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传真社学生曾遭校园监控 事主30年后揉入绘本创作

链接的，不只是过去

李宛澍以清亮的嗓音说道：「可能我太小咖了，文件只有两个。」对比她在台大传真社的学长周克任（野百合学运发起人之一），找得到其名的文件足足有17卷。

拿起硬页包覆的《校园秘密日记》，会发现它装帧形式特别，前后既是封面也是封底，同时翻开封面、书名页，左右各是独立的故事轴线：右翻揣摩监视者是如何走进告密者角色与心境变化，左翻则是描绘被监视者在不知不觉间，走向被安排操弄的氛围里，逐步被掐住咽喉而难以喘息。

不过，如果将书页全部展开，维持同时左一页、右一页的翻阅节奏交相比对，又隐然是一个时间、空间重叠的组合，两个视角的双声线同时并行，以全知视角阅读，则能将故事全貌搬演得更为清晰。

除了「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双视角、双声道安排之外，李宛澍补充说：「绘本的翻页也很像是一种舞台换幕的效果。」就像她在人生下半场年近50岁，才赫然得知自己仅因参与社团，被当时的威权政府粘贴「违逆分子」标签，也被法务部调查局安排的「抓耙仔」监视，为她偷偷地记录着社团生活，在不知名暗处帮她写下虚构真实混杂的「校园日记」。

李宛澍自大二下学期后就逐渐淡出社团，毕业后社友偶有联系，不过她始终不在交织的圈子里。直到2020年底，她得知自己曾被监视、在政治文件竟也名列其中，在好奇心驱使下，赴约台大传真社一别30年的餐会。

餐会由周克任发起，2019年他被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通知，到现场翻看厚重文件，校园监视的社团往事才约略有了形状。席间众人讨论热烈，并具体推测监视者身分，与某位社团女同学的身影重叠，但李宛澍反应迟钝，始终悬在交谈浪潮边界，直到离开后，感觉才浮上来：「难以想像邻家女孩一般的同学，竟然是另有目的。即使已经远离当年的场景，我还是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悲伤感。」

餐会隔天，李宛澍恰好参与一场艺术陪伴活动，咖啡馆斑驳老墙上挂着学员们的画作，画作中央的人形轮廓躺在海洋背景中，原意是可随心情任取颜料将之涂色。她不明所以选择黑色蜡笔，在人形背后画上黝黑的心形，也发泄似地将其他处涂黑。

「虽然已经隔了很久，还是觉得很可怕，或说有一种原来人跟人之间是这么不可信的冲击。」

时隔多年，她重新回溯并下定义：「我不晓得那是什么，应该就是某一种创伤反应。」

在黑心里的扭曲人形意象，也再次重现在《校园秘密日记》。李宛澍解释道：「一般来说，跨页作品的主题不应该在中间，但我们故意放在中线处，是希望他好像被一个东西『车』过去，去加强可能痛苦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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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从事文字、企画、公关相关工作的李宛澍，中年后因缘际会接触到绘画，便开始大量运用版画手法与复合媒材创作，新作《校园秘密日记》即为人权博物馆主办的第五届「画话一座岛的故事：人权教育绘本征选计划」优胜作品，也是历届来极少以自身真实经验出发的创作作品，是「在真实背景下的半虚构故事」。

相较其他作品以儿童为主要阅览对象，绘画中总带有童话风格的隐喻，或是以动物为主要角色的设计，《校园秘密日记》却是颠覆以往，带有真实感的情节走向、和长相殊异却表情拟真的人物，大片不饱和色彩与黑白素描手法、贯穿全书的「眼睛」意象，让绘本翻阅起来都带有「恐怖感」──这正是作者想要带给读者的直接「体感」。

