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税制改革，大幅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降低了地方政府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此举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项改革的推行者正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央行行长的朱镕基。
《新苏黎世报》文章以中国问题特约记者2010年亲眼目睹的发生在北京郊区的官员与村民之间的激烈争执为例，回顾了税制改革引发的后果之一：”各县市当时大规模征收农民土地——使用暴力并非罕见——并将其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用于建设住宅小区。地方政府则利用这些收入来充实空虚的财政。当时，各县市资金匮乏，其根源在于1994年实施的一项税制改革。这项改革的推行者是一位重要官员——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许多人都视其为继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具改革意识的政治家：朱镕基。“
文章援引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分析师写道，朱镕基意在加强北京方面的权力，而且成功了。1994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上一年翻了一番。然而，这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需要资金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他们热衷于修建桥梁、火车站、高速公路和机场，并向在当地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补贴。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征用农村居民的土地，导致农民失去家园和耕地。到2020年，土地出让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朱镕基去世：一位改革者的复杂遗产
文章援引总部位于香港的智库“中国观察”（China Perspectives）的一项研究写道，“2004年至2014年间，43%的村庄发生过土地征收事件，估计有4000万中国公民直接受到影响。其中，60%的人后来面临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处境。”文章还谈到，尽管北京方面出台了要求向被征地农民提供补偿的法律法规，但一些地区仍然上演了惨烈的悲剧，比如一些农民选择自杀。
文章也提到朱镕基税制改革的其它影响，如土地出让激增间接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削弱了原本具有分散性特征的农村信用社的自主权。”文章说：“一位常驻北京的知名美国经济学家指出，朱镕基推行的是一种以首都为中心的高度集权政策……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放缓，收入增长面临压力，进而影响了私人消费。20世纪80年代，私人消费占经济产出的51%；在朱镕基执政期间，这一比例降至46%；如今，该比例已降至39%。这是国家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个表现。”
一分为二的中国经济
《商报》发表标题为“中国经济正在一分为二”的文章，聚焦中国济体面临的复杂多面的景象：“一方面，中国某些面向未来的产业正经历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经济依然疲软。新加坡经济学家陈光炎（Tan Kong Yam）因此指出，中国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一种是以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电池、机器人技术和半导体为引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技术驱动型经济；另一种则是步履维艰的传统经济，其特征包括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人口萎缩、私人消费低迷以及市场情绪脆弱。”
文章认为，这正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即“该国的技术崛起已不再自动转化为更广泛的繁荣”。
文章说，中国官媒的报道主要聚焦于中国“新经济”领域的成功故事，但是，”尽管存在这种引导舆论的企图，但中国经济学界内部仍涌现出激烈的争论：人工智能热潮究竟主要是让少数科技巨头受益、而普通家庭收入却停滞不前，还是能迅速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更优厚的薪资以及更广泛的繁荣。
文章援引中国经济学家蔡昉指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与生产力提升，必须与通过分享及财富分配进行平衡。”蔡昉因此倡导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强调必须共享“生产收益”。文章写道，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刘世锦也呼吁大幅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人口的收入：“这种差距在养老金发放水平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位经济学家指出，约1.8亿养老金领取者——其中大多数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月均基础养老金仅为249元人民币（约合32欧元）。这与城镇退休人员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则超过3000元人民币（约合390欧元），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在6000至7000元人民币（约合770至900欧元）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