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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思想周报|约翰·伯格诞辰一百周年;好奇心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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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非本站原创报道)
原始出处
澎湃新闻
原文作者
卢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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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伯格诞辰一百周年

1972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BBC 2)播出了一档4集、每集半小时的节目。在第一集开头,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走到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与马尔斯》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美工刀,当着镜头把维纳斯的头像割了下来。画框后面露出一面蓝墙,观众这才看清,那不是国家美术馆的展墙,而是摄影棚里搭的布景,那幅画也不过是一张复制品。这个开头后来被反复引用,成了电视史上最有名的开场之一。

约翰·伯格

这个男人就是被誉为西方左翼浪漫精神传人的约翰·伯格(John Berger)。2026年11月5日,是伯格诞辰一百周年,而距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近十年了。

一、为什么今天还在读伯格

10月12日,《纽约时报》书评版刊登了署名安德森·特珀(Anderson Tepper)的报道,作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6位作家,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还在读伯格?

伯格的传记作者汤姆·奥弗顿(Tom Overton)在回信里说:“他工作得足够久,长到对不同世代意味着不同的东西。50年代是他批评文章的锐气,60年代是他在电视上和小说里的在场,再往后,是他对移民工人、农民和巴勒斯坦人的悲悯之深。”

英国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在80年代中期写过一本《讲的方式:约翰·伯格的工作》(Ways of Telling),2001年又编过伯格的文选。《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替伯格在全世界扬名,他出的力大概比谁都多。戴尔说,他一直想写出伯格那样宽广的作品,“不只是题材的宽度,而是不断造出新的形式,还有更关键的,语调”。他称伯格“是个深刻的思考者”,“相信真理得从经验的坚岩里凿出来”,又把他和桑塔格并举,随即补一句,“不像桑塔格,他还是第一流的小说家”。

作家、摄影家特朱·科尔(Teju Cole)说,伯格写的正是他关心的题目:卡拉瓦乔、维亚·塞尔敏斯(Vija Celmins)、巴勒斯坦、阿尔卑斯、素描、英雄式的个人、绝不是英雄的普通人,“还写了我读过之后才知道自己关心的题目”。在他看来,《观看之道》是一份宣言,那些随笔“是这份宣言的实践”,教人带着精确、好奇和一点不炫耀的学识去看艺术,也看世界,“最重要的是,愿意去爱那些配得上这份爱的东西”。

小说家、诗人本·勒纳(Ben Lerner)为纽约书评出版社版的《G.》写了导言。他说,伯格全部作品合起来是一个论证,“政治唯物主义必须包含对感官世界的惊奇”。他还说,《G.》写一个意大利浪子,是伯格“关于政治能量与情欲能量如何相连的重大表述”。

印度作家阿米塔瓦·库马尔(Amitava Kumar)18岁在德里初遇《观看之道》。后来他照着《第七人》(A Seventh Man)的拼贴方式写《护照照片》(Passport Photos)。他看过伯格的《本托的素描簿》(Bento’s Sketchbook)之后,自己也动手画起来。他说,“没有别的作家为‘看’这个动词做过这么多”,“我们正像伯格告诉我们的那样,活在一个被图像浸透的世界里”。

加拿大作家玛德琳·蒂恩(Madeleine Thien)在回信里说,伯格句子的明晰和精确改变了阅读的节奏,“我们慢下来,和他一起走,我们看见。读伯格快不了,就像读斯宾诺莎快不了”。她的新作《记录之书》(The Book of Records)写的正是斯宾诺莎。她还说,每当感到无望和恐惧,她就去读伯格,因为他说清了一种讲故事的方式,那是陪着看不见的人,把希望一手一手传下去。

这几个人说的都是伯格,可没有两个人的说法能互相替代。60年里,他画画,写批评,上电视,写小说,去写阿尔卑斯山里的农民,也讲故事。每一重身份都有相应的追随者,而不同的追随者之间却大都互不往来。一个人能让几个圈子的人各取所需,这比任何一句赞美都更能说明他的分量。

二、反叛者

我们对伯格的印象,多半来自《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这本薄薄的图文书。它源自本文开头提及的同名电视片,此后半个世纪一直是美术院校的入门读物,也是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观看”这件事本身可以被追问。

