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那天，纽约在灾难里倒了下去，又自己站了起来。我看见了它倒下去的样子，也看见了它站起来的样子。从那天起，我跟这座城，算是过命的交情了。」
那天早上，纽约蓝得不真实。
不是普通的蓝，是那种一片云都没有、像玻璃倒扣在天上的蓝。我开车从西100街出来，两个孩子坐在后座，书包鼓鼓地抱在怀里。他们那时还很小，小到上车还要我回头看一眼有没有系好安全带。双文学校在曼哈顿下城东边，刚开不久。我每天从西边开过去，穿过中央公园，走96街，再下FDR高速，十分钟左右能到。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9月的风钻进来，凉得正好。后视镜里，两个孩子不知道在笑什么，笑得身子一抖一抖。我没问。有些早晨太安静了，安静得像被人专门放在那儿，等你以后一遍一遍想起来。
到了学校，他们跳下车，背着小书包往门口跑。我喊了一声：「睇路！」小的那个回过头，冲我招招手。我坐在车里，看着他们进了门，才慢慢开走。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将是我这辈子最难忘和恐惧的一个早晨。
硕大黑烟 吓到面都凉了
8时多，我拐到Division Street附近找吃的。那间店不大，卖的是港式早餐。我点了一份公仔面，加了蛋和餐肉，热腾腾地端上来。我拿起筷子，面还没送到嘴里，旁边有个阿伯在说：「世贸中心畀飞机撞咗。」我抬头，笑了笑，说：「冇可能嘅，美国点会有飞机撞楼？」阿伯也笑，摆摆手，继续低头饮粥。我把那筷子面放下，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很不踏实。像小时候在台山，看见天边突然压过来一片黑云，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我站起来，端着那碗面走出门口。街上还很正常。有人买咖啡，有人推着菜车。然后我往西边一看，远远地，北塔上面，一缕黑烟直直地往上冒。不粗，但很清楚。似乎有人在用一支黑色铅笔，在天上画了一道。我站在那里，手里那碗面开始变凉。我盯着那缕烟，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再吃那碗面，回身上车，把面搁在副驾驶座上，发动引擎。面碗里的汤晃了一下，几滴溅在座椅上。我什么也没想，本能的朝烟的方向开过去。
从Division Street往西，一路都是车。我开得不快，但心已经开始发紧。收音机里声音断断续续，说是一架飞机撞上北塔。我还想，怎么可能，愈开愈近，那烟愈来愈粗，像一条从地底钻上来的黑蛇，不断在升高。到了Mott Street和Worth Street一带，警察已经设了路障，不让人再往西。我把车拐进左边一个停车场，随便找个空位停进去。熄了火，推开门，脚一落地，人就跑起来。
火球冒出 意会战争来了
我逆着人流跑。
街上已经乱了。有人往北，有人往南。女人抱着包，男人打着电话，老人被年轻人架着走。一个穿西装的白人站在路口，张着嘴，一动不动，像被人从天上按住了。我经过他身边，听见他嘴里一直在说：「Oh my God. Oh my God.」我绕开他，跑得更快。空气里开始有味道。不是木头烧焦，也不是橡胶着火，闻起来大概是一种燃料混着建筑材料的味道，像把一整个化学工厂塞进你的喉咙。我跑过中央街，跑过City Hall Park，跑过那座小公园。脚却不累，像是别人的。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唐人街琼楼街的二楼练功，晚上9时开始，紥马紥到腿抖。师傅说：「身体要先有记忆，心才不会乱。」我一直没太懂，那天我好像开始懂了。
到Park Place，我的影楼就在那里，一栋七层的旧楼的四楼，离世贸中心两个多街口。我冲进楼下大门，一步两级往上跑。到了四楼，手往裤袋里一摸——钥匙不在。我呆了一下，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然后我骂了一声，转身又跑下去。跑下楼，跑出街，跑回停车场。那个非裔停车员站在我车旁边，手里举着我的钥匙，远远看见我，大声说：「Man, you forgot your keys!」我跑过去接，喘得说不出话，只挤出两个词：「Thank you.」他看我，没笑，眼睛很认真：「You going back?」我点头。他张了张嘴，像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摆摆手。我转身又往回跑。
那时候，第二架飞机还没来，天还是蓝的，烟还是远的。可我感觉整条街都在抖。不是地在动，是空气在动，像有什么很大的东西，正从云层后面往这座城市压下来。
