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政／英雄叙事之外──宁斯．普尔加是否将高海拔攀登带向真正的「死亡地带」？

【山思而行】

最伟大的远征，永远发生在我们内心深处。当你走入群山，明白也许无人救得了你，明白今天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或许，这就是最深刻的自我认识。不是因为我们寻求死亡，而是唯有接受自身的脆弱，才能坦诚地面对生命。

──莱茵霍尔德．梅斯纳（Reinhold Messner）

今年（2026）是圣母峰世纪山难30周年。

1996年5月1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笼罩了世界最高峰，在冰雪之地接连夺走8名登山者的性命。当年，两支商业探险队同时站上雄伟的高山舞台：由新西兰登山家罗勃．霍尔（Robert Hall）领军的「冒险顾问」（Adventure Consultants），以及美国好手史考特．费雪（Scott Fischer）创立的「山痴远征队」（Mountain Madness）。

两家公司都在贩售一种过去无人能够想像的商品──由专业向导带领，付费登上地表最高点的机会。在那里，戴上光荣的桂冠，离地8,848公尺。

商业登山并非1996年才诞生，早在数年之前，「冒险顾问」便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圣母峰商业远征队。霍尔将个人的高山经验包装成一套完整服务，从招募客户、安排后勤、氧气瓶运补到路线探勘，即使缺乏顶尖登山背景的游客，也能在他的率领下，一步步迈向世界之巅。

百年之间，攀登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典范转移：20世纪初，英国传奇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三度参与圣母峰远征，三度失败。到了世纪末，却发展出「只要付费，就带你上圣母峰」的高海拔旅行团。西方的高山向导，在户外杂志与电视特辑的聚焦下，散发出一种英雄气息，凭借长年累积的声誉，加上雪巴人的幕后协助，把过去仅属于少数菁英冒险家有力触及的八千米巨峰，包装成业余爱好者也能亲近的梦想。

然而，1996年圣母峰攻顶路线的壅塞、决策的迟延与极端天候，无情暴露出这套新兴的商业机制，面对自然反扑时的脆弱底线。高海拔攀登的严酷真相，以及这个「产业」的眉眉角角，忽然从空气稀薄的天域，搬到了大众身前。

让人意识到：在大自然面前，没有专家，没有传奇人物，只有平凡人。

作家强．克拉库尔（Jon Krakauer）是那场山难的幸存者之一，下山后，写下纪实文学经典《圣母峰之死》。今年适逢30周年改版，他接受艾力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的Podcast节目《Climbing Gold》的访问，向霍诺德坦承：

「攀登圣母峰，加入那年的远征，是我人生做过最糟糕的决定。我花了20年，才明了自己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和一批打过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一起接受治疗。我多希望自己不曾踏上那段旅程，不用写下这本书。」

30年后，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山脉（Karakoram），在海拔8,051公尺的世界第12高峰布罗德峰（Broad Peak），再次发生了震撼世界的悲剧──由著名尼泊尔裔英籍登山家宁斯．普尔加（Nirmal “Nims” Purja）主导的10人队伍，不幸遭受雪崩袭击，无人生还。这则噩耗，再度粉碎了人类企图征服极限的幻象。当商业登山产业自诩为高度成熟、几乎「使命必达」的当代，历史的回音，又在一夜之间响起。

2026年7月30日，布罗德峰传统路线雪崩的消息传来，事发地点在二营和三营间，高度约6,600公尺。那几天我跟所有人一样，悬着一颗心，不断刷新相关网站，期望会有奇迹发生。巴布．狄伦（Bob Dylan）的那句话，回荡在耳边：

「你看着生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You see life repeating itself everywhere.）

遇难的联合队伍分属4个团队：「菁英探险队」（Elite Exped）、「七峰跋涉」（Seven Summit Treks）、「想像尼泊尔」（Imagine Nepal）与「移山远征队」（Moving Mountains）。前三家是尼泊尔深具规模的攀登公司，「移山远征队」则是巴基斯坦当地的公司。10人中，有顶级雪巴向导和他们服务的客户，其中名声最显赫的是宁斯．普尔加，他也是「菁英探险队」的老板。

2019年宁斯横空出世，启动「可能计划」（Project Possible），只用6个月又6天的时间，完登世上14座八千米巨峰，打破韩国登山家金昌浩的纪录──金昌浩当年耗时7年又10个月。宁斯是第一位通过选拔加入英国特种部队的廓尔喀士兵，凭着超凡体能和钢铁般的意志，把前人的纪录大幅缩短，第一次让世界看见来自尼泊尔的登山家，能用惊人的速度，重新定义高海拔攀登的可能。

长久以来，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域宛如西方探险家专属的剧场，他们带着雄心壮志，在舞台中央上演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些替他们开路、架绳的雪巴协作，还有将源源不绝的物资送往基地营的挑夫，总是故事里微不足道的角色。