《观看之道》不是凭空来的,它有一个靶子。

1969年,BBC 2播出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爵士主持的纪录片《文明的轨迹》(Civilisation)。片头,克拉克站在巴黎圣母院前问:“文明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法用抽象的词给它下定义,至少现在还不行。但我想我看见它的时候就能认出来。”然后他转身对着身后的教堂说:“事实上,我现在就在看着它。”这组镜头拍于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据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回忆,拍摄那天阳光很好,风平浪静,而摄像机之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在分崩离析,学生们在街头抗议,他自己就在人群里。

3年后,伯格的《观看之道》播出。他在节目里说,克拉克那样的讲法把艺术弄得神秘,而这种神秘是有用的,它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在失去提供独一无二体验的能力之后,仍然保得住权威和市场价值。他要做的,是把这套被供起来的欧洲传统艺术去神秘化,抹掉围绕在它周身的那层虚幻权威。克拉克在《文明的轨迹》里说过:“我相信,秩序优于混乱,创造强于毁灭。”这句话既是那部片子的总纲,也是伯格想要反驳的东西。

同一年,1972年11月23日,伯格在伦敦摄政街的皇家咖啡馆(Café Royal)领布克奖,奖金5000英镑。这个奖1969年第一次颁出,是英语世界最受关注的文学奖之一,当时由食品饮料集团布克·麦康奈尔(Booker McConnell)出资。伯格的获奖感言一开口就不客气。他说奖项的竞争性让他反感,公布短名单、故意制造悬念、把作家当赛马一样猜测,“这一切在文学的语境里是虚假的、不合适的”。

然后他把话题转到奖金上。布克·麦康奈尔这家公司在圭亚那的甘蔗园上起家,在加勒比经营了130多年。伯格说,现代加勒比的贫困,直接来自这种剥削,也来自类似的剥削,数十万西印度人因此被迫到英国做移民劳工。而他的奖金,就是从这家公司来的。

他没有退钱。他的解释很实在:他急需一笔钱,来完成一个关于欧洲移民劳工的写作计划(即后来出版的《第七人》)。伦敦的英国黑豹运动也急需一笔钱办报纸。两边都缺,那就分成两半。

他在台上说:“我得让这个奖掉过头来对付它自己。”(This is why I have to turn this prize against itself.)接着又补一句:“我捐出去的那一半,会改变我留下的这一半。”

这两句话后来被引用了无数遍,引到今天,听的人已经不太能觉察其中的分量。它真正的分量在于,伯格没有把这件事说成善举。他说得很清楚,这不是罪责或者良心不安的问题,当然更不是慈善,甚至首先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他和他所受教化的那种文化之间的事。一个作家把奖项掉过头来对付它自己,针对的其实是作家本人身上那部分被奖赏驯化的东西。

三、经典化

1972年的伯格,在电视上反艺术史的权威,在颁奖礼上反赞助商的钱。2026年,充满反叛精神的伯格正在变成一个“经典作家”。

《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旗下出版社Verso编了一套“伯格经典”,目前已出13种,官网计划出14种。纽约书评出版社10月重出《看》(About Looking),明年计划推出《他们的劳作》(Into Their Labours)三部曲和书信集。Bloomsbury排了6种,爱丁堡的Canongate印了他和桑塔格的对谈《讲故事》(To Tell a Story)。

纪念活动也办了几场:大英图书馆10月23日有一场朗读会,米兰三年展(Triennale Milano)11月6日办了一个纪念夜,巴黎的影像论坛(Forum des images)从11月13日到22日放映与他相关的影片,三个子女到场朗读。

热闹底下有一处冷清。11月5日,约翰-保罗·斯托纳德(John-Paul Stonard)在《艺术新闻》(The Art Newspaper)的一篇评论中写道,20世纪写艺术评论、又写出过布克奖获奖小说的作家只有两位,伯格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这样一位作家,全英国的纪念展览只有一处,是诺里奇曼德尔画廊(Mandell’s Gallery)一间小展室里的素描展,展到11月21日。朗读、放映都有,独独没有一个配得上他的展览。

斯托纳德也不打算把伯格捧成完人。他说,那本书的论证如今读来“显得过时,甚至松懈”,跟伯格后来写艺术的文章很不一样。这话说得不客气,却也点出一个事实,那本书的力量从来不在学理严密,而在它把话讲到了别人不肯讲的地方。