我又跑回楼下，冲上四楼。刚把门打开，走到窗口透口气，就听见「轰」的一声。那不是普通的爆炸，那声音像整个建筑被什么踹了一脚，感觉楼梯在发晃。我扑到窗口，正看见南塔那儿冒出一个巨大的火球，黑红黑红的，如同一朵绽放的地狱之花，它的边缘溅出的碎片和带火光的残片，卷着黑烟，遮挡了一片天空。而那天空背景，依然蓝得让人发慌。我站在那里，浑身都僵着。楼下有人疯了似地喊：「Oh my God! Oh my God!」喊了一遍又一遍，像没有别的词了。我耳朵里嗡嗡地响，心跳快得胸口发疼。那一刻我明白，这不是意外。这是战争。
钥匙掉了 幸运捡回一命
我本来想下楼，摄影师的本能让我想往前凑，我想去两栋楼的下面拍，可另一种本能把我的脚钉住了。我站在楼顶入口，看着下面，看见那些消防员和警察往里面跑，看见那些从楼里逃出来的人，一个个灰头土脸，像从洞穴里爬出来的影子。我忽然想，今天不能下去。别问为什么，就是不能。我转身，朝楼顶跑。
后来我算过，如果不是钥匙掉了，如果不是我来回跑了那一趟，我可能正好在楼下，在那两栋楼中间，人就没了。那串钥匙，是我命里的一个拐弯。我到现在都这么想。
楼顶风大。从哈德逊河吹过来的风，没有凉意，是烫的。风里带着火星和纸片，有些纸片烧了一半，如同灰黑色的蝴蝶。我架起三脚架，装上那台第一代的数码相机。那是1999年买的，那时候数码还是新东西，贵得让人肉疼，光一个镜头就顶普通人家一个月开销。当时很多行家笑我，说数码未成气候，花那么多傻钱。我不理，我觉得世界要变了。我没想到的是，变的方式会是那样。所以那天早上，我有机器，机器能开，这就足够。
蓝天当下 大楼却在狂烧
我随身带着两个镜头，一个28到70的变焦，一个200定焦，装在相机镜头包里。快门设到千分之一秒。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你动得多快，我都要拍到你。这个想法现在想起来很傻，因为那天最大的真相不是动，是塌。不是速度，是重量。不是你在拍，是有巨大的东西朝你拍过来。
我把录像机也打开了。那是第一代的数码摄像机，用的还是磁带。我按下Record，小屏幕亮了。我到现在都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要开。可能是一个摄影师的职业反射：看见大事，先把机器打开。也可能是更深的什么东西。是我知道，我要做的不只是逃命，我要把今天留下来，哪怕留不下来，也要让机器替我看着。机器开始录了，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它只知道往前走。
我站在楼顶，透过取景器看着双塔。一高一矮，都烧着。南塔的伤口更大，火焰从楼层里往外喷，像有人往那几层的窗户外倒熔岩。北塔的烟更浓，浓得几乎看不到楼顶。我拍了几张，然后开始录。风把烟往东南边推，但新的烟又不断涌出来。天空还是那样，蓝得让人想哭。两栋笔直的大楼在平静的天空下剧烈燃烧，这是一种非常不真实的对比。
整栋楼垮 就像沙子散了
然后，第一栋楼塌了。
我惊恐的看到，高楼竟然可以是那样倒下的。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慢慢折下来。是一下子，从上往下坐。好像整栋楼被抽掉了骨骼，如同一捧沙子，忽然散了。我先是看到楼顶往下坠，然后整栋楼像瀑布一样慢慢的、但无可阻挡的倾泻下来，我当时想，这一定不是来自人间的景象。声音晚了一点才到，像天边的闷雷，轰、轰、轰。不是响，是震。是空气本身在裂开，像有什么东西从地球深处断了。我站在楼顶，整个人像被那三下轰声从身体里震出去，只剩一副躯壳呆呆站着。我没跑，手还在相机上。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呼吸。我只记得，我一边按快门，一边用左手扶着那台录像机，跟着那栋楼往下倒。镜头一直追着它，像一个人拿着手电筒，照着一座山消失。
然后灰尘来了。
那灰尘不是飘过来的，是推过来的。先是一堵灰白色的墙，从下往上翻，如海啸，但比海啸快。里面什么都有——土、石棉、纸片、碎玻璃、还有说不清是什么的粉末。它卷着风，呼呼地扑过来，像一头灰发怪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风，那种能把人拔起来摔到另一个街区的气流。我的机器从手里飞出去，摔在地上，机器倒的时候，我在巨大噪声中也清晰听见「咔嚓」一声，像什么东西断了。
窒息的黑 带来无声哭泣
然后天就黑了。
不是晚上那种黑，是窒息的黑。灰尘钻进我的眼睛、鼻子、嘴巴，我睁不开眼，站在那里，像被人蒙住了五官。我伸手摸，什么都摸不到。楼呢？天呢？街呢？人呢？我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了。我像掉进了一个没有方向的梦里。我摸到一只鞋，又摸到一块不知道是什么的板。我蹲下来，把衣服拉起来捂住脸，但没用。那灰太细，细得像雾，像烟。我咳得肺都要出来。我不停地眨眼睛，眼泪流出来，跟灰搅在一起，跟泥水一样。我在楼顶上摸来摸去，摸了好久。后来我摸到一盏灯，又摸到一扇门。我推开门，跌进去，门后面是黑的，我沿着墙，一点点往里挪。像从前在台山的雾里走夜路，但夜雾不会吃人，而那天的灰是会的。