其实在创作之初，李宛澍也遇上这样的问题：给小孩看的「人权故事」该如何取材、呈现？在人权教育绘本创作培育工作坊期间，讲师介绍了意大利绘本作家大卫．卡利（Davide Cali）的《Tre in tutto》，描绘二战后的意大利，由女性团体发起「希望列车」，将南部贫童送往北义寄养家庭生活的过程，虽以儿童纯真视角出发观看，不过写实的历史背景与画风，拓展了李宛澍的认知：「真正的历史是你不用动物画童话风、或是拟人化，还是可以讲这个故事。」

决定题材后，2024年李宛澍也参加国家文件馆讲座，学习怎么从网海中捞出有关自己的文件碎片，她上「国家文件信息网」搜索，当时相关文件还未数字化，呈现一片空白。不过，除个人经验外，她也参看了「威权统治时期校园与社会监控之研究」成果报告，依凭于此，并且揣想着监视她的女同学，是怀抱什么心态从事这份「兼职」工作，最后在尚未看过自己文件的情境下，完成绘本。

「现在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没有去看（文件）比较好。」她先立好大概的架构，从周边背景数据去找出相关的真实人物，再从其他人的文件数据推想、或者结合记忆中的自身经验，创作出创建在真实上的半虚构故事。直到2026年出版前夕，李宛澍才觉得完成一件大事，「好像应该要来看一下我的文件。」这次，庞大的校园监控文件整理有了明显进度，搜索她的名字，文件已清楚在列。

自认小咖又边缘的李宛澍，大二卸下社长一职后，因为自身与社团理念间总存在不确定感而隐隐拉扯，之后的人生再也与「站在校门口前的肥皂箱上演说」、「奔赴花莲支持反水泥运动」这类社运行动彻底断裂。直到很多年后，她看着年轻炙热的世代在「太阳花运动」中抗争绽放、复又大声疾呼说出社运造成的人际伤害，才链接到自己也曾向社团伙伴说出投入运动的不舒服感，却在当时被草草回应带过，确认原来「创伤」在当时已深刻刃下。

2020年走出餐会后，得知曾被窥视的双眼与隐形的笔尖秘密地侧录生活，她清楚记得那种作用力：「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很有冲击感。」从心底缓慢浮现上来的，则是二度创伤。

2026年出版前夕，第一次踏入搬迁到林口的国家文件阅览中心，距离李宛澍知道文件里写有自己的名字已过5年多。阅读泛黄的文件，她发现自己没有被不安感袭卷或淹没，心情反而是「松开了」。她意识到：

「我发现，我可以完整讲完这个故事。可能之前有一些不舒服，连讲都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创作的方式或是管道，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讲。」

创作过程即带来疗愈效果，虽是老调重弹，却也得到最真确的应证。在6月27日的新书发表会上，坐在《校园秘密日记》新书背板的黑灰色长脚阴影前，当李宛澍流畅地说起创作过程与理念，书里设计的「恐怖体感」未如预期般弥漫，席间反而自然穿插着笑声。

「因为当你知道怎么样去说的时候，就会从过程中得到力量。当你可以完整说出、或是完整的用某一种叙事，当然这种叙事，它是不是就是全面的事实？可能不是，它只是你选择的一种角度，你知道经历了什么之后，很多事情可以松开或是放下。」

如果说故事的作用仅在于疗愈自己，出版成书对于社会又有何助益？

完成作品正式出版前，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编辑委员，浑然不察当时存在校园监控之事，看完创作后特地向昔日同窗求证，最后惊讶获得「某某同学就是监控者」的笃定回应。当编辑委员以实际行动回馈了这个故事，李宛澍感动说道：「就像看《大蒙》，那个时代就是很多事发生，但没人去讲，或者是不能讲、不允许被很多人讲。如果没有人说，很多人搞不好到现在都觉得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太平盛世里。」

当被问到，假如再见那位监视者会怎么回应？李宛澍说，自己从头至尾就无意评论个人，也始终记得那位同学善良邻家女孩的一面；她甚至语带轻松地笑答：「可能我会说，妳知道我有说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要买吗？我送妳一本？或者她默默买个十本送人好了。欢迎她来找我，我会签名，请她喝杯咖啡，聊聊现在的生活，回去以后，我们那晚应该都会睡得很好。」

