梦兰顿时紧张得说不出话，鼓起勇气回答说：「报告总统，一点都不辛苦。」老总统点点头，这次她以这辈子最难得的近距离，拍下总统特写照片。

记者采访难免状况百出，1972年日本和中华民国断交，日方代表来台，台湾学生发起示威、丢鸡蛋，场面失控，伊梦兰的鞋带被踩住，整个人往前扑倒。

1979年和美国断交，美方代表来台时，伊梦兰乘坐《英文中国邮报》、《The China Post》摄影记者的座车，也被示威民众拦截，好不容易杀出活路，场面惊险，「要冲、要抢，有时简直是玩命呢！谁还管你是不是女生。」

时代的巨变，让伊梦兰和妹妹就此和父母离散，被迫面对生存的艰难课题。因缘际会进入媒体业，甚至当起摄影记者，尔后又以一夫当关之姿，独力撑起「泛亚社」台北分社业务30年，工作皆与摄影有关，敬业与豪爽的性格，让她在国内外新闻业深得人缘，工作照里总是笑脸盈盈或扮鬼脸，不见烦忧。

退休后，伊梦兰和记者老友经常相聚吃喝，平时打电脑麻将，也跟上风潮玩Facebook，生活惬意。2014年，伊梦兰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个性洒脱的她，生前已将身后事安排妥当，并且将交代事项写在信中。于丧礼筹办期间，子女们无不感受到母亲生前缔结的善缘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