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郑州暴雨之后，姜大翼（Dake Kang）在积水现场拍视频。据他回忆，一个人走过来问他是哪家媒体，他说自己是美联社的。他起初以为对方是便衣，对方却突然提高了声音：“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义务举报你。”随后一群人围住他，质问他为什么来中国、为什么来郑州、为什么要报道这场洪水。他解释自己只想做客观报道，说这是一场自然灾害。他记得很清楚，当他说出“洪水”两个字时，人群里一位阿姨纠正他：“什么洪水，只是下大雨而已”。而那时已经有人被水淹死。
姜大翼是美联社驻华调查记者，韩裔美国人，今年与美联社团队因一组关于中国监控体系与美国科技公司关系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2003年到上海读中学，按他自己的说法，当年他甚至有过“小粉红”的心态。这期节目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一个外国记者怎样看中国，而是一个曾经亲近中国的人，怎样一步步变成记录那套评分与监控系统的人——以及他记录下来的东西里，有多少并不是中国独自建成的。
从上海的“闭环”到哈萨克斯坦
他说自己刚到中国工作时可以算“亲中”：“我不太喜欢这种说法，但我小时候在上海，甚至可以说有一种小粉红的心态。”据他描述，那几年他回美国见亲戚，听到的多是中国污染严重、假货很多这类判断，而他觉得中国正在努力发展，亲友看得并不客观。他也说明了自己当年视角的来处：“你可以理解为一种闭环，就是住在一个住宅区里，每天去国际学校上课，然后回来。”主持人袁莉接过这个说法，说那是一个泡泡。
2018年1月，他被派到北京。工作的一半是去人民大会堂一类场合拍官方活动，另一半是专题报道。他回忆，当年第一个项目是英国首相访华，那时英方还在说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他说现在有点难以想象。
变化来得很快。他早期做过一位人权律师被抓的报道，去采访律师的妻子；也参与了新疆再教育营最早的一批报道。据他描述，新疆的大规模抓捕大约从2017年开始，到年底才慢慢有信息流出，一些受害者联系了海外亲属。2018年3月，他和同事去哈萨克斯坦采访第一位愿意公开讲述经历的当事人：那是一名在中国出生的哈萨克族人，早年移民哈萨克斯坦，因为没有注销中国户籍与相关文件，回中国时被扣下。
“到2018年，这个氛围就变了，新疆这些情况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影响，甚至颠覆了我以前的这些视角和人生观。”
武汉的那两天
2020年1月，他正从美国返回中国。他回忆父亲送他到机场时提到武汉有不明肺炎的报道，又提起2003年的非典，叮嘱他小心。回到北京后，他从消息来源那里听说武汉情况严重。1月20日钟南山确认人传人，他和一位同事随即飞往武汉。
他们在武汉待了一两天，恰好是宣布人传人与封城之间的窗口。据他描述，当时街上照常，他们随机采访路人、去了几家医院，一位女士说人们还在外面吃饭、甚至去蹦迪，只是戴着口罩。他觉得情况看起来没那么严重。那位同事学过病毒学，判断相反，晚饭时坚持第二天必须离开——他转述同事的理由是：“就是因为现在还在正常生活，就说明他们在隐瞒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如果真的人传人，本该有更果断的措施。他当时不太相信，同事问他万一明天封城怎么办，他觉得那是前所未有的事。第二天他们飞回北京，隔天起床看到武汉封城。
那趟采访改变了他的工作方向。“我就觉得我跟其他人都有一种被骗的感觉。”他说，起码有些信息没有被公开；他也提到，当时中国媒体做过一些非常出色的报道，包括财新，但过了一段时间被下架、被审查。
此后他开始找信息来源。据他描述，一位来源交给他一份卫健委1月14日电话会议的内部文件，内容是提醒全国卫生系统这个病毒存在扩散风险、要做好准备；他还拿到与病毒溯源有关的一些文件，说科学家起初在做正常研究，随着美国政治人物把矛头指向中国，溯源被政治化，中央随后下发通知要求统一相关研究，透明度随之下降。这些文件的内容出自他的叙述，本站未能独立查阅，也未取得相关机构的回应。
最差的一年不是现在
问到八年里氛围的变化，他给了一个许多人会意外的判断：“我说21年是最差的一年，好多人会很吃惊，因为他们以为现在是更差的时代，但是我觉得并非如此。”
他把转折排成一条线：2018年2月修宪，4月第一次中美贸易战，接着是新疆“培训中心”的消息，然后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他认为香港这一段彻底改变了大陆人对外国人、尤其对外媒的态度；他也把一名环球时报记者在香港机场被打称作重要转折点，并同时说明，他并不否认示威本身的是非，只是其中一部分人对大陆人有傲慢态度。这是他的判断，不是本站的结论。