李宛澍认为，监视者也许基于某种利益，只算是小奸小恶之人。而作品尾声，她画出被线条牵制的灰色人形，混迹进入每个小群体间，则是试图抛出「到底是谁在操弄我们」的疑问：

「国家当时的威权体制，它操弄、利用监视的人，同时它也操弄着被监视的人，所以我不会说谁对谁错，只是想呈现当时的确有那样的事情。」

说起过往，态度轻巧滑行仿佛顺行的船只，李宛澍早已摆脱2020年初得知被监视的冲击与阴霾。她将刚出版的《校园秘密监控日记》带至国家文件馆，送一本给2024年教授文件搜索应用课程的老师徐绍纲，「我很感谢国家文件馆，整理存放这么多有我们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我当时的情绪有了依据，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校园监控）是真的发生过，它也是一个值得被重视的事情。」

中年回望，李宛澍认为自己成长时代的氛围，总被意义感凌驾，个人的情绪感受常不值一哂，而在创作、出版过程中，发现自己仍有困惑、不断在提问。不过完成作品后，创伤得到疗愈，也同步意识到自己透过说故事，带领真相到达另一个层次：

「也许你有类似的经验，然后这个东西引发了你。我最希望的是，说这个故事，可以去带出其他的故事。」

艺术家詹嘉华，在意外机缘下接受了故事的召唤，透过文件的断简残编，打开一段长期在家族中噤声、几乎未曾存在过的时空记忆旅程。

受到台北驻芬兰代表处代表、时任立委林昶佐搜索外公足迹的视频《输入：黄本根》牵动，詹嘉华想起了未曾谋面、形象模糊的外公；2023年在国家文件信息网输入本名及改名「何铿（鉴）泽」后，赫然发现外公23岁时因参与过二二八新竹市的抗争活动，竟被冠以暴徒、共匪身分，曾遭当时政府通缉。

这段经历在詹嘉华亲族间无人知晓，后来她联系上「二二八纪念基金会」，协助查核事实。2024年2月28日，她陪同将迈入70岁的妈妈参加「二二八事件78周年中枢纪念仪式」，从蔡英文手中领取了外公的「名誉回复书」。

对詹嘉华而言，外公是极度陌生的谜样存在，13岁即失怙的妈妈鲜少谈及外公，偶尔提到也仅仅只有：「爸爸以前很疼她，曾住洋楼、穿洋装和皮鞋」、「小时候一直搬家、爸爸有时候会消失、家里有很多人」的孩子视角描述。对詹嘉华兄弟姊妹来说，因与幼年的人生落差巨大，与外公相关的回忆，遂成为出自妈妈口中的一则奇幻故事。

不过，拿到名誉回复书的这一篇社区贴文，因朋友转介，让承接国家文件馆视频制作的害喜影音团队，替詹嘉华和国家文件馆牵上线，并拍摄视频《在文件找回的_家族记忆》，这一连串过程为詹嘉华打开了一段始料未及的旅程。团队引荐了专研台湾史、战后及日本时代历史的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廖品砚，以及对台籍日本兵议题涉猎颇深的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助理研究员陈柏棕，一路发掘外公何铿（鉴）泽的踪迹，总算在佚失多年的大块空白处，补上几笔明确的注释。

一开始，詹嘉华先到国家文件馆翻阅外公相关文件的原件，她回忆道：「看到外公的名字在文件上面，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他（本来）是一个很像故事中的人物。」后来，陆续在国家图书馆旧报刊找到外公曾任新竹市民代表的纪录、与曾任《民声日报》记者期间（于新竹分社主任任内过世）所撰写的报导。又因查到外公曾有案在身，先后到访高等法院刑事法庭与新竹地方法院申请阅览相关判决书，也在新竹市区，比对照片找出家族洋楼旧址。

