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进入第二周的时候，一位在美国的听众接到了前同事的微信求助。求助的人和母亲住在虹口区一个老小区，母亲长期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小区已封两周，没有任何补给，老人和孩子很多，食品、药品、奶粉都买不到。居委会找过了，电话也打过了，没有用。
最后起作用的是一条外宾专线。这位听众叫Joanna Zhang，2018年底到上海工作、2021年底回到美国；她从美国拨通了那条给外国人预留的求助电话，替朋友把情况报了进去。她自己对这件事的评价是：“当人失去了自由，不知道还能向谁求助的时候，最后居然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外国人专线。”她补了一句更诚实的话：“我都不知道究竟是假洋鬼子的身份真的起了作用，还是只是碰巧有人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困境。”
不明白播客第215期是四周年特别节目，内容全部来自听众投稿：录音、来信，应部分投稿人要求做了变声处理。主持人袁莉四年前发出第一期节目时，上海还在封城，她说自己那时是边刷手机边流泪。四年后她把话筒交给听众，问的是这四年我们各自经历了什么。答案汇总起来，不是一份创伤清单，而是一张分岔图：一批人走了，一批人留下，而两边描述的下坠方向相同。
醒来是一件有具体日期的事
投稿里反复出现的不是恐惧，是某个具体时刻。Clarity四年前正和先生认真装修北京的房子，设计好了未来十年要和孩子在这个房子里过的生活；一家五口挤在二十平米的周转房里，她每天提心吊胆，怕出一个密接把楼门封了。她说自己醒来得挺晚，是2023年春节：晚会上所有人又唱又跳，没有一个人戴口罩，而“没有一个人、一个节目、一句台词提到2022年一整年的封城、封控、核酸”，也没有提解封之后那个无数人去世的冬天。
另一位投稿人Gao Xing的醒来带着一个具体动作。白纸那段时间，他开着车，四岁的孩子坐在身边，他特意翻出那些视频和照片给孩子看——他知道孩子听不懂，也无法理解画面意味着什么，但他想让孩子知道。他对自己处境的判断是这样一句：“作为一个大陆的听众，我们好像不该在墙外的世界留下自己的声音。这份权利仿佛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悄悄剥夺了。”
十九岁的大一学生雷安来自江苏，他的时间点更早。四年前他在准备中考，就读于全市成绩最好的一所填鸭式私立初中，他的说法是“里面的生活极其泯灭人性”，身边很多同学也差不多，“大家都病了”。他从小对权威有一种怀疑，而政治课本“把所有宏大叙事编织成了一张看似毫无破绽的网”，他觉得讨厌却不知道怎么破局，因为身边没有可以讨论的渠道。
封城是由具体物品构成的
回忆落在东西上，而不是概念上。一位投稿人小鹿因工作在公司封闭了两个月，手机应用记录了她那段时间的情绪波动：有三个时段，她“每晚临睡前会单曲循环国际歌”。四月下旬起她寻机给附近被困的友人送食物，或者划开一辆共享单车漫无目的地骑行。她记下的是收件人的反应：“收到熟食的同事如同过节，收到可乐的友人瞬间泪目。”她也记下高架下快递小哥过夜的帐篷，和梧桐区拉起的细细的防疫警戒线——“那是这座城市纤细而无法愈合的伤口。”
五月下旬她骑到外滩，看见除了守卫武警之外空无一人的外滩，和摆着铁马、同样空无一人的南京东路步行街。“那夜无人观赏，但浦江两岸的大楼依然闪烁着绚丽的灯光。”海关大楼的东方红准点唱响。她对这一幕的祝愿是：“这魔幻的场景，我祈愿永不再现。”
一位要求变声的女生当时在上海读本科。封城时室友回了家，三个人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宿舍。她记下的是一件很难被写进疫情叙事的事：“我记得当时我来月经没有卫生巾用，只好用很厚的卫生纸垫着、省卫生巾。”她也提到自己曾想买一个白色的大肠发圈扎在头上，为新疆的事哀悼，但发圈到货时已经晚了。她的投稿以张爱玲《赤地之恋》收尾：“无论什么事情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和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他的脸，也就不觉得他可怕。”
来自银川的九零后小吉米四年前刚辞职就赶上封城。他的记录是算术式的：“他们说就封四天。我准备了七天的食物。到了第十天的时候，我买不到吃的，一份米饭得分成两顿吃。”他把这件事的性质说得很直接——“真真切切在二十一世纪重蹈了上一辈的覆辙，物理意义上饿了肚子。”
走的人：把自己认成难民
