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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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202期《孙韵：习特会、石油与红线——中国在美伊战争中的真实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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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印度与巴基斯坦交火时，中国的动作是成套的。据孙韵描述，中国大使第一时间面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和总理，外交部通过公开表态直接支持巴方，外交部长王毅同巴基斯坦领导人直接对话。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之后，同一套动作没有出现。到这期节目录制时，外界所知的只有一件事：王毅同伊朗外交部长通了一次电话。
差别并不来自伊朗对中国无关紧要。按节目开场提供的数字，中国超过55%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约13%来自伊朗，几乎全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两国签有为期25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协议。按孙韵提供的数据，中国每天进口伊朗原油约130万桶，约占伊朗全部原油出口的九成，而这几乎是伊朗国民经济唯一的外汇收入来源。
所以问题不是北京有没有利益，而是北京把这些利益排在哪一格。在不明白播客第202期访谈中，据节目介绍为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孙韵，用一个多小时拆开了她那篇《为何中国不会援助伊朗》背后的判断链条：中国对伊朗的能力已经产生根本怀疑，伊朗在中国的战略排序里本来就靠后，而这个月底的中美元首峰会，是一件比中东战争重要得多的事。
从多次谴责到一次强烈谴责
孙韵说，2026年2月28日以来北京的外交表态，同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之后相比有一个明确改变。在那场战争期间，中方多次强调坚决谴责以色列危害伊朗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谴责这个词用了多次。这一次，中国外交部在公开声明和公开立场中只用过一次强烈谴责，针对的是伊朗最高领袖被袭杀这一件事。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本身。她把这形容为一个从坚决站在美以对立面、相对微妙地往中间移动的调整。
她给出两个原因。关于中国对伊朗判断的变化，下文再谈；另一个原因是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变了。2025年十二日战争时，中美刚经历一轮剧烈的关税战；而按她的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中美关系，从华盛顿的角度看是渐入佳境，双方各自释放了不少积极信号，特朗普本人这个月晚些时候还要对中国进行一次规格较高的国事访问。在这样一个中方看来有可能产生质变的节点上，她认为中方不会让伊朗这种旁枝末节的问题影响大局。
袁莉顺着这个逻辑追问，这是否也是中国没有强烈谴责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孙韵的回答把话说到了底：“因为如果中国强烈谴责美国的话，那还要不要接待美国总统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问题。”
峰会解释了时机，却没有解释判断。要理解北京为什么连外交辞令都收紧了，还得回到中国这两年对伊朗形成的另一种看法。
中国为什么对伊朗失去信心
孙韵把这个转折定位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尤其是2025年的十二日战争之后。她说，中方对伊朗的国家战略以及实现这一战略的能力产生了根本性怀疑，理由分三层。
第一层是战场表现。她形容伊朗在十二日战争中一溃千里、没有还手之力，防空系统同样如此；“后来伊朗虽然通过不断对以色列的铁穹发动导弹袭击，希望找回一些面子，但也可以看到它的导弹库存很快就被消耗掉了。”“所以中国首先看到的是，伊朗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实际上称不上是一个地区强国。”
第二层是代理人。伊朗长期依靠抵抗之弧的七个代理人把战场推到对方一侧，既御敌于国门之外，也提升自己的威慑能力。但在以色列清除哈马斯大批领导人的过程中，伊朗对代理人的支持并不够。她举了2024年12月的叙利亚：阿萨德长期被视为伊朗的左膀右臂，各方都在观察伊朗会不会出手，伊朗最终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2025年4月，为了同美国进行核谈判以避免战争，伊朗还从也门胡塞武装撤出军事顾问，公开同代理人割席。她说，中国由此产生的疑问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无法支持自己盟友的地区领袖，还能不能称得上领导者。