深受外婆疼爱的詹嘉华，印象中外婆却一次也没有提及外公；即便文件馆的拍摄计划邀请妈妈入镜，原本得到应允后，最后却在阿姨强烈反对下打退堂鼓──阿姨直觉公开言说会被追查到「什么事」，但却说不出究竟是什么的压迫感，即使外公已离开半世纪以上，又经时代更迭，数十年来深植于心的控制感，竟仍默默在发挥作用力。

也许是因从事艺术创作，早已能娴熟地跳跃思考；也或许「不能说」的阴影只停笼在上一辈亲族间，詹嘉华在长达半年的拍片过程中，丝毫没有升起半点不耐或是恐惧。她说起第一次到文件局看文件的感受：「我觉得满特别的，因为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个经验。」

逐步「解锁」外公这个人，在不同的机关和文件间，追索着外公自己也不曾知道的点点行迹，詹嘉华不以为苦：「我觉得很好玩，很像闯关游戏，一直会有新的线索冒出来。」走访拼凑过程，詹嘉华像是将原本仅有轮廓的外公面貌涂上稀薄色彩：

「借由这一次追文件的过程，我觉得他变立体了，他好像就是真实的活在某一个时空，然后借由看文件，去猜他可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一路解谜打怪，虽因贵人相助破解了数个关卡，但毕竟只是一大个时代、乃至一个人生命星星火花的遗屑。「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不知道能不能够那么顺利的找到这些。外公已经去世，家人也都问不出个所以然，目前网络上能搜到的数据，就是文件局的数据而已。妈妈去调阅新竹市的地籍数据，也都说被水淹掉了，」破解何铿（鉴）泽的人生故事谜团，仍是未完待续中，詹嘉华坦言，「最难的是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到底什么是终点呢？对此，她总结道：「应该就是我对这个人，我的能力所及所能爬梳到的东西的终点吧。」

视频最终停留在詹嘉华妈妈的回忆之声里，她反复述说的仍是被父亲何铿（鉴）泽捧在手心上的幼年印象。不过，其实在那之后，妈妈的兄弟姊妹群组，除了转达着很感谢詹嘉华做了「这件事」，舅舅也终于打破沉默，说还有市民代表当选证书、公务人员任用证明文档、结业证书等的数据保存在他那里，并着手翻拍成电子档传给亲戚们。

旅程结束之后，詹嘉华自剖说：

「我觉得会更在意身边的人，当时的历史氛围，尤其是政治或社会或运动，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在意。现在就会自己去搜索新闻、发生的事啊。对于整个社会的链接度，会再更强一点。」

拍摄的案子结束了，但似乎有什么被重新查看，在詹嘉华的家族间注入了新的活水，并且永远地留了下来。

「文件才不会说话咧，要有人帮它说才行。」

这些年徐绍纲破解不少有字天书一般的文件，他一语道破戮力在做的事：看威权时代的文件说现在的话、带领更多人读懂文件、让更多人应用文件。

文件应用的触角多元广泛，酷爱电影的徐绍纲，与科长、同仁策画了「政治文件与转型正义电影沙龙」一系列课程，上午专堂讲解文件里的字句该怎么读懂、理解，下午放映相关电影后，偶尔请到导演现身说法，或是亲自披挂上阵解说。而让全台掀起历史补课潮的《大蒙》，导演陈玉勋在「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获最佳编剧奖致词时，也特别感谢徐绍纲的田调协助；《传奇女伶 高菊花》纪录片中，更让徐绍纲意外入镜，初登大屏幕。

讲到某些关键词，徐绍纲就能像拉开脑中上千个柜子、取出被搁置已久的卷宗，指出某一段文字所指涉之意。比如他谈起《大蒙》，宛如时代的口说布景师，说起女主角阿月要北上领尸，当时从嘉义到台北车站这段是无法直达的，须从南靖转车，坐的火车又该是哪一种，抵达后出台北车站的街景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街头上因没有红绿灯，人、车、牛多种交通工具齐汇必有冲突争端，时人穿什么、店家招牌如何⋯⋯种种场景，透过他口立刻栩栩如生流动起来。