随着新一代有商业头脑和生意手腕的雪巴人，顶上他们父辈的位置，雪巴群体逐渐走到幕前，跃居产业的主导者。他们熟稔地方和政府官员，知道如何和官僚系统打交道；拥有自己的直升机队和物资运补线，也通晓如何做出吸引人的网站和漂亮的识别标志。

雪巴不再是「协助登顶的人」，他们本身就是登山明星、纪录保持者、企业家，更是世界屋脊的主人。

宁斯不是雪巴人，但他的「Project Possible」团队由身手矫健的雪巴高手组成，在他们相助下，宁斯把「速度战」玩到了极致：全部走传统路线，因为成功率最高；搭直升机往来各个基地营，缩短健行进山的时程；在氧气瓶的辅助下，减少高度适应所需的次数，以及身体暴露在8,000公尺「死亡地带」时的风险。

记录宁斯攀登过程的Netflix电影《勇闯世界14高峰：挑战不可能》（14 Peaks: Nothing Is Impossible）在全球播送，让他一举成名。片中，意大利登山皇帝梅斯纳（Reinhold Messner）、美国攀登界重量级人物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金国威（Jimmy Chin）都出来替宁斯背书，赞许他勇于挑战旧纪录的气魄。敏感的观众或许会察觉，这些西方登山大师，更肯定的其实是宁斯所「代表」的尼泊尔高山工作者群体，即一路以来默默协助西方人「征服」大山的无名功臣。

可以说，宁斯把西方的「征服概念」推向了极限，而他的行动，赋权给长期欠缺认可的在地高山工作者，让他们登上舞台，得到迟来的肯定。这条动人的叙事线，让西方登山家都得出来替他鼓掌。

可是，综观整部电影，乃至整场速攀行动──山，被客体化了，它既不抒情，也不狂野，仿佛是一幅没有意志的画布，任凭「征服者／纪录寻求者」在表面为所欲为，增添新的笔刷。对速度的追求，压缩了试探的空间，那空间里本该蕴含着想像力与对自然的情感。扁平化的山，丧失了迷人的深度，单调的线条，甩开了得用漫长时间酝酿的探索风格，那是真正可以称为美的东西。

山从未被征服，人类只不过是在高山的喘息之间，侥幸借道而过。

宁斯在电影中不断抛出热血的金句，加上他近乎超级英雄的人设，启发了很多在现实生活中需要鼓舞的观众──是的，只要坚持，世间没有不可能的事！然而，成就宁斯功业的场域，恰恰是普通人「现实生活」的彼岸：冷酷的高海拔有自己的物理法则和运作方式，充满不可控的元素，和超现实的景观。

山没有因为产业成熟而变得温柔，也没有因为人类的科技进展而低下头。虽然比过去拥有更精确的气象预报、更精良轻量的装备、更便捷的通信、更实时的救援系统，但一场惊心动魄的雪崩，仍然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所有人的经验、技术、名声与财富一起归零。

宁斯遇难后，包括英国威廉王子和登山皇帝梅斯纳，许多西方世界的重要人物都表达深深的哀悼，而宁斯在尼泊尔更被奉为民族英雄。除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讣闻中提及宁斯性侵女客户的疑云（当时便由《纽约时报》率先披露），主流媒体几乎一致抹去了宁斯的争议，呈现出一种英勇的形象。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思索背后的意涵。

其实，成名后将名声兑现，持续拓展个人影响力，并不会引人非议。霍诺德赤手攀登酋长岩（El Capitan）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创立基金会，以太阳能板改善偏乡与弱势社区的能源取得。梅斯纳是第一位完成14座八千米巨峰的先行者，他不依赖氧气瓶，没有直升机接驳，把自己虔诚地奉献给大山，并在多洛米堤（Dolomiti）开设多间博物馆，推广雪巴与藏族文化。

宁斯完成速攀纪录后，成立公司「菁英探险队」，以他挣来的各种「世界纪录」招揽客户，也持续在前线作战，担任领队把客人送上山头。本质上，他做的是和90年代的霍尔与费雪相同的事，不同之处在于，经营者已完成世代交替，宁斯贩售的是一种更奢华的体验：向国际富豪和登山网红收取高昂费用，把义式咖啡机和弹簧床运送到基地营，借由绵长的固定绳和氧气补给，打造出通往顶峰最短也最舒服的路线。

耸立在高峰间的一座座商业帝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山峰已经变得可以被「管理」，而风险在明星领队的光环下，会黯淡得无地自容。

这正是商业登山始终绕不开的伦理问题。如果攀登者只是不断推高个人纪录，就算过程中把神圣的山岭当名利场，反复操作一件自己已经完成过的事；就算一次次与山对赌，最终遭遇致命的后果，这也是他个人的选择，旁人没有多嘴的权利。