《新左派评论》的网络副刊Sidecar上,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对伯格的批评比斯托纳德更加尖锐。他说伯格后期有一种民间的、灵魂式的腔调,让一部分读者受不了,“一会儿像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v),一会儿像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前者是苏联作家,后者是写通俗哲学的英国畅销书作者,这一句两头都损到了。同一篇文章里,哈瑟利也承认伯格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勇气,引了伯格在《保持一切珍贵》(Hold Everything Dear)里写于西岸的句子:“我不是在未被征服的人中间,而是在被击败的人中间,胜利者惧怕的正是他们。”

反叛者死后被收进经典,是出版业一套固定的做法:重印、传记、纪念活动一齐上,读的人记住了名字,却忘掉了他反对过谁。伯格这一次略有不同。最卖力的是左翼出版社Verso,它本来就不打算跟主流出版界站在一起,14卷里照收《艺术与革命》(Art and Revolution)和《科克尔的自由》(Corker’s Freedom)这样冷门的旧作,没有只挑好卖的再版。可是这套做法还是走完了。《观看之道》通篇反对的,是把艺术供起来、让人仰头去看的那套机制。如今他自己也被供了起来,成了一套“经典”,安安稳稳占据书架的一格。

四、两面性

一个人可以在一处反抗权力,在另一处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两件事并不互相抵消。

奥弗顿耗时15年写作的传记《约翰·伯格:从生活而来》(John Berger: From Life),今年8月由企鹅旗下的艾伦·莱恩(Allen Lane)出版。这本传记并没有替伯格遮丑。

《卫报》8月10日的书评里,赞·布鲁克斯(Xan Brooks)写道,伯格的生活一团糟,他本人一出现,场面就变得压抑。布鲁克斯说他是“红血的马克思主义与高派托利(High Tory,英国保守主义里最老派的一支)传统主义的混合物”,一半是革命者,一半是英国老绅士。

这种分裂也落在他写的东西上。他写流离失所的人写得那样动人,自己却以自我放逐的方式住在瑞士和法国,在几处房子、几个女人之间分配时间。他写农民,是真心喜欢那些山坡上的活计,可他的位置始终是那个从伦敦来的、会写书的人。

伯格1972年那本获得布克奖的《G.》,用的是“唐璜”的母题。唐璜是欧洲传说里专事勾引女人、最后被拖进地狱的浪子,而伯格笔下的主角在欧洲各地一段接一段地换女人。奥弗顿在书里问:“约翰写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在替自己跟女人打交道时造成的伤害划一条界线,然后一步跨过去?”

他对待女人的方式,问题不只在情史上。传记里还有一条线,是他的伴侣安妮娅·伯格(Anya Berger,本名安娜·齐瑟曼)。她1958年起与伯格共同生活,一直到70年代。《艺术评论》(ArtReview)上的一篇书评把这条线追得更细。索菲·范·韦尔·格罗内费尔德(Sophie van Well Groeneveld)指出,《观看之道》第二集里有一场圆桌讨论,几个人围坐着谈女性怎么看,安妮娅就在其中,可她的名字只出现在片尾字幕里。她译书,从德文、俄文译成英文,本雅明就是经她介绍进入伯格视野的,伯格的许多想法经由她而来,许多贡献没有署名。她说过,能靠近创造就够了。她2018年去世后,奥弗顿和她的女儿卡提亚从日内瓦一处防空洞里翻出她的遗稿,这批材料成了传记的重要依据。

这不是审判。一个人可以同时看清别人的处境和自己的盲区。1984年,伯格对杰夫·戴尔说过,讲故事的人得“失去自己的身份,向别人的生活敞开”。问题是,向谁的生活敞开,由谁来决定。他一生都在替那些被历史挤到边缘的人说话,却很少想到,离他最近的那个人,也站在这条边缘上。

五、与死者共处

在奥弗顿看来,贯穿伯格全部写作的,是同一个念头:我们如何与死者共处,过去如何环绕着我们,与我们作伴。

伯格的回答和通常的看法相反。他在1994年的《死亡经济十二论》(Twelve Theses on the Economy of the Dead)开篇写:“死者环绕着生者。生者是死者的核心。”我们总以为死者是已经离开的人,正越走越远,越来越少,其实他们才是多数,我们只是他们那个集体里一小圈还亮着的核心。伯格还说,死者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断重新开始,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是死者的想象造出来的。

我们以为自己站在此刻,从零开始设想往后。其实不是。我们能想象什么,边界是他们划定的。我们用的词语、看的东西、觉得天经地义的安排,都是他们留下来的。死者不占用我们的地方,他们为我们提供地方。

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与伯格这样一个死者相处,又会在什么地方与他再次相遇?