近两年文件馆开设与政治文件相关主题的课程，总是场场爆满还被要求加开，徐绍纲忆及：「还有人写局长信箱来抗议；甚至我们还遇到一个写总统府信箱的，要求我们要开放什么申请的卷数要达到100卷，否则会被抱怨不够专业。」

文件需求者的类型多元，有选择政治文件研究的硕士生、白色恐怖研究者及学生、将研究威权时代法治案例做成「学习历程文件」的高中人文社会科学生、退休后对相关议题感兴趣的民众、承办「祭祀公业」案件的律师等，也有电影、漫画、小说艺文领域创作者，调阅政治文件补足时代理解。

其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调阅者是黑道大哥，他们主张自己过去入狱的经验是遭受政治迫害，因此欲找到政治文件上的纪录，以此申请权利回复基金会（财团法人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回复基金会）的赔偿。对此，徐绍纲记忆犹新：「有大哥来到办公室大吵大闹，最后连长官都出来安抚。那个大哥拿出一清的证明，曾经在泰源被关过，他说不管，我今天就是要调到文件，然后就叫小弟来。」

此外，也有各式各样时代切片的观察者，会来到文件馆调阅文件，比如《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的研究者，想要知道国家赔偿条例的由来，推敲至现在的案件上；或是好奇的德国学者带着汉学老师前来，因为台湾文件局虽和德国史塔西（Stasi）一样由政府角度成立，不过在文件保留与整理上，则显得杂乱无章。

每晚7点，徐绍纲就会强迫自己关掉电脑里的密密麻麻文件、走出文件局，免得被愤怒、悲伤情绪拉下深渊，但他对于文件开放、应用仍积极以待。某次「国家文件高中营队」课程，成果展时学生全部选择以政治文件为主题，他惊讶地回溯道：「16、17岁的孩子居然愿意做这个，可能在上台湾史，所以每个人都很有兴趣，这也成为他们的学习历程。辛苦了这么多年，真的看到开花结果。」

文件，虽白纸黑字看似记录下不少过往，但徐绍纲不断提醒它并非完整或绝对的真相，「像杨逵的监控者写到最后，跟长官说他就是1个78岁在种玫瑰花的人，除了他的孙子儿女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人来找他了，可不可以不要再监控，长官就责骂他。所以后来又把杨逵写得很夸张，他也写到崩溃了。」

因此，即使徐绍纲坦言：「大蒙，看起来好像雾开了，但是其实雾开了还是很雾，真相我们大概一辈子都解不开，可是至少可以让大家创建起完整的民主观念。」他仍认为文件的全面开放和应用在当代社会极其重要：

「即便找不到（加害者、监控者）是谁，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然后，绝对不要再重来了。」

众人的力量集结是如此重要，像是亚洲第一个收藏、整理、公开政治文件的韩国文件馆前身，即是由一群光州事件中失去至亲的光州妈妈为对抗国家叙事（独裁政权全斗焕至死皆未承认血腥镇压）、一切从民间由下而上发起的人权图书馆。徐绍纲仍难忘2013年到访韩国5．18民主化运动记录馆时的震撼连连：「光州妈妈到现在都还在图书馆当志工，她可以告诉你，我儿子是在哪里，然后就拿她儿子被枪毙的照片，全部都现身说法，民间是可以做到这样！」

「一个国家承认自己过去的这些作为，都是行政不法、非法不法」固然重要，徐绍纲更期望「文件尽量打开、尽量让大家运用，并且透过提升文件素养，大家都能一起来看文件」的推波助澜，民众不再只是被动等待政府的研究成果，还可以主动以各种角度去回顾历史。

除此之外，徐绍纲认为文件链接的不只是过去，更可以因为学习理解历史脉络，进而分辨文件里的真伪消息，回应当代人眼前最迫切的挑战：

「网络新观念一直进来，我们能明察秋毫，才有办法去应对网络攻击、或是假信息，当你会辨别什么是假的监控回报、什么是真的，那你也可以辨别现在的网络信息真伪，我自己是这样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