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记者李雅雯台北6日电）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学者表示，「安全」在中共20大会议后制度化，透过法律等面向实践于政策，基于安全优先，创新选择有限，难有颠覆式创新产生。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今天举办兵推学院系列演讲。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刘孟俊以「中国经济在换轨？十五五开局下的成长、科技与安全」为题进行专题演讲。
习近平上任后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刘孟俊解析，过往中共谈及安全多从风险认知与政策语气角度，在中共20大会议后，安全成为一套具备持续性、进程性与约束力的正式制度；安全议程从少数领域扩及整体经济。
安全如何从论述转为制度？刘孟俊指出，中共20大会议后，安全被嵌入法律、人事与规划。中共修订反间谍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安全相关法律；干部被要求政治可靠性，使基层官员从过往「邀功」转为「避险」；「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在十五五规划被列入主要目标之一。
刘孟俊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政策思维以安全为内核，安全优先也影响了经济。由于安全考量，企业与地方政府趋于风险规避，追求「国家政策兼容最大化」，国家资源动员投入集中于部分领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创新选择有限。
他提到，政府将资源投给民企时，民企将有符合政策、达标绩效等压力，政府与民企的界线同时模糊化，在产权不明情况下，限缩民企长期投入意愿，不过创新往往带有高度不确定性，也难有短期效益，这使得可投入产业选项有限。
刘孟俊提到，中国擅长「1到100」扩散式作法；难有「0到1」颠覆式创新、突破，一方面是人才培育过程被期待的是「循规蹈矩」，另一方面为地方政府必须迎合国家战略、交出绩效，可以透过模仿、大量拷贝的产业为较为安全的选项。
他总结，电动车、太阳能产品、锂电池等被可被视作「1到100」的规模化、商业化代表性例子，这些产业却也正在面临产能过剩问题。这些产业例子说明了，在「中国式创新」里面，处处看得到国家置入安全概念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