英国独立媒体Byline Times的创办人之一彼得·朱克斯(Peter Jukes)在伯格诞辰百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题为《对抗算法》(Against the Algorithm)。文章的后半篇回到“死者”,落到桑德(August Sander)1914年拍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韦斯特林山路上的三个年轻农民,穿西装,戴帽子,拄着手杖。伯格在《看》里专写过这张照片,从西装里读出阶级,那是为不劳动的身体裁的衣服,穿在劳动的身体上,他们就这样走进了20世纪的灾难,走进了两次世界大战。朱克斯补了一层。这三个人不只是在被规定,他们还在选择以什么样子出现。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面对镜头,给我们留下一个姿势。姿势不一定是谎话,它告诉我们他们希望被看成什么。他们带着一个口信,望向未来。

现在轮到伯格自己。他于2017年1月去世,到今年快十年了,已经加入了那个“多数”。他留下的东西里,最要紧的不是哪一本书、哪一个观点,而是一种活法。这种活法今天近乎被埋掉,一句话说,就是不肯被分类。

他16岁离开圣爱德华学校,没上大学,去伦敦学画。后来写小说,写批评,上电视,搬进上萨瓦的山村跟农民做邻居,又骑摩托回巴黎。1953年,有人批评他把政治带进艺术评论,他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回信说,不是他把政治拖进艺术,是艺术把他拖进政治。

今天这条路举步维艰。一个写作者先得回答自己属于哪一栏,学院、媒体、平台,还是市场。分类带来经费、职称和流量,也带来看不见的墙。伯格哪一栏都不属于,所以哪一栏都容不下他。他用一辈子证明,写作者还可以是另一种东西,哪个格子都不进,却每一处都在场,不专精一门,却每一样都做到能被记住。

他去世以后,痕迹散得更开。《纽约时报》那篇报道的结尾,引了特朱·科尔收在《黑纸》(Black Paper)里的悼文:“当我得知你去世的消息,那感觉像一阵突然的黑暗。可是约翰,从那以后,我不断在这儿发现一处残片,那儿有一段文字,那边有一幅画,世界各地都有你的痕迹,这些就像你有意放在我们相遇之处的羽毛。”

这就是伯格所说的“重新开始”。人死了,他那个世界还在别人身上接着生长。所以与他相处,不是供奉,是接话。朱克斯说,死者从未真正沉默,他们“不断把我们拉进对话”,而伯格那副追问的目光,要求你注意,也要求你反驳。供奉没有用,学他搬去阿尔卑斯山也没有用,接着他的话往下说才算数,看他看过的地方,也看他没有看完的地方。

好奇心的悖论

好奇心对我们有益吗?在现代社会,好奇心普遍被认为将人类引向知识殿堂的灯塔,但“好奇害死猫”这样的谚语,又透露出对人们对这种性格特质的疑虑。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近日在《伦敦书评》撰文,循着弗洛伊德的脉络对好奇心进行了剖析。

菲利普斯首先探索了压抑好奇心的“罪魁祸首”——超我,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良心。弗洛伊德起初认为,超我是俄狄浦斯期的儿童对施加限制和禁止的父亲声音的内化。超我扮演着一个惩罚性的、小心眼的扫兴角色,它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监督,利用内疚和羞愧让我们循规蹈矩。它的惊人力量揭示出我们想要被约束和控制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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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电影《弗洛伊德》(Freud,1962)剧照

精神分析学派中的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认同,我们备受过度自我控制的折磨,并且对本能生命感到恐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鼓励人们减少对所谓本性的畏惧,更加接纳自己的欲望;后者则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本性保持畏惧,需要恰当的内在与外在约束来让生活可以忍受。两者之间的区别建立在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分野之上。但在今天,一些人不再相信这种对立的二元观点,倾向于采用更为细腻、多元的阐释方式,反本质主义者也不再对关于人性本质的故事照单全收,而是转而怀疑谁需要我们相信这些故事。当本质主义既无用又不真实,它就是一种胁迫性的控制。

