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情报为何失守 25年反恐得失全梳理

数十年来，无数领导人都曾表示，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障人民安全。2001年9月11日，美国显然未能做到这一点。情报其实已经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及时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

911，也就是后来人们对这场美国袭击事件的称呼，连同其后续回应，共同塑造了本世纪前20年的外交、安全与情报政策。

2001年9月11日，当“基地组织”（al-Qaeda）的自杀式劫机者驾驶劫持的客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时，我刚结束在BBC中东分社的工作。当一名巴勒斯坦计程车司机载着我穿过耶路撒冷以西松林覆盖的丘陵，前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时，他突然把收音机音量调大。

“美国发生大事了。”他说。

他并未夸大其词。当天共有2,977人丧生。

这场袭击并非毫无预兆。早在2001年之前多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便已注意到基地组织及其流亡海外的领导人奥萨玛・宾拉登（Osama Bin Laden），甚至专门设有小组追捕他。

9月11日袭击发生九天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展开“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

其后25年间，大西洋两岸既有众多情报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案例。

成功之处包括挫败阴谋、逮捕嫌疑人、将其送上法庭定罪并监禁。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又如何？自美国史上最严重恐怖袭击以来的25年间，情报蒐集、反恐工作与战略规划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

巨大的情报失误

毋庸置疑，911是一场巨大的情报失败——或者说得更具体些，是美国情报界“想像力的失败”。当时，中情局（CIA）与联邦调查局（FBI）都掌握着一些资讯，倘若妥善共享，本可以阻止悲剧发生。

事后发布的《911委员会报告》将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在“想像力、政策、能力与管理”上的失败。

报告认为，CIA与FBI未能正确评估情报、互相共享资讯，也未采取足够措施瓦解阴谋。

这项最基本的教训其后大致上已被吸取，尽管并非完全如此。西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情报共享能力已较2001年大幅改善。

过去如英国军情五处（MI5）与警方反恐部门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消退。英国先是设立遍布全国的区域“融合中心”（fusion centres），而近年更在伦敦成立高保安级别的反恐行动中心（Counter Terrorism Operations Centre）。

在这里，军情五处的情报官可能与负责采取行政行动、阻止恐怖阴谋的警员真正比邻而坐；同样，他们也可能坐在来自联邦调查局的美国联邦探员旁边，或是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借调来的语言专家身旁

自911以来，美国情报体系亦进行了全面重组，包括在华盛顿特区外设立国家反恐中心（National Counter Terrorism Center），以及设立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确保18个美国情报机构之间能在需要时共享资讯。

CIA与其英国对应机构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即较广为人知的军情六处MI6）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全球最紧密的合作关系之一。此外，还有“五眼联盟”（Five Eyes），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之间共享情报。

然而，自双子塔遭撞击以来，情报、评估及战略规划方面的灾难性失误依然屡有发生。

在2003年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前夕，军情六处不明智地任由其情报被政治化，导致该机构遭遇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双重间谍金·费尔比（Kim Philby）等苏联内鬼叛国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声誉重挫。

在华盛顿施加巨大政治压力、要求提出证据证明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领导下的伊拉克仍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之际，军情六处向贝理雅（Tony Blair）首相的政府提供了后来证实有误的情报。

伊拉克过去确实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早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后已全部销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军情六处彻底改革了评估来自外勤特工原始情报（称为CX）的方式。

如今，负责从伊朗、朝鲜或基地组织等被禁恐怖组织消息来源蒐集情报的特工管理人员，与负责审查和质疑情报内容的报告团队之间划分明确。后者常会要求进一步佐证后，将情报退回重查。

尽管出现这些改变，一些教训在911后多年仍未真正被吸取。

曾在伊拉克担任师级指挥官的理查·谢里夫爵士（General Sir Richard Shirreff）表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建立在严重有误的情报之上。我们从中吸取教训了吗？没有，我认为我们并不善于汲取教训……作为指挥官，我们正走向战略失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伊拉克战争后再次展开调查，最终形成《巴特勒检讨报告》（Butler Review）。

报告结论称，英国关于伊拉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情报“存在严重缺陷，且过度依赖未经核实的消息来源”。

英国军情五处（MI5）在挫败恐怖袭击阴谋方面虽取得许多无可否认的成果，但也曾出现自身的失误。

负责国内安全的军情五处，在无数次成功挫败恐怖阴谋之余，也有自身的失败。2007至2013年间执掌军情五处的乔纳森·埃文斯勋爵（Lord Jonathan Evans）说：“911之后的评估是，对英国最迫切的威胁，是来自基地组织及相关个人与团体的恐怖主义威胁。”

然而，当年军情五处资料库中有超过20,000名“关注对象”，同时进行的大量调查也意味着机构必须每天决定哪些线索应优先处理。这项工作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而其判断并非总是正确。

2005年，军情五处未能阻止造成52人死亡的伦敦七七爆炸案。安全部门知道穆罕默德・西迪克・汗（Mohammed Sidique Khan）这个人，而他后来被证实是主谋，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即将实施袭击。2017年曼彻斯特体育馆爆炸案也是近年的一次失误。