疫情把这条线继续推下去。他回忆，最初很多人对隐瞒信息感到愤怒，到四五月又倒转过来：美国等国疫情失控，中国用比较粗鲁的措施控制住了，2020到2021年一波爱国情绪随之上来。他能理解那种“被当替罪羊”的委屈，也说这种情绪落到了外媒身上——有人认定外媒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单位。郑州那次围堵就发生在这一年。
2022年又是另一种改变。他的观察是，中国普通人平时不太感受到国家的干扰，只要不参与政治活动，日常大致不受打扰；但动态清零让这条界线失效，普通人也会突然被锁在自己房间里，而这种事此前多半只发生在异议者或新疆的维吾尔人身上。他说，很多人第一次有了这种经历，“幻像一下子就破灭了”。与此同时，官方叙述与个人经历的落差，让普通人对外媒的敌意明显减少。他自己补了限定：这不等于大环境变好，接受外媒采访的风险仍然很大。
分数是从哪里来的
获奖的这组报道，起点是一批文件。他说自己从2018年起持续报道新疆，有这类经验的记者大多已被迫离开，他是留下来的少数之一；自由记者Yael Grauer先拿到第一批来自一家名为蓝灯的公司的文件——据他描述，这家公司参与建设了新疆的监控系统与一体化平台，平台会把驻新疆的少数民族自动归入高、中、低风险，并按分数向警察发出警报。Grauer不通中文，于是把文件交给他合作。
“分数”这个词他记了很多年。2018年在哈萨克斯坦采访受害者亲属时，他听到有人因为分数不够高而被抓：“我当时在想，这是什么分数啊？听起来就像一个从《1984》出来的故事。”
读过文件他发现，这套系统并不只在新疆：覆盖全国，其他省份执行没有那么严格，逻辑却相同，主要对准上访者。他描述了信访现场这些年的变化——二十年前北京的信访局还会接待大量上访者，外媒记者也去现场采访；如今那里几乎没有人，因为电子系统会预测谁准备上访，警察提前拦截。于是仍有上访者主动给外媒发邮件、发短信，这几乎是他们剩下的路。他就是这样联系上一家姓杨的上访者。袁莉在节目里描述了这组报道的开头：那位当事人在病床上打点滴，点滴支架上还架着对着他的镜头。
工程量超出他的预期。报道从2022年底做起，前后三年，材料包括两万多封邮件以及公司与政府文件，当时还没有可用的AI工具，他只能一份份打开来读。他也讲了长期调查的另一种难处：手上一大堆材料，却不知道终点在哪，不知道会不会找到最关键的那份证据。真正让项目成形的，是他意识到美国公司的参与——蓝灯曾与IBM有关系，他从年度报告里发现这条线，再顺着查下去。
至于美国历届政府为何在相当长时间里允许甚至促成这类技术出口，他的解释是记性太短：二十年前的中美关系截然不同，“他们只是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作为最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当时想帮企业进入这个市场。他说，当年也有人反对，理由是美国技术会被用于监控，但大企业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认为这种现象今天更明显，川普访华时带了一大批美国CEO，尤其是科技公司的。
关掉手机，也只能躲几个小时
他也是被记录的人。据他描述，记者一旦入住酒店，当地警方就会知道；遇上维稳事件，可能被监控甚至被跟随。2024年他去成都报道四川信托公司倒闭、上访者到总部抗议，此前他去过成都几次都没出问题，那次却被几个便衣跟上。他们有应对办法——关机、用现金——但他说效果有限：“即使我把手机关掉、用现金支付，也只能躲开一段时间。”
采访结束后，他和受访者一起吃饭。他没开手机，认为定位不会暴露；几个小时后，受访者接到当地警察的电话，问他们是否正在接受外媒采访。受访者回来让他走，他就走了。他原本拍了视频，受访者当时愿意露出身份；接到电话之后，他把他们做了匿名处理。这一段他没有给出解释，只留下一句：“我也不知道警察怎么找到的他们。”
开头那位路人宣布有义务举报他，结尾这通电话找到了愿意跟他说话的人。同一套系统的两端，他都在里面。被问到国内同行的处境时，他把话说得很直接：“我对我们的中国同行们非常敬佩，因为我知道他们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比我的风险大多了。”
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13期《Dake Kang：从小粉红到普利策获奖记者，一位美国记者在中国的经历》，节目2026年5月21日播出，文字稿2026年5月29日发布：https://bumingbai.net/2026/05/29/ep-213-text/ 。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陈述、回忆与判断属其本人；涉及第三方的严重指控未经独立核实，亦未取得涉事方或涉事机关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