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禁止Meta收购Manus，并责令交易各方撤销这笔约二十亿美元的交易。据节目介绍，Manus由中国工程师创立、总部注册在新加坡，两位创始人此前被中国政府招回开会后被限制出境。几乎同时，DeepSeek发布了备受期待的V4模型：开源，代码能力被称为全球领先，从拉各斯到吉隆坡的开发者争相使用。
经济学家许成钢对第一件事的读法，把它从产业政策移到了另一个题目上。他说，如果讨论的是投资，事情很简单——可以赔钱，也可以上法庭，法庭判赔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现在发生的不是这个性质的问题”，他的结论只有五个字的分量：你没有产权。袁莉把这句话往前推了一步：如果一个政府可以随时剥夺你的人权，你实际上不可能有产权。
这期不明白播客谈的是中国能不能赢得AI产业革命。许成钢的答案不建立在技术上，而建立在两样东西上：产权与金融。而叫停Manus，在他看来正是这两样东西的一次演示。
每一个具体的说法都是一个具体的借口
被撤销的交易不是第一桩。袁莉举了2008年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被商务部一纸叫停——汇源此后一蹶不振，最终破产；还有2021年潘石屹与张欣的SOHO中国和黑石已经签了协议，中国以反垄断为由否决，而中国有几千几万家房地产公司。许成钢把这些案例接到一条线上：蚂蚁金服、滴滴出行，“这一系列都是，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只不过没有抓人。”
他要读者注意的是解释本身。“因为共产党面对每一个具体情况都有一个具体的说法，所以人们会误认为所有出的事情都是因为那个具体的说法。”而在他看来，“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说法都是一个具体的借口。”
支撑这个判断的是司法。他说人们必须知道中国的制度是什么，而这个制度与企业关系最紧密的一环是法院：“人们需要知道中国不存在独立的法院。中国的法院是共产党的工具。”缺了这一环，赔偿、诉讼、契约都无处落地——这也是他不肯把Manus的事看成一次商业纠纷的原因。
便宜的工程师是真的，充足的资源是误解
回国创业的理由许成钢承认是真的。创业初期需要大量熟练、能干、愿意拼命的工程师，数量还不小，“你在美国要很贵很贵才能获得。在中国就很便宜”。袁莉把话说得更直白：回中国有很多便宜的工程师，然后又卷。
第二个理由他不承认。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很大，“会给人一种误解，以为那边有非常充足的资源，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有报道说Manus刚成立时在武汉光谷拿到价值超过十二亿人民币的支持——可能是免费办公室，可能是别的形式。按许成钢的框架，这类支持恰恰不是投资，因此也不受投资的规则保护。
他对年轻工程师还有一句提醒，说得很清楚。看到同行里有很多华人时产生自豪感，这没错，也很好，“但是千万不要对那个制度有自豪感，那你就犯了错误”。
和党的利益一致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这些年AI看起来受到无限支持？许成钢的解释是竞赛。中国政府在和美国比赛，而它明白私营企业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为了让AI兴起，共产党看上去像是改变了政策。袁莉把这个结构类比为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只不过当年是军工企业，现在是把私营企业纳入竞赛框架。许成钢接受这个类比，并举了电动车：比亚迪是竞赛中非常重要的基本工具，它欠供应链的钱数字大到好几千亿，之所以能这么做，背后是它和党的利益一致。
蚂蚁金服想做的事，和党的利益不一致。这就是他给出的分界线，也是他对创业者风险的全部描述。
地方政府不是风险资本
关于“中国的独特的制度优势”——地方官员像风险投资人一样抢AI项目，给土地、补贴、算力——许成钢的反驳从定义开始：“一个地方政府不是私有的资本。由于它不是私有的资本，它所有的行为和私有资本的行为就是不一样的。”风险资本背后是私有资本，一定要赚钱，赚不到钱就要破产，所以它的一切评价都从资本运作出发。
地方政府的特点相反，他用了一个经济学的名词：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就是它不会破产。”一个地方政府资不抵债时不会破产，所以它投资时考虑的不是资不抵债怎么办。它真正竞争的是中央政府给的指标——浙江能不能比上海强，上海能不能比深圳强。
而中国的风险投资本身，按他的说法已经基本没有了。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二大风险资本投资国，个别年份甚至超过美国，“大量的是美国来的，是加州来的”。为什么没有了？他列了几条：中国的证券市场不能正常运作；香港市场在2019年之后大幅下降，因为香港的司法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外界的法官走了；企业去美国上市又接连出问题，等于把这条路切断。名义上还存在的中国私营风险资本，资金绝大部分是国有资金——“他们变成了国家的代理人。”