菲利普斯进一步指出,这一切其实是对于我们为什么渴望被权威控制的迂回探索。而要解决这个不可忍受而又无可救药的问题,关键在于认识到“超我”及其前身“良心”指代的正是我们身上对自己毫不好奇的部分。这个部分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杀死我们的好奇心(或者让我们对好奇心感到恐惧)来摧毁我们活着的所有乐趣。

为什么恐惧如此令人上瘾和着迷?为什么我们是唯一憎恨和攻击自己的本性的动物?虽然我们对其抱有某种矛盾心态,但好奇心是我们身上最美好的特质之一。孩子的好奇心无疑让我们感到惊奇而有趣。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倾向于破坏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这是因为超我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它假装确切地知道我们是谁,并且在让我们感到内疚和羞耻的过程中,隐晦地声称这是在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而内疚和羞耻会让我们放弃从有争议的角度思考和看待问题,它们表现为无可争议和不容置疑的心态。

好奇心的危险之处在于,人们不知道它会导向何方,这会带来道德和情感上的困惑。我们会发现自己感到、想要、思索或发现了让自己感到不安的东西。好奇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方向。对于它是如何产生以及在何时产生的,什么激起了它,我们又为什么接受它,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选择性关注当中,都存在选择的危机。在任何时刻,当我们对吸引我们的东西的价值缺乏了解时,我们会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吗?

由此,好奇心引出了一个有趣而常见的道德问题,它在每一桩情事和每一个决定中都会浮现:我们能否承受追求那些我们事先无法知晓其价值或意义的人或事的代价?我们对好奇心的抵触可能是因为它总是意味着某种风险。好奇意味着我们想要某种我们缺失的东西,它是对我们的依赖和无法自足的温和承认。它暴露了我们的无助和欲望,而这两者总是密不可分的。它揭示了我们所谓的自制力的匮乏,甚至我们可能根本不想自我节制。

菲利普斯写到,人们或许会说保持好奇有赖于好奇心得到满足,而这也是逃避好奇的一种方式。我们想要通过尝试终结好奇或者说服自己相信我们依然了解我们好奇的对象来缓解好奇心带来的焦虑。我们对好奇的恐惧也可能源于它将我们过多地暴露在自身和他人的神秘性面前。当我们对自身的好奇心感到恐惧时,往往会倾向于将其转嫁给他人,让别人替我们好奇。但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对他人的好奇心感到好奇,并且嫉妒他们好奇的自由以及他们可能从中获得的乐趣。

如果文化适应意味着教导人们可以对什么感到好奇,以及以何种方式感到好奇,那么我们很可能都对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好奇心有强烈感知。然而被禁止的好奇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甚至比被禁止的欲望更自相矛盾,因为对好奇的禁止远比对欲望的禁止容易打破。弗洛伊德认为所有人都对性感到真正的原初的好奇,性是我们好奇的原因。尽管这在“经验上属实”,但它也将好奇限制在了可知的、可预测的范围内。因此弗洛伊德在揭示了关于好奇的重要内容的同时,也确认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好奇的对象,这也带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弗洛伊德还暗示,好奇心需要被驯化,被给予一个已知和可知的目标,同时又是绝对神秘的。追随我们的好奇心可能是承认我们的巨大的无意识的一种方式,而至少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将追随好奇心理想化为不容置疑的善或道德高尚的行为是误导性的。

在菲利普斯看来,将好奇心描述为一种风险更为贴切。过一种充满好奇的生活,即忠于并投入你的好奇心(菲利普斯认为这比拉康倡议的忠于你的欲望更为有趣,因为好奇比欲望有更宽广的内涵),意味着践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论自由》中所说的“生活实验(experiments in living)”。好奇心不仅是确定性、绝对真理、激情或信念的解药,也是谦虚、谦逊、自我怀疑以及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解药。换言之,它是任何形式的“知晓(knowingness)”的解药。