然而，当他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以从山的身上取得的成就当成做生意的资本，他的判断与某种攀登习性便会带给他人影响，那攸关别人的性命。

客户确实也有责任，毕竟成就一桩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可是不在现场的人，无从知晓客户上攀之前，被领队告知了多少必须承担的风险；在迎向巨大的未知之前，是否真正拥有说「不」的机会？如果选择回头，队伍是否有多余的人力把他安稳地送回基地营？

一份旅游合约，可以买到基地营的服务、山上的氧气和绳索，却永远买不到大自然的慈悲。我们很难去苛责那些只是在后面「跟着走」的人。

2019年夏天，我随登山家张元植和吕忠翰（阿果）前往K2基地营，报导他们的远征。就在元植和阿果参加的国际攀登队结束第一次攻顶行动（在8,200公尺处，因雪况不佳折返），宁斯率领「Project Possible」团队抵达了基地营，准备对K2发起攻势。

我在《神在的地方》书里这么写道：

他用流利的英文介绍了自己的团队，然后像个激励演说者，劈里啪啦丢出一长串正向思考的口号：

──我们一起完成它！团结一定做得到！
──只要相信，没有不可能的事！兄弟们，跟着我走！

宁斯的夹克绣满各种品牌的logo，好像穿着一件有很多补丁贴布的外衣，手腕上戴着赞助商的名表，他不太像是来攀登的，比较像是来工作。

那场基地营会议结束后，宁斯专程拜访我们的帐篷，继续游说元植和阿果，要两人跟他再拼一次。多方评估后，元植判断雪况不会在短短几天内获得显著改善，毅然决定撤退，他和阿果都不认可宁斯赌博式的心态。

当年的结果如今已成历史：宁斯赌对了，成功登上K2，他和雪巴团队开的路造福了后续的攀登者。而元植和阿果以失败收场，撤退回台湾。今年的布罗德峰悲剧却告诉我们，在险恶的高海拔环境，人不可能永远幸运。

今年是阿果第八度远征喀喇昆仑山脉，尝试再次挑战G1峰。邻近的3座八千米巨峰──K2、G2峰和布罗德峰，阿果都已完成登顶。最终他在6,900公尺的高度遇到危险的冰层裂隙，担心雪崩的风险太高，决定喊停这次的G1峰攀登，在7月23日离开基地营。

在我们每日的卫星通联消息里，阿果屡屡向我传递出对今年攀登季的隐忧：

──今年带着相机一直拍照，我发现了一点状况：每个山头的雪量好像都比往年多一点，那种雪，看起来是鼓鼓的，圆圆蓬蓬的，整片不是那种有安全感的模样。

──这几天连降几波大雪，几乎9成的攀登者都放弃攀登回家了，只剩没几天的好天气窗口，近季末也没传出意外，可能会庆幸又躲过了。

──残酷的是，你以为雪巴们在基地营，不同公司会相互合作吗？错了，完全没有想合作，就是等别人弄到放弃，其他人再补刀。

回想2021年冬天，包含宁斯在内的10人尼泊尔菁英小队，手牵着手高唱尼泊尔国歌登上K2山顶。「K2冬季首攀」是一枚至高无上的勋章，不同队伍发挥了合作精神，那场壮举撼动了全世界。近几年高度商业化后，攀登公司之间拼攻顶成功率，产生严重的竞赛关系，那种无私变得愈来愈罕见。

何谓攀登的本质？什么是登山家的风范？

山包容万物，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高海拔商业攀登有存在的理由，帮凡人圆梦，也让雪巴获得丰厚的收入（代价是如影随形的死亡风险）。可是，在它的对面，伫立着另一种风格，把山壁视为探索和开创的对象，他们优雅的身影，牵动着人们的内心：

1985年，波兰攀登大师欧特克．克提卡（Wojciech Kurtyka）与队友罗伯特．绍尔（Robert Schauer）带着有限的装备，深入喀喇昆仑，挑战G4峰崇高的西壁──也称闪耀之壁（Shining Wall）。两人没有氧气瓶、大量的固定绳和后勤支持，一切自给自足，试着完成一条极其困难的路线。

受恶劣天候的拖延，攀登时间被大幅拉长，两人陷入绝境，仍奋勇爬到西壁顶端。离山顶只剩最后一段路时，做出了登山史上关键的决定：他们没有硬闯，放弃了最后的登顶。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也出于彻底认知到自我的局限。

那场「没有登顶」的攀登，被誉为「世纪之攀」，它的意义穿透人心，捎来高贵的价值感：人与自然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纯粹的相拥，彼此举起，也彼此放下。

宁斯的纪录，将来会被更富野心的新血打破；他的争议，或许会逐渐被人淡忘；奉行的商业模式，会被检讨和修正。最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的反思：如何避免更多生命消逝于无情的山野。这才是宁斯留给世人最贵重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