第三层，她直接用了一个英文概念：在中国看来，伊朗始终存在capitulation tendency，一种投降倾向：“它在言辞上长期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但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断尝试与美国和西方谈判，寻求妥协，从而找到一个出路。”最刺眼的例子是十二日战争期间伊朗反击卡塔尔美军基地，动手前几个小时先通知了美国和卡塔尔，让对方做好准备。袁莉记得，当时大家都在笑话。中国有不少人把这类做法称为“表演式报复”。
但孙韵没有把话停在嘲笑上。她认为中方最后得出的、也是许多美国专家认同的解释是，伊朗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根本矛盾：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不能同美国妥协，而多轮制裁之后凋敝到几乎只能维持生存的国民经济，又要求它必须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要进行伊斯兰革命，就必须维持自己的革命性；但是当伊朗又不得不向美国作出妥协的时候，这个革命性就会发生偏移。”
这是关于伊朗的判断。中伊关系里还有另一本账，它比意识形态更能说明北京的实际投入。
四千亿美元与一亿五千万美元
孙韵说，当年那些中国官员和专家“认为伊朗跟中国在历史上可以说有一种情结”。十几年前她在国际危机组织主笔第一份中国伊朗关系报告时，中国官员和一批中东问题专家不约而同提到三点：古波斯帝国与中原王朝都曾是辉煌的文化帝国，又都在西方殖民扩张之后衰落；两国的国家认同里都有对西方的不认同，这也是中国、伊朗、俄罗斯和朝鲜能形成一种反西方态势——不是联盟，至少是一种联合——的原因；第三点她说自己在文章里没有写，就是两国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性的国家。在她看来，这三点让两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心心相通的感受。
情结不等于投入。她指出，中国在中东追求的并不是以伊朗为核心的外交，而是一种平衡外交：同海湾逊尼派国家保持很好的关系，同土耳其、埃及也保持密切关系。那份为期25年、规模4000亿美元的协议在她看来不只是经济协议，而是一份规划两国未来关系的蓝图，涵盖国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数码经济。
然后是数字。“如果按照25年进行4000亿美元的协议规模来算，每年至少要有160亿美元的投资速度。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对伊朗的年度投资额实际上是不超过1.5亿美元。”协议签了，执行情况并不好。原因是双方的：伊朗对帝国主权丧失有一种恐惧，她记得多年前伊朗人对她说，凡是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协议，对伊朗来说一定不够好，因为把油气田留到将来同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合作，能拿到的好处一定更高；中方则认为自己冒着美国单边制裁的风险做经济合作，高风险就要有高回报。她的结论是，中伊经济合作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同海湾国家的水平。
在政权更迭的问题上，她做了一个三层区分：中国永远不会支持政权更迭，但不支持不等于反对，反对也不等于会采取行动去帮这个政权抵抗。判断标准因此不在言辞上。她的说法是：“我认为大家在看中国到底有没有帮助伊朗的时候，并不是看中国外交部说了什么，也不是看中国使团在联合国为伊朗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最终看的还是有没有提供真正实质性的帮助。”
按这个标准，她说到访谈时还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迹象——中国没有拿出军事援助，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提供情报支持。袁莉于是问，是不是可以说在中国的战略排序中，伊朗远远低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孙韵说一定是这样：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与中国有相邻边界，对中国国家安全有非常直接的作用，而伊朗被划入大周边，并不是直接的周边国家。“伊朗对中国国家安全最直接的作用是体现在能源安全上面。在排序上，伊朗一定是毫无疑问的被排在后面。”
当你觉得自己是个锤子
在美国，这场战争有另一种流行读法。袁莉引述了一篇流传颇广的美国智库文章：北京多年来投入数十亿美元把伊朗打造成自己的战略资产，特朗普政府直接打击伊朗，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在瓦解中国在该地区战略布局的支柱之一。孙韵不接受这个框架。
当你觉得自己是个锤子，你看谁都像钉子。当你把自己视为一个中美大国竞争的理论家时，你看什么事情都会用中美大国竞争的视角来解释。