在精神分析中,好奇心对应的是自由联想。当弗洛伊德鼓励患者尽可能不加任何审查地说出脑海中浮现的一切——哪怕患者觉得这些念头令人不快、毫无意义、太过琐碎和无关紧要,他实际上是在引导患者承认他们对于自己即将说出口的内容知之甚少,并且无法预知这些内容对自己或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阐释“自由联想”的内涵,弗洛伊德指出我们相信存在一条需要遵循的准则:不要对自己产生过多的好奇心;即便产生了好奇,也不要与自己或他人分享好奇的内容和从中发现的东西。弗洛伊德还暗示,那些我们刻意向自己隐瞒的关于自身的事实,或许恰恰是我们身上最重要的部分。他由此揭示了现代个体所遭受的无意识审查的庞大规模,而最强大最险恶的审查并不是我们认为是审查的东西,而只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弗洛伊德指出精神分析是我们好奇心的激发者与推动者,他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言明的是,精神分析与其说是一种助人的职业,不如说是一种关于好奇心的职业。但和其他人一样,弗洛伊德也无法保证或声称,我们的好奇心总是对我们有益,或是总是有利于我们的幸福和健康。

菲利普斯指出,人们对于好奇心的其中一项担忧是它可以阻碍我们过一种更有目标的生活。它或许会成为我们分心、心不在焉的借口,让我们显得反复无常、随心所欲,而非充满激情和雄心。一个由“好奇者”组成的社会,或许难以安顿下来、保持专注、达成成就或创造利润。但好奇心作为一种“自由联想”,让我们得以想象当我们摆脱了种种束缚,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巧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读者网》(the MIT Press Reader)日前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好奇心的文章,“好奇心并非单人行为(Curiosity is no solo act)”。该文改写自美国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佩里·祖恩(Perry Zurn)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工程学教授丹妮·巴塞特(Dani S. Bassett)合著的《好奇的心灵》(Curious Minds:the Power of Connection)一书,从更广阔的人文视角对好奇心展开了探索。

文章指出,近一千年来,好奇心主要被视为个体获得知识的驱动力。无论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体验的欲望”、约翰·洛克所说的“对知识的渴求”、弗洛伊德提出的“窥视冲动”,抑或汉斯-格奥尔格·沃斯(Hans-Georg Voss)所称的“探索动机”,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将好奇心置于个体层面加以理解,关注其力量和情感。但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个体化的表达深受质疑,好奇心被视作对于新奇和禁忌事物无意义的兴趣,好奇者被认为试图触及那些本不该为他们知晓的隐秘,从而将自己孤立于精神和社会共同体之外。在《圣经》中,出于好奇而偷尝禁果的夏娃被视为罪人,全人类都因此受到诅咒,从精神世界落入世俗之中。

到了近代早期,当科学和哲学探索为工业革命搭好舞台,作为个人特质的好奇心备受推崇。秉承弗朗西斯·培根的精神,有个体求知者践行的现代好奇心,为自身的利益寻求惊人的信息,这一过程最终服务于全社会的福祉。这种观念至今犹存,祖恩和巴塞特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好奇心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智性的、以获取知识为目的,而是变得更加社会化和实践性,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她们构想了一种不再单纯以求知为目标,而是旨在建立关联、构建群体、找到链接和跟踪线索的好奇心,它在求知者、认知方式和知识的复杂网络间运行。

祖恩和巴塞特转向福柯为这种好奇心寻求思想资源,福柯对于权力尤其是抵制既定思维和行动的权力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孤立边缘群体“逃离……现成的公式”,“创造”出某种尚属“不可思议”的事物,即超越既有公式与制度化模式的“生活方式”。

福柯式的预设是信息网络先决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存在方式。不同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对知者和已知之事的个体节点的强调,原住民哲学根植于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和其他事物的关联之中这一古老智慧之中。在原住民的本体-认识论中,人总是在与其他知者的亲密关系中获得认知,其他知者不仅指其他社群成员,也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组成部分。原住民哲学将关系性宇宙论与关系性认识论紧密交错,在这种深刻的整体论视角下,谈论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其实意义有限。由此,知识不再是命题性的,而是过程性的:它更关心知道“怎样”而不是知道“什么”,其智慧更多在于“分享”而非“陈述”。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英语文学中,从儿童故事到成人科幻,一直存在着一种直觉:整个世界其实是由看不见的丝线串联在一起的。和好奇心一样,创作虚构作品也是一种穿针引线的工作。人应该如何追随线索?人们凭借何种力量将线头穿梭交错以编织出充满好奇心的生活?边缘工作(Edgework)邀请我们以个体求知无法做到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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