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逾半世纪前的台湾沙利窦迈（Thalidomide）药害事件隐没在历史洪流里，91岁的杨子思医师是此事件，唯一健在的关键见证人。当年才27岁的他，凭着医师的直觉与良知，顶着威权时代的压力，成为台湾第一位敲响警钟的吹哨者。
半世纪过去，杨子思没有忘记这群药害者，也好奇药害者们后来过得怎么样呢？直到当年鉴定确认为「沙儿」的王挺杰，找寻当年历史，让两人生命再次交会。这场重逢，解开杨子思对药害者牵挂；解答王挺杰对政策处理愤慨，化解多年心中悬念。
「我记得你啊，当时是你妈妈带你过来（鉴定）的。」
91岁的杨子思医师，在半世纪之后再见到鉴定那天确认的药害者王挺杰，一眼就认出他。
杨子思翻开他花了9年写成的著作《中国人的先天异常》，用手指着照片，「这是你。」他还能说出王挺杰的生日是「1960年8月22日」。照片中的瘦小男孩留着小平头，光着上身，双眼马赛克，双手「指头缺损、桡骨缺损、肱骨发育不全」，文字写着「典型沙利窦迈畸形」。王挺杰从未看过这些照片，但确定：「对，这是我。」
再次见面，知道王挺杰由美国大学教职退休，时光荏苒，「你也退休了呀，」杨子思笑着说，「我看到你满健康，这么有成就，我非常安慰。」
这两人正见证了台湾公卫史上沉重的纪录──沙利窦迈药害事件。1961年，刚从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杨子思在凤山发现国内首例的药害案例；10多年后，1975年，他负责收集全台药害儿童的病历，并与世界首位发现沙利窦迈药害的德国儿科医师李兹（Widukind Lenz），在台北市立仁爱医院进行受害者鉴定，王挺杰也是当日由确定的沙儿。
1961年，杨子思由台大医学院毕业，在军医院当预官。那年，正是李兹对全世界提出沙利窦迈会让胎儿畸形，掀起全球药害巨浪的序幕，「我看《联合报》，这么小一块报导，」杨子思双手比着大小，心里纳闷，台大药理学可没教到这件事。
「我吓一跳，这问题严重了！我问她在怀孕时什么时候开始吃，最后一剂什么时候吃？」她说怀孕初期吃了两个月。 根据李兹的理论，引起畸形主要是与孕妇妊娠早期用药有关，如果最后一次月经后第35天到55天（敏感期）服用，就会引起胎儿畸形。
杨子思著作中记录着：
根据李兹的统计显示，若在最后一次月经后35天服药，可能导致无耳症、颜面神经麻痹；如果是第37天则是引起拇指缺损；第38～40天为上肢缺损；第43天～45天引起严重的上肢及下肢缺损、心脏畸形，出生的孩子约三分之二可以存活。
当时，杨子思马上叫了三轮车，让母女坐上，他陪着去凤山的王外科照X光，「我付钱。」他接着赶去妇人买药的那家药房，就在戏院旁。走进就问：「有没有卖易速眠？」老板问：「是要一瓶100颗还是要几颗，都可以。」
「我心想：哇，还在卖啊。」回老板：「我再想看看。」他往前走10几间店面，又是药房，杨子思照样问：「卖易速眠吗？」一样回答，要一瓶100颗还是零买？「我就坐立不安了，」杨子思说。
杨子思说，那时太太正在凤山老家待产，那是他们的第一胎。于是他请假回家，「过了预产期一星期还不生啊，」他很焦急，告诉父亲，这个医学报告很重要，「不报告的话，后果很严重。」父亲杨福赐说：「你安心去写报告，生孩子的事我们来照顾。」
坐在北上的火车上，「我心里好难过，太太生小孩，我不能陪她；可是没有报告这个病例，良心不安，我压力很大。」说到这里，91岁的杨子思突然哭了起来，如同27岁无助的杨子思在火车上啜泣。
在台北的杨子思为了报告夜不成眠。
「来不及做幻灯片了，我直接把鸡（胚胎）泡在酒精里，就这样整罐捧到现场。」
杨子思说，他回台北读到当时《联合报》何凡的〈玻璃垫上〉专栏以数篇文章描述国外的沙药药害、呼吁台湾注意沙药危害，让他反思，发表台湾沙药案例，「不是医学会的问题，而是广大社会的问题，应该配合何凡先生的影响力才行。」在发表报告前，他写信给何凡，报社连夜派了记者来采访，他以为年会结束后才刊出，但第二天《联合报》以第三版大幅报导，让年会受到各媒体瞩目。