他还指出这场竞赛的另一重代价：中国经济本身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而跟美国竞赛，是把原本急需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调到了AI去，用经济学的行话叫资源错配。
许成钢把金融简化为一件事：调动大规模资源去投资。他说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另一个是中央计划经济——典型例子是苏联，而中国的发展是从苏联那边复制来的，改革之后变成计划经济和金融的混合。混合并没有解决问题：中国名义上有A股市场，但按他的判断，A股从来就不能发展，原因还是那两条——没有独立的司法，不能保护产权。
香港的情况被同一条逻辑锁住。他说如今香港股市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南下资金”，即中国国内的资金进入香港；而中国经济整体有严重问题、至今仍处于通缩、房地产还在继续向下垮，那么资金来源就已经被决定了上限。为什么很少有发达国家的钱进来？在司法不独立、产权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外来资金担心被陷在里头。
差距最终落在能不能收到钱。中国AI的总融资，把证券市场和其他一切都加起来，和美国比“差得很远很远”。他给出的因果很短：“因为从用户那里赚钱能力不一样”，两边差几十倍。袁莉的行业观察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她接触的中国AI从业者总说这个强那个强，但一说到变现——有人愿意花钱买服务——他们都说还是要到美国来，在中国很难收得到钱，这是他们都承认的。
卡脖子的不是能不能造
开源与闭源的路线之争，许成钢先指出立场的来源：学术界的人当然希望开源，因为他们要发表论文。至于证据，他说2024年两边的技术水平差距一度缩小到百分之零点几，人们于是会问开源会不会超过闭源；但2025年差距又拉开了。而且使用和比赛是两回事——闭源模型提供了大量非常具体的AI agent。
对DeepSeek V4，据节目介绍这是其首个专门针对华为芯片架构优化的模型，报道称是应北京方面要求配合华为做的，而技术报告对训练所用芯片只字未提。许成钢说，此前DeepSeek从训练到运作都用英伟达芯片，“这都有硬证据”；这一次DeepSeek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说它用的都是华为芯片，“是一种模糊的说法”。他还提到有在美国的华人专家认真读过V4论文并作出判断，以及接入美国服务器留下的记录——按他的说法，这就是美方掌握硬证据的原因；而在管制之前，他们存了好几万张英伟达芯片。
最关键的一段是他对芯片管制的修正。人们通常关注华为最先进的芯片与英伟达最先进的之间有多大差距，他说这个角度对了一些，但不全对：“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单纯看有没有最先进的芯片，非常重要的是有没有足够多的、足够先进的芯片。”真正卡脖子的地方在产能——“华为的芯片一年是论10万计的，英伟达的芯片是百万、千万计的。”
于是他推出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能不能造”和“能不能有效率地造”是两回事；如果目的是限制中国AI的发展，却按华为的水平大规模向中国出口性能相当的芯片，那是给中国解围，因为华为原本没有能力量产。至于英伟达为何总替中国说话，他的解释是产业链——最核心且无可替代的是台积电、三星、SK，而第二层就是中国；同时英伟达的产品现在严重供不应求，“在它严重供不应求的时候，它并不真的那么迫切需要中国的市场”。
一旦你变得重要了
节目最后回到Manus。袁莉说这家公司从战略上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是一个agent公司，党国是要树个榜样。许成钢同意，并补上关键的一环：“Manus的重要性其实是因为Meta把它买了。”如果没有被买、只是搬到新加坡独立运作，这一切不一定会发生；而Meta是竞争对手。
所以他给中国AI创业者留下的只有两条比较有把握的路：要么从第一天起就在海外做公司，所有人都在海外；要么彻底留在国内。其余的属于走钢丝、碰运气。他说这个例子告诉你的规则是这样的：“你要是没做成，一点也不重要，你仍然可以生存。一旦你变得重要了，那一定是不行的。”
至于产业革命靠什么，他推荐的第一本书给了答案的形状。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里的那句名言，他复述为：没有信用创造就没有产业革命。
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09期《许成钢：叫停Manus收购，能让中国赢得AI产业革命吗？》，节目2026年5月3日播出，文字稿2026年5月8日发布：https://bumingbai.net/2026/05/08/ep-209-text/ 。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陈述、回忆与判断属其本人；涉及第三方的严重指控未经独立核实，亦未取得涉事方或涉事机关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