我找到洗手间。水龙头一开，我把脸埋下去，拼命冲。水从脸上流下来，流进脖子，凉得人一激灵。我不断咳和吐，哪怕那天基本没吃什么早餐。我不断揉着半睁开的眼睛，抬头，镜子里的人我不认识——头发是灰的，脸是灰的，眼白是红的。我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才认出自己，然后我哭了。没有声音，只是站着。
片刻，等呼吸匀称些，我又上去了。
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该叫这勇敢，还是叫傻。但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既然没死，就继续拍。第二栋楼还烧着，我得去。镜头被灰蒙了一层，我边走边擦：用衬衫角擦，不行，又用嘴哈了一口气，再擦。镜片上还是有雾。我擦了很久，直到能看见那栋楼。它还在。像一个人，孤零零的站着。录像机摔坏了，开不了，我现在只有相机了。镜头快门还是千分之一秒。楼还在烧，黑烟从每一层涌出来，像一座立着的火山。我拍，手指很稳。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恐惧着的自己，你是个摄影师，拍过谭咏麟，拍过张国荣，现在的你要学着成为一个战地记者。
重返街上 世界剩一片灰
第二栋楼塌得更快。
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从中间开始塌。不是慢慢来，是「哗」一下，像烟花散架，像一栋楼忽然忘了怎么站着，笔直地矮下去。十秒。可能只有十秒。我当时甚至真的在数数，一、二、三……没了。那种感觉，像你认识一个人很久，忽然看见它化成灰。整片天空炸开，灰尘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往四周推。我不由自主往后退，这一次比上次反应快了，我知道不能让那片灰追上。我冲进楼梯间，电已经断了，里面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我扶着墙，一级一级往下跳。身体自己动了起来，不软，也不抖。我什么都不想，只想下去，只想出去。我像一头被火追着的动物。我后来想，那些年练功，那些年打球，那些年在餐馆后厨跑进跑出，原来都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我的身体为了在那一刻不倒下，记住了那么多。
到了楼下，推开门，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
街上没有颜色。天没了，楼没了，街道也没了。只有灰。灰在地上厚厚一层，质地像雪，但是揉着灰白黑的颜色。我踩着灰往外走，像踩在月球上。空气割喉咙。我拉起衣领，捂住下半张脸，瞇着眼睛看。世界竟然变得很安静，后来我想，那不是没声音，如果不是我的耳朵被堵住了，就是那些声音都被灰吸掉了。但我还是依稀听见人的咳嗽，听见远处有警笛，听见不知道哪扇门在风里「砰、砰」地响……一切都像隔着一层棉花。
现场探询 意外救起熟人
我走了几步，看见墙边坐着一个人。他整个人也是灰白色，头发、脸、衣服，像一尊刚出土的人像。我走近，才发现那是Peter Yan，星岛日报的记者。我认得他。他的记者背心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手里还攥着相机。他靠在必明街路口那面墙边，像被灰埋了半个身子。我蹲下去，叫他：「Peter！」他眼睛动了动，没回我。我再叫：「Peter！我系Robert！」他慢慢抬起头，像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他开口，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想影相。」我鼻子很酸，去拉他。他整个人压过来，比看上去重得多。我架着他，一步一拖，把他带进我的楼。他一直在说：「捡条命，捡条命。」我一边走，一边回他：「系呀，捡返条命。」
我把他带进洗手间。他的脸上、头皮上全是灰，耳朵里面也都是。我帮他脱下背心，打开水龙头，让他把头伸下去。水从他头发里流出来，在白色地板上，像墨汁。他整个人在抖。不是冷，是怕。我拍着他的背，不知道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眼睛红了，但能看人了。他看着我，说：「第二栋呢？」我说：「都没咗啦。」他闭上眼睛，低下头去，肩膀一耸一耸。我站在旁边，没说话。那一刻，什么话都是轻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刚刚走到楼下，想拍几张近景。第一栋楼塌下来的时候，他来不及跑，被灰尘整个盖住，像埋在一篮灰泥里。如不是我刚好经过，他可能就坐在那儿，慢慢变成那面墙的一部分。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薄，早一步，晚一步，都是另一个故事。
摄影本能 害怕中按快门