杨子思说，等到他最后一个报告时，一上台，所有记者都冲进来，坐在讲台前的地上，「相机一整排。」
在揭开台湾首例沙利窦迈受害个案的那天早上，杨子思收到父亲寄来的限时信，告诉他：妻子前天已经平安生产，是个男孩子，「你就勇敢地去发表。」
为了台湾其他的孩子不再受到药害，杨子思错过迎接自己儿子出生的机会。他报告之后，除了台湾媒体热刊，连《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都登了台湾发现沙害病例的研究──杨子思由整叠泛黄的剪报数据中，找到那一小方英文报纸。
「实际上，收回药物及销毁，是我发表以后才开始的。发表以前，到处药局都可以买到药。」
杨子思明白，揭露真相是有代价的。
「我很怕，一是怕药厂对付我嘛，二是那时还是威权时代、白色恐怖啊，我不知道会怎样。」
那天中午发表之后，「我怕到去中央研究院躲起来，躲到晚上天色暗了以后，我就戴个运动帽，帽沿压得低低的，跑到台北车站坐夜车回去看我太太和孩子。」在报告发表前两天出生的长子杨智超，现在也是台大医院医师。
易速眠如此畅销，挡人财路的事还去做，60多年后已高龄91岁的杨子思对记者说了好几次「我很怕啊」，戒严时代的肃杀记忆、对人心的自我规训极难抹去。聊开之后，他才说，「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其实发表报告完那天要回去的时候，杨子思口袋里放着「防身措施」，但他坚持不能写出是什么。
那是当他在嘉义空军第四联队当医官时，营区外有柔道道馆，练武者常来看跌打损伤；杨子思也跟着柔道教练学了10个月，离别时教练叮咛他「这社会有时候很危险，你自己要小心」，送了他「防身措施」。真实的恐惧有时只能用笑话包装，才说得出口。
「要当吹哨者是很危险的啊，你看大陆揭发新冠肺炎那个吹哨者医师⋯⋯近年揭发器官非法移植的医学生，也从楼上『被』掉下来，」杨子思一一细数，感同身受。
后来他才知道，易速眠药厂的人在发表报告的前一天，「连夜要找我，但是没找到，我才能顺利发表。」
9月30日发现凤山女孩，11月25日在台湾医学会暨妇产科医学会年会报告，2个月来的挣扎，杨子思比喻自己豁出去的心情：「我是好像荆轲刺秦王啊。」
年会结束，政府回收药品，「我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年，他27岁，刚正式上班几天，却已在台湾药害史上卷起惊涛骇浪。
发表完研究的杨子思全心投入临床医学工作，看诊、接生，十分忙碌。直到1975年，当时他40岁，已是主治医师。那时台湾省医师公会理事长、立委吴基福，在东京看到日本药害者与药厂缠讼多年后和解的新闻，深感震惊，回来台湾后，通知台北市的小儿科跟妇产科主管开会，杨子思也参加了。
「他（吴基福）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告日本药厂。」
听到这句话，医师们吓坏了，「一个一个溜掉，只剩下我一个人，」杨子思苦笑说，他总不能让吴基福下不了台，「我把第一个病例交给他，我不好意思跑了。」
不敢推辞的杨子思，接起行政院卫生署委托「台湾沙药畸形儿调查」的重担，他向仁爱医院报备，院方说，门诊有个没使用的仓库，就拿去用。杨子思和太太两人打扫仓库、整理，摆上一张桌子，工作开始。卫生署在1975年1月下令，透过媒体或医疗体系通知，全面找寻受害者，收到的数据就交给杨子思，他一个一个登记、编号，「登记、照相全由我一个人运行，再把它做成病历。」
为了精准鉴别诊断，他解释，病历除了要有儿童本人照片、畸形部位照片、X光照，要排除遗传疾病也需要父母亲手部的照片。「我花了一年多，差不多每天都加班，」做成病历，「看了怵目惊心，我一定要帮他们。」杨子思说，他懂日文，由日本药厂处知道日方请西德沙利窦迈药害专家李兹到日本帮忙鉴定好几次。
当时的卫生署署长王金茂问他：「调查得怎么样？」杨子思说：「初步看，（收件的案例）大概8个儿童，就有1个（药害者）。」他跟署长建议，听说李兹要到日本，最好能请他顺道来台湾帮忙，因为这个鉴定会和金钱有关，要非常慎重。