她给出的替代解释是安全困境。据她了解，这次打击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对伊朗的安全担忧：十二日战争后美方称已瓦解伊朗的核设施和核潜力，但那场战争给以色列留下的清醒警示是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她说，如果伊朗当时有能力再坚持一周，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应该会受到比较大的破坏。于是弹道导弹能力成为这次开战前双方讨论的核心议题，而发展弹道导弹毕竟是主权国家的权利，伊朗不愿让步，美以不能接受。“这更多的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安全困境，或者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安全死结。”同中国关系不大。
两位对话者在这里交换了一个观察。袁莉说，美国现在很多人讨论什么事情都要把中国扯进来，她作为一个写中国的记者也常常觉得费解。孙韵接过话说，自己一个天天研究中美关系的人也会犯疑：“美国把马杜罗捉回美国也是因为中国吗？”她把这种解释习惯同中国前几年流行的一种说法并置——凡事都能推导出中国或成最大赢家；袁莉补上后半句，现在美国这边则是凡事都成了美国在针对中国。
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是台湾。袁莉问，美国跨国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又对伊朗动武，会不会让北京觉得对台使用武力的门槛降低了；也有舆论认为，美国在这两场行动中展示的军事和情报实力会让北京更加忌惮。孙韵说两个分析都成立：美国单方面依据本国国内法抓捕另一国领导人并带回纽约受审，这样的先例对中国来说太好了，因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一部已经存在二十多年的反分裂国家法；但另一方面，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美国的军事实力——那一直都在——而是使用这种实力的意愿，特朗普对风险的容忍程度高于历任美国总统，而到目前为止他也认为这种方式相对成功、并没有付出很高的成本。
她的结论落在谨慎一边。她说中国是一个讲求实力、非常现实主义的国家，做判断时一定会料敌从宽，多预估美国的实力以及美国使用这种实力的意愿；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我认为无论是马杜罗的案例，还是对伊朗的打击，都不会让中国变得更大胆，反而只会让中国更加谨慎。”
峰会才是那条主线
如果连台湾问题都要让位于对美国意愿的重新估算，这个月底的元首峰会在北京清单上的位置就不难推知。孙韵说，北京在这场峰会中的优先排序一定不是贸易问题，也一定不会是中东问题。她把2026年酝酿中的四次中美领导人峰会称为一个重大机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任期这伤害性极强的八年大国竞争之后，眼下是重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机。
中国真正想要的，在她的分析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变——通过领导人层面的立场变化，去影响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以及战略界对中国的判断。她提醒，特朗普第一任期把大国竞争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线之后，下面各个层级才逐步跟进；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是一夕之间完成的，方向是从上面定的。
时间是另一个变量。她说特朗普第二任期只有四年，现在已经不到三年；如果问华盛顿的观察人士，2029年上任的下一位总统无论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基本都不会延续目前的对华政策，因为“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略界看来并不是一个常态，而是一种变态”。所以对北京来说，要紧的是让这种对抗性没那么强的状态延续下去，甚至走向特朗普提出的G2方向，并在剩下的两年多里把它巩固住。至于其他议题，她的说法是：
相比之下，贸易问题、中东问题、油气问题等，用一句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天边飘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儿”。
具体清单反而是特朗普那边更在乎的东西。她说波音的订单已经定下来，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应该也定下来了，接下来是能源产品；上周美国财政部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元首外交减少乃至切断中国从俄罗斯和伊朗购买原油。她认为切断不可能——中国确实需要这么多石油，不从这边买就要从别处买；而美国对华出口原油还受航线、油轮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限制，不是签一个单子就能马上改变。至于特朗普一直强调的deal，她说大部分人的看法比较消极，看不出中美之间能达成一个前所未有、战略上极其重要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贸易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具体贸易问题上达不成协议；在具体层面拿到实际好处，对特朗普来说反而更重要。
