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的支联会作为法人团体，被列为本案首被告；法官指支联会可被起诉、亦可被定罪后受处罚。支联会罪成的证据有甚么？原来包括组织在控罪期间的「实际言行」、网站、YouTube 片段、社交媒体发布、《港支联通讯》、展览、实体六四纪念馆、六四纪念馆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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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词指支联会透过网站、YouTube 片段等持续发布其宗旨、政治主张和理念等。（片段截图）
网站内容：连结六四与反送中 纠集抗争者壮大阵营
法官认为支联会自 1991 年以来、以至在国家修宪和《国安法》实施后，在六四集会一直采用和鼓吹「结束一党专政」纲领，其实际言行较组织章程更能显示其活动「本质」。
判词指支联会网站、YouTube、「六四记忆人馆博物倘」网站等，持续发布支联会的宗旨、政治主张以及理念等。 法庭认为其中与本案最相关的，是以「共命运 同抗争 『八九民运与香港』」为题的线上展览，以及「走在抗极权最前线 — 从『八九六四』到『反送中』」为题的展览。法庭认为，支联会尝试将六四与香港当时的社会气氛结合，「试图纠集或吸引本地抗争者加入和壮大其阵营的一个实例」。
法官认为支联会将六四和反送中结合，是想将结束一党专政理念「植入」支持者脑海，并鼓励付诸实行。（资料相片）
法官指「众所周知」，当时的「反送中」事件不仅限于批评政府，更涉及大量非法的抗争行为。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支联会把六四和反送中「结合一起」，不仅是想将结束一党专政作为理念，「植入其支持者脑海」，更是要鼓励他们付诸实行。
判词亦提及六四纪念馆的网站，指网站保存相关人士对六四事件的记忆，既让曾经出席集会人士重温集会内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讯息，亦让未曾出席集会人士接收有关文字讯息。
判词引述支联会在社交平台帖文内容，包括司徒华 2004 年在立法会的发言。（资料相片）
Facebook 和 Twitter：加强支联会活动传播效果
法庭指支联会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为 X)，传播较网站更广泛和迅速，可加强支联会实体活动的传播效果。判词引述多篇帖文内容，包括支联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Facebook 帖文「港区《国安法》 ‒‒ 践踏人权法治 摧毁一国两制」，提及「面对《国安法》，#支联会立场不变，仍会坚持五大纲领，抗衡一党专政，保存六四记忆，并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然而面对着日益严峻的风险，我们亦必须有应对策略，作好长期抗争的准备。……」
法庭认为是清楚显示支联会在《国安法》实施后坚持「结束一党专政」，并预期部分支持者将纲领付诸实行，纵使是非暴力但仍可能是触犯《国安法》的「其他非法手段」，故面临「日益严峻」风险。
至于支联会另一则帖文以「毋忘六四事件 平反八九民运」为题，引述 2004 年司徒华在立法会的发言：「中方高官认为，支联会要放弃『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才会与参加支联会的民主派沟通。⋯⋯所谓『沟通』，只不过是要我们永远在『一党专政』之下，放弃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做顺民而已。」
法庭认为帖文是支联会及各被告一贯立场，而在《国安法》实施后重申立场，显然是为了向公众表明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张，不会为寻求和中央政府沟通而放弃一直所走的抗争路线；在支联会拒与中央沟通下，法庭不接受常委真诚希望推动修宪以实现「结束一党专政」。
法庭指六四纪念馆提供有「香港／加油」异体字宣传品，是希望纠集社运抗争者加入壮大阵营。（资料相片）
六四纪念馆：宣传品有抗争常见「香港／加油」异体字
判词指实体六四纪念馆开放予公众人士参观，其营辨目的是向公众传扬支联会的政治主张，并作为举行活动如记招等的场地。法官指纪念馆可长期地以固定地点让人参观，从而接触到支联会和「结束一党专政」的相关资讯，如警方检取的 USB 载有相关文件。
法官又指纪念馆提供的宣传物品，除印有「结束一党专政」字眼，部分有香港社运示威抗争行动常见的「香港／加油」异体字，相信支联会除希望传扬「结束一党专政」主张外，亦希望以社运抗争为题材的宣传品，可纠集或吸引本地社运抗争者加入和壮大阵营。
已解散的支联会作为法人团体，被列为本案首被告；法官指支联会可被起诉、亦可被定罪后受处罚。（资料相片）
「共谋者」言论
法庭指已考虑「共谋者原则」，以决定「共谋者」言论是否可纳为证据，接受邹幸彤指，若发言者是以支联会主席、副主席或常委的身份发言，即代表支联会立场。法官指，纵使被告争议部分发言并非代表支联会，但认为非决定性考虑，有关内容与被告立场无重大差异。
法庭指在判断「归责原则」时会小心考虑三名被告的言行，是否代表支联会的「主导意志」，以致三名被告被法庭所裁定违法的意图和行为，可以被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最后法庭就多段有部分被告不在场的发言，考虑「共谋者原则」后，裁定被告「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