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注意到，2026年6月26日地球上有一个国家有了新名称。
只有约一万多人口的太平洋岛国Nauru，当天正式通知联合国，国家改名为 Republic of Naoero。Naoero 并不是新创的名字，而是当地民族用自己语言称呼家园的名称。政府解释，过去源于欧洲殖民者无法读出 Naoero 的本土发音，于是习非成是变为Nauru。
因此，Nauru 变回 Naoero，看似无关痛痒，却是货真价实的文化主权宣言：自己名字自己定。
其实二战后国家改名有一条重要脉络：Gold Coast 在1957年独立后改称 Ghana；Ceylon 在1972年成为 Sri Lanka；Rhodesia 在1980年成为 Zimbabwe；近年 Swaziland 改为Eswatini、Turkey 要求国际社会使用 Türkiye。背后原因并不相同：有些属于去殖民化，有些则强调文化主权。
殖民统治往往留下地名、语言、历史分类，以至一套理解世界的方法。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名字仍然要按照殖民者方便发音的方法使用，形式上虽已独立，文化上仍未完全取得命名自己的权力。Naoero 的意义正是要求世界学习当地人的名字，而不是要求当地人继续迁就世界。
文明共同体的想像
一个国名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仅标示国境，也承载一整套关于共同过去和迈向未来的故事。这就涉及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mythomoteur，这亦是香港人本应十分熟悉却因被潜移默化而忽略的一套叙事手法。
这个法文词语由神话和引擎两个字组成，没有贴切的中文翻译，勉强可译作「神话动力」。John Armstrong 和 Anthony D. Smith 等民族主义学者指出，一个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存在，并不单靠护照、疆界或政府，还需要一套共有的历史记忆、象征、祖先故事、受难经验和未来使命。这些迷思和符号不一定是虚假的「神话」，而是把复杂暧昧的历史整理成一套共同叙事，令族群相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走向何方」 。
对中国人而言，近代最成功亦最矛盾的mythomoteur莫过于「中华」一词。
今天「中华」听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古老名称，但其实满布历史陷阱。
古代正式国号是汉、唐、宋、明、清等朝代名称。「中国」、「华夏」、「中夏」、「中华」、「中土」等，长期是文明、文化或地域概念，而不是现代意义下固定疆界的主权国家。
「中华」大约在魏晋以后已逐渐成为通用复合词，由「中国」与「华夏」一类观念结合而来，既包含「中央」的空间政治想像，也包含「华夏」文明身份的意味。换言之，「中华」从来就不是地方名称，而是文明共同体的想像。
戏剧性的变化
最戏剧性的变化在于20世纪初，当时世界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清朝却是一个由满洲皇室统治、经过二百多年扩张的多民族帝国。
辛亥革命早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但排满民族主义很快遇上一个难题：如果「中国」被界定为汉人的民族国家，新共和国又凭甚么自然继承清帝国广大的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
晚明时期汉人政权管辖的彊土约350万平方公里，清末的彊域约1100万平方公里。革命党人推翻压迫汉人的满清王朝，却又不愿放弃满清征服扩张的额外彊土，实在很难理直气壮， 所以「中华民族」的神话动力就在此时出场。
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的澳洲学者 James Leibold 在《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工程，是把清帝国原来不同性质的边疆——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重新理解为一个现代中国不可分割的「国土」，再把这些地方不同的民族重新纳入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他称这个过程为由「 帝国」到 「国家」，把清帝国疆域塑造成看似天然完整的「中国国土」。
谁的文化才正统？
可是矛盾随即而来：一个文化身份被包装成国家身份后，谁的文化才算正统的国家文化？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费孝通曾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但若果「一体」的文化中心预设是汉文化，借用政治学者Rogers Brubaker 的「民族化国家」概念分析：一个国家名义上包括不同民族，但核心民族相信这个国家主权是自己的资产但有欠完整，其他民族便会被迫向核心民族靠拢。
表面上「中华」比「汉」包容，但实际的文化标准仍以汉文化、尤其北方汉语及主流汉族生活模式为中心。即使中国大陆学者也有质疑 ，究竟「一体」是容纳多元的共同政治身份， 还是多元走向融合的历史终点？
「中华民族」 的另一难题是需要为多民族寻找共同祖先及共同历史。中国人喜欢用「炎黄子孙」作为民族血统象征，但黄帝是汉文化的祖先想像，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以至属于南岛语族的台湾原住民，各有深厚历史传统，他们怎可能认同自己也是「 炎黄子孙」？
殖民者的代名词
中共在1931年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当中第14条承认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包括完全脱离中国、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但到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改为执行以国家统一为前提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习近平上场后鼓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要低估这口号的政治动员力，因为它把一套历史想像完整连接起来：古老文明、近代受辱、民族救亡、重新统一、国家富强，一雪前耻。这故事有过去、有创伤、有敌人，也有终点。
2026年7月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虽然法律上保留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条文，然而制度排序十分清楚：共同的「中华文化」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居于优先位置，民族差异则被置于「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的框架之下。
条文是虚行动是实：「中华」逐渐等同汉文化、普通话、统一历史叙事和统一政治认同， 各民族地区正在执行越来越严厉的同化政策。从西藏学童寄宿制度，新疆再教育营，香港博物馆删改历史叙事以至支联会被裁定颠覆国家罪成，已可见一斑。
可是同化政策往往适得其反，在部分藏人、维吾尔人及人权倡议者的论述中，「中华民族」不再被理解为包容性的共同身份，反而被视为殖民者的代名词。
「中华民族」神话仍有效吗？
国民党建国采用「中华民国」国号 ，到了共产党立国也没有放弃「 中华 」这个符号， 正因为它可以透过一套含糊的历史叙事而符合维持满清版图的政治需要。一旦「中华」同时被理解为文明、民族和领土三者不可分割的概念，文化上的「中华认同」便被推论为政治上的「统一大业」，俨然变成台湾力图摆脱的紧箍咒。
面对国际地缘政治急剧转变的今天，最吊诡的现象是当中共越发利用 「中华民族」鼓动国民， 中央与边缘族群的关系越发绷紧， 从西藏、新疆、台湾以至香港莫不如是，这套用了百多年的神话动力还剩下多少时效？
Naoero一例说明，命名可以是人民夺回文化主权；但「中华」则展示，命名也可以成为国家建构工具。究竟国名代表人民如何选择未来，还是国家利用名称决定人民命运？
▌[顾后瞻前] 作者简介
黎广德，资深工程师。倡议永续发展，曾任公共专业联盟创会主席及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移居海外后特别关注文化传承及离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会如何互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