如今，恐怖主义威胁并未消失，但埃文斯勋爵表示：“形势已经改变。非国家行为者发动的恐怖主义仍然是严重威胁，但国家威胁……已变得愈来愈严重，至少与非国家恐怖主义同样构成重大国家安全忧虑。这些威胁以不同形式来自俄罗斯、伊朗、其代理人，以及中国。”

有人或许也会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年决定与以色列一同攻击伊朗，是情报想像力不足的体现。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所有盟友都知道，伊朗很可能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报复，这是严重的风险。警告都摆在眼前，然而当伊朗真的按其所言采取行动时，特朗普似乎拿不出应对之策，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动荡。

道德考量

911袭击刚发生后，外界普遍担心第二波袭击接踵而至。事实上，基地组织自己也曾扬言将派出“机群”袭击更多建筑。

为抢先阻止此类袭击，美国及其盟友犯下了大量侵犯人权的行为。嫌疑人在阿富汗或巴基斯坦被抓捕，往往仅凭最不可靠的线报。数百人遭綑绑、蒙眼、裹上尿布，被押上飞机送往半个地球之外——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海军基地上仓促搭建的铁笼监狱，未经审判便遭囚禁。

人权团体谴责这是美国道德良知上的一个污点。

有关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羁押期间虐待囚犯的丑闻其后陆续曝光，一些涉事人员也被追究责任，但批评者认为，更高层人士躲过了后果。

尽管如此，美国至今仍在关塔那摩湾实施未经审判的拘禁制度；2025年，美国又将200多名男子遣送至萨尔瓦多备受争议的“反恐拘禁中心”。

911后的那段时期，英国同样在人权上留下污点。

2004年，军情六处参与绑架并“非常规引渡”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阿卜杜勒哈基姆·贝勒哈吉（Abdelhakim Belhaj）及其妻子，将二人从泰国押往利比亚。贝勒哈吉在当地入狱多年，并遭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政权酷刑折磨。

此案最终曝光，2018年由检察总长在国会发表了诚挚的公开道歉。据说如今，驻机构内部的法律顾问是各情报机关中增长最快的部门。

俄罗斯与中国崛起

曾于2014年至2020年担任军情六处处长的亚历克斯・杨格爵士（Sir Alex Younger）表示：“本世纪前20年，我们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反恐与反叛乱上。”

这位前军情六处处长在卸任后不久接受我于一场文学节活动上的访问时补充说：“我们忽视了中国作为军事强国及战略挑战的崛起。”

同样地，理查·谢里夫爵士于2016年出版政治惊悚小说《与俄罗斯开战》（War With Russia），书中预见了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911及其后的“反恐战争”期间，当西方国家忙于对抗塔利班、伊斯兰国（ISIS），或试图收拾伊拉克占领行动留下的混乱局面时，俄罗斯与中国则展开大规模军备扩张计画，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等创新技术，严重削弱了北约曾享有的军事优势。

安全情报公司 Sibylline 首席分析师萨姆・奥尔森（Sam Olsen）也认同这一看法：“西方的错误不只是911之后被反恐工作分散了注意力。它也误解了中国崛起的本质，以为经济融合终将带来政治趋同。”

中国与伊朗、俄罗斯和朝鲜一样，被视为情报蒐集中极难渗透的“硬目标”。

2001年时，生物辨识技术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但其后脸部辨识、虹膜辨识及步态辨识技术的发展，使情报人员和特工管理人员在不被察觉下跨境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西方情报机构究竟多了解中国？

与俄罗斯一样，中国如今是军情六处最重要的情报目标之一。

奥尔森表示：“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掌握大量资讯。更大的危险在于，看见许多零散片段，却未必理解它们合起来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力量已不再仅是军舰、导弹和军队，也愈来愈体现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电池、港口、电讯及工业产能上……因此问题往往不在情报蒐集失败，而在战略解读失误。”

25年前，在911袭击当天，美国情报人员其实已经掌握拼图中的若干碎片，而这正是情报界最爱使用的比喻之一。

但整体而言，他们未能把拼图拼凑完成，也未能清楚看见即将到来的威胁。情报蒐集再出色，若不能将其转化为战略收益，也是徒然。

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

显然，自纽约那个万里无云的湛蓝九月清晨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情报与反恐的世界已变得几乎面目全非。

随着人工智能与量子运算的来临，这种变化只会继续下去，而且在某些领域，将以指数级速度演进。

然而，在一个充满相互冲突的叙事与利益的世界里，情报失败、疏忽或战略误判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

其他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俄罗斯2022年灾难性的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及被一些人称为以色列“自己的911”的事件——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发动的突袭。

归根结底，在重大的战略性国家决策上，质疑之声至今不绝。

英国加入布殊总统入侵伊拉克的行列，做对了吗？

加入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然后在二十年后仓促撤离、将这个国家拱手交还塔利班，又做对了吗？

这些问题，连同许多其他问题，至今仍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