她用国际关系里道与术的分别概括这种错位：“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些具体议题都是重要的；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具体议题无非是数量上的问题。”中国要的是关系性质上的转变和重启。按她的判断，中国愿意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付出一定代价，来换取一种更积极的互动关系。
峰会前的这套算计，把石油和海峡压到了议题清单的下面。但原油价格已经越过每桶100美元，问题不会因为排序而消失。
石油、海峡与最不愿看到的结局
袁莉在节目里指出，战争已经把原油价格推上100美元，全球股市大跌，中国进口原油的55%经霍尔木兹海峡而来，仗打下去对中国的经济利益是很大损失。孙韵的回答先把两个概念分开：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中国的石油安全是两回事。她说中国这些年一直在发展可持续、可再生的能源，能源自给率已经达到85%，“中国85%的能源都是国内生产的，有什么不安全？”
石油另算。她说中国的石油70%依赖进口，其中55%来自中东；但进口原油的用途分散在航空燃油、重型卡车的柴油、海运燃料，以及并非能源用途的石化产品——“中国现在搞稀土、高科技发展，中间的石化产品是不可或缺的。”她提到中国已经宣布暂停部分成品油出口，说明已经感知到能源方面可能出现问题；“中国目前的油气储备大概在1.3到1.6亿桶，基本可以支撑在没有原油进口的情况下维持三个月以上”，抗压能力比日本、韩国都高很多。所以海峡即使被长期封锁，中国会受影响，但一定不是受影响最大、也不是最着急的国家。
不着急，同时也意味着筹码有限。她说中国已经把调停的意愿摆上桌面：战争进入第九天时，中方派出中东问题特使、前外交部副部长翟隽穿梭外交，见了海合会国家的领袖和沙特外交部长。尴尬的地方在于，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中国从第二年就提出愿意调停，俄罗斯的回答是不需要；而伊朗外交部长在公开声明中也表示伊朗不需要调停，谁想调停就该去调停发动战争的国家。“当冲突中有一方明确表示拒绝中国调解的时候，这个调解的空间其实是不大的。”
接下来她认为会进入一个谁先降级的问题。如果中国去要求伊朗重开海峡，伊朗可以回答说中国的油轮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很多能通过海峡的船只仍然挂着中国旗；伊朗还会说自己不是主动攻击的一方，愿意降级，但前提是美国和以色列先降低冲突烈度。于是中国对美国和以色列有多大说服力就成了问题。她认为压力必须多方共同施加——沙特、伊拉克、阿联酋、卡塔尔这些产油国同样着急，油卖不出去也是重大损失——“如果只是中国单方面去说服伊朗，伊朗很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是背水一战，如果政权都难以维持，那不如拉大家一起承受代价。”
这不意味着中国会一直站在场外。孙韵说，她那篇文章最后的落脚点并不是中国会如何抛弃伊朗：“如果这场战争旷日持久、迟迟不能结束，中国对伊朗提供一些美国不乐见的支持，我认为是一定的。”她提到，节目录制前一天《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中国允许两艘伊朗船只从珠海运送制造导弹的燃料前往伊朗；这一报道由她在访谈中转述，本文未作独立核实。在她的判断里，军售、两用技术与设备、以及购买原油都是可操作的空间，从中国角度看不一定构成违反国际法，更多是违反美国的单边制裁。她还给出一个道义理由：在中国的叙事里，伊朗是被动挨打的一方，没有攻击美国，也没有主动攻击以色列，而中国一直强调自己要做国际道义的代言人。她把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做法称为一种倾向于俄罗斯的中立政策，认为这里已经有先例可循。
至于结局，她说中方最不希望看到的并不是这个政权继续存在，而是伊朗变成一团散沙。她对伊朗神权政府的评价并不温和：“它残酷，比较残暴，比较伊斯兰，比较反人权，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她说，像利比亚、叙利亚那样陷入内战，政权崩溃却没有新的政权能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国民连生存都没有保障，这才是最糟的情况，而且并不只是对中国最糟——中国大不了不投资、不买油，石油别处也能买。
访谈最后，袁莉讲出了更难的那一半：很多人盼着这个残暴的政权倒台，但任何强权政府都会把公民社会和反对势力消灭得干干净净；她说伊朗有80%的人不支持这个政府，却也确实没有另外的选项，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力量能在政权崩溃时把国家托起来。孙韵同意她的说法：“如果不是这个政权，那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项？”这句话是访谈的结尾，也是那通电话的注脚——在北京的排序表上，伊朗的位置由能源安全决定；而当连最坏的结局都找不出替代方案时，一次通话大概正是这种排序最诚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