后来杨子思听说，李兹接到台湾的邀请时，走到书柜，拿出英国知名医学期刊《刺胳针》（The Lancet），看起杨子思等人的研究。
「我的病例和鸡胎研究，后来投稿到《刺胳针》，所以李兹知道台湾的情形。」
鉴定的过程都是由李兹和杨子思全权决定，虽然德国药厂律师、日本药厂代表、律师等人都在现场，但两位医师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制定的药害评分表，依手臂、肱骨或桡骨、眼、耳或脏器畸形的不同分数评分。「如果是0.6分，我就会四舍五入，这跟钱有关，受害者可以多拿一点点钱。」他们两天看了约260位孩子，确认28人；之后杨子思陆续再收病历寄给李兹鉴定，又确认10人。
「后来陆陆续续有来找我的，我就把数据寄到德国，让他确定。」自此之后，杨子思和李兹两位医师的跨海忘年之交，靠书信维持了20多年。
杨子思说，为了鼓励他对沙害鉴定的付出，医学博士杜聪明颁了「优秀论文奖」给他，赠以篆书墨宝，还有奖学金一万元，「我就用来买了打字机，和李兹通信20多年。」
许多孩子中，特别让杨子思印象深刻的药害儿是张瑜，她几乎没有手臂。根据资深记者黄怡在1982年《关怀期刊》刊登的报导中记载，「张瑜妈妈是新竹女中的老师，她有一本日记本，满满记载沙儿的信息，她说，『是学校校医开给我的药，就写在一张随手撕下来的日历纸上。』」
这张日历纸，被杨子思完整保存，「这是当时医师开的（Isomin[易速眠]）处方笺，我都收起来，肯定100%是受害者。」这也收录在他的著作上。
张瑜除了典型海豹肢，黄怡写着，「张瑜两只畸形的手掌，仅仅长出三根不完全的指头，两膝盖骨脱臼、右膝关节痛。一直到十几岁才去上学，因为她无法如厕，没有学校愿意收。即便19岁了，身体也仅有8、9岁小孩的大小。」
虽然当年在鉴定两天内，见过28位沙儿，之后人生不再交会；杨子思心里还是惦记的，「鉴定的时候，看了很痛心。」带着老派的谨慎，他小心选择措辞，「这个药害不会遗传，所以，（他们）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不知道，我们都没有去追踪。」他又说：「我也不会去打扰他们。」
「那些钱不够赔他们一生。」
「现在有什么《国家赔偿法》啦，那当时是威权时代哩，还要想什么？」
经历过威权统治「一句话可能丢官、丧命」的时代，谨守「分内的事」，是一套在危险年代中形成的生存智能。当年那位还未正式看诊的妇产科医师，靠着一方报纸的外电与警觉性，以一例确定的药害案例与鸡胎实验向台湾社会敲响「药害已经发生了，就在这里」的警钟，让只靠一纸公文下令回收却回收无方、没有实际行动的政府脸上无光；庞大的药品利润，又可能带来多少祸害，才27岁的准医师已做出他当时最勇敢的决定。
在访谈中，一直坐在杨子思旁专心聆听的王挺杰，原本极想得到答案：「为何在杨子思论文发表之后，政府仍没有彻底回收沙药？而且10多年后才开始求偿？也没有像日本、英国、德国组成组织照顾受害者？」
在会面深谈，了解来龙去脉后，王挺杰告诉《报导者》：
「我才彻底体会到当年杨医师是多么地正义，多么地勇敢，放弃能亲自在场迎接他的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机会，且还冒着生命危险地去揭露沙药致畸的证据。」
「当杨医师提到当年的白色恐怖及泄密者可能的下场时，他在敍述时都还隐隐约约地流露出当时（60多年前）紧张害怕的心情。在敍述他无法陪伴妻子、亲自迎接小孩出生，他激动地哽咽，且眼中含满了泪水，坐在他旁边的我已经能体会到，对杨医师来说，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呀。」
「在那当下，我理解了自己对当时大环境的无知，也理解了杨医师当年仅参与了鉴定受害者的工作。因此，对杨医师我只有敬佩及感激。」
「我尽力了。」杨子思说：「回想起来，年轻的我，真是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