走掉的那批人，说的不是解脱。送可乐的小鹿如今已移居欧洲，住在一座被阿尔卑斯群山环绕的安静小城，重新构建生活：徒步、读书，学习德语。她说自己萌生了系统学习社会学的想法，想对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那些幽微社会现象有个理解，“我期待新的结构能从新的生活中自发的生长出来”。另一位化名T小姐的听众把离开的分量说得更轻也更重：“疫情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离开上海。上海是我小时候的梦。”她留过学，却从没想过要长期生活在异国；封城之后，她第一次有了强烈的要离开的感觉。Julian在解封后马上搬去了澳洲，他听沈栋讲文革一结束父母就放弃上海还算体面的工作、带他去香港打工，觉得特别能理解。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我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就是难民，所以对在澳洲的生活没有什么抱怨。”
小武三十五岁之后离开上海出国留学。他说封城之后的上海有一种无形的死气沉沉，而换了环境之后，即使看到中国一些不好的新闻，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义愤填膺。他讲的一件事发生在去年：他跟着学校队伍参加骄傲节游行，脚踏上那条路、跟着大队伍走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流了很久很久；两个小时后他在终点看到市长在那里和大家合照、拥抱。他当时的念头是一句问句：“我心里在想，这就是自由吗？”
代价也有具体数字。一位化名Six Seven Eight的投稿人2022年底到美国，焦虑与抑郁从重度减为轻度，但职业阶段性受挫：“我本来的履历还不错，国内211本科、美国TOP 50研究生，也曾在世界500强工作。”回美国恰好遇上行业大裁员，面试标准提高，抑郁又让他面试状态不好，求职一年没有拿到offer，为维生先去做了时薪二十美元左右的办公室文员。
在纽约的Chris正努力做一名时政类YouTuber。他经历过被封在公司打地铺，也亲眼看到老年人因为拿不出健康码被粗暴地拽下公交车。他在投稿末尾说明了一件事：“因为当年在面对警察时我没有退缩，现在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更希望用我自己真实的声音去鼓舞更多的人。”这句话是他拒绝变声处理的理由。
留下的人：坠落是可以感觉到的
留在国内的投稿，写的是另一种下坠。小汪四年前在苏州读研，学医。层层加码甚至明显不科学的防疫措施，“让作为医学生的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政治与科学的冲突”：他要往返医院和学校做实验，不断被要求提交核酸证明、体温表、录像申请才能入校；第一次被赋黄码时，指定医院门口的黄码长队排了三个路口。到了秋冬，他从路边店铺明显感到经济寒意，以及“二十大前弥漫在社会的躁动和不安”；在医院里，医护、患者与家属被反复要求核酸，甚至出现过“一日游安检的荒唐要求”。
他记得一个数字上的差别。2022年12月他轮转到骨科，医院对本院医护每天发两个口罩，对专硕和规培的学生只发一个;直到医学生跟随白纸运动集体向校方院方抗议，医院才把原来每月两百元的补助提高，并允许休假。他从这件事里得出的结论是：“很多权益如果不去争取，就永远不会被主动给予。”而对眼下，他的描述是父母有体制内的稳定工作、家庭经济相对稳定，自己仍然能感受到坠落。
雷安家的下坠算得更清楚。父母都在体制内，这两年大幅度降薪，母亲今年还要面临第二次降薪；而就在前两年的高点，他们高杠杆买了一套大房子，成了“成千上万高位接盘的缩影”，他的说法是“一生和养老金都被房贷死死套牢”。小吉米则已经回了老家宁夏，本想趁旅游热做点什么，几次骑摩托出门都差点被逆行的汽车撞到，于是判断此地不宜久留：“谁不讲道理，谁不讲规则就是赢家。”
节目开头那封信
袁莉在节目最开始念了一封听众来信，那位听众是上海封城的亲历者，一解封就举家搬去澳洲。后来在节目里现声的Julian，正是写那封信的人。他信里的那句话，值得放在这四年的末尾读一遍：“当我们可以给别人带来一点点希望，我们实际上就是在给自己带来一点点希望。”
这期节目里没有人给出方案。他们提供的是坐标：从虹口区一个断粮的老小区到悉尼，从上海的宿舍到银川的马路，从一场没人提起前一年的春节晚会到一条只有外国人能拨通的电话。四年前有人一边刷手机一边流泪，开始做一档播客；四年后，答她的是这些各自散开、又互相认得出来的声音。
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15期《四周年特别节目丨来自听众的声音：这四年我们经历了什么？》，节目2026年5月27日播出，文字稿2026年6月1日发布：https://bumingbai.net/2026/06/01/ep-215-text/ 。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陈述、回忆与判断属其本人；涉及第三方的严重指控未经独立核实，亦未取得涉事方或涉事机关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