清洗之后，我们两个又一起下了楼。他人清醒了很多，却还是要去拍。我也是。我们没有商量，只是互相看了一眼，就都往外走。外面的灰没有散，反而更厚了，像一场黑色的雪，下不完。我拍他，他拍街。我们都没说话，只是各自举起机器。两个满身灰的人，站在灰里，继续记录。不是不怕，但摄影师的本能抑制了害怕。
后来，我去了餐馆拿水。我的餐馆就在Park Place和Broadway附近，离世贸两个多街口。我冲进后厨，把一箱一箱的瓶装水搬出来，用那架送货的推车推着，沿Broadway往世贸方向走，见人就给。先是一个警察，他满脸是灰，嘴唇裂得厉害。他接过水，拧开，仰头就灌。他喝了半瓶，看着我，说：「Thank you, man.」我朝他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后来我遇到一个消防员。他很高，站在路边，脸上的灰和汗混在一起，像戴了个灰面具。我递给他一瓶水。他接过去，没喝，先看着我。然后他伸手，把自己头上的消防帽摘下来，递给我。我愣住了。那是他的帽子。不是新的，上面有磕碰的痕迹，红漆掉了几块，灰盖了一层。他说：「You are a good man.」我接着帽子，很重，像接过一个世界。我只会说：「OK, that”s OK.」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那顶帽子我后来一直带着，带出那条街，没有带回家。它上面的灰，我没擦过，也没洗过。不是舍不得，是不敢。那灰是那天掉下来的。洗掉了，我怕我会忘了自己是活过那一天的人。
持续发水 去一趟又一趟
我推着车，继续发水。给一个坐在路边的西装男人。他一只鞋没了，另一只鞋的鞋带散着。给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她眼线全花了，像两条黑河挂在脸上。给一个老人，他手抖得厉害，瓶盖打不开。我帮他拧开，把水凑到他嘴边。他喝一口，眼泪就滚下来。我拍着他的肩，不知道说什么。语言在那天是没有用的，一瓶水比什么都管用。我推着车，一趟一趟。回餐馆，再装满，再推出去。我记不清自己走了多少趟，也不记得自己救过谁，帮过谁。我只记得，那种渴。是很多人后来告诉我，那天最缺的，就是水。我那时候没想，就是觉得他们需要，我就去了。
那天我一直待到下午5时半。天黑了。不是天黑得早，是空中的灰尘太厚，把太阳全吃掉了。路灯亮着，但光像被灰压住了，昏黄昏黄的。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还在路上的人。有人还在找家人，有人坐在路边，头埋在膝盖里。还有人在哭，哭的声音不大，断断续续，像从地缝里漏出来的。我站在那里，觉得今天还没有完，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拍照的，一个打球的，一个在唐人街开餐馆的人。我那天没想过这些，我只知道要让自己动起来，做点什么，不能停，一停，那些灰就会落进心里，把人埋掉。
后来我离开那里，去了Bayard街69号。我记得自己坐进去，点了一碗饭。饭端上来，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没有味道。我不知道是饭菜没味道，还是我感觉不到。我放下筷子，坐在那里，看玻璃窗外。外面的世界灰扑扑的，行人很少，走路都低着头。电视里在放新闻，飞机、大楼、烟，一遍一遍。我忽然有点想吐。不是身体不舒服，是灵魂想从身体里出去。我站起来，付了钱，推门出去。外面的空气还是苦的。我抬头，天已经不是蓝的了。是全灰的，像一张没洗出来的照片。
到了晚上 爬不出那口井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我站在浴室里，衣服也没脱，就开了花洒。水从头顶冲下来，灰色的水顺着裤腿流到地漏。我洗了很久，洗到水变黄，变清，可我觉得没干净。我搓脸，搓胳膊，搓脖子，皮肤搓红了，还是觉得有东西。我照镜子，眼睛下面两道红，耳朵可能还有灰，听东西会不真切。我走出来，坐在床边，没有睡。后来几天，我都没有好好睡。一闭眼，就是那三声轰鸣。白天还好，能靠做事遮住。到了晚上，人就掉进一口井里，爬不上来。
第二天，我没有上班。下城封了，回不去。我开车去美东，那里有乒乓球馆。我走进去，有人看见我，问：「Robert，你还好吗？」我说还好。其实一点也不好。我坐在场边，看别人打球。球还是那样，嗒、嗒、嗒，可我的耳朵已经听不进去了。那些声音像从很远的年代传来。我没有打，我连拍子都没拿，我就坐着。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走到外面抽烟，手却总抖得点不着。一个球友出来，帮我点。他说：「听说你昨天在现场。」我点点头。他看着我，说：「你命大。」我说：「不是我命大，是我找不到钥匙。」他听不懂，我也不解释。有些事，只有自己明白。
家人后来也知道了。我老婆带着小孩子在婆婆家。几天后，电话通了，她打过来，声音又急又气：「你傻咗啊？咁危险都去？你有冇想过屋企？」我拿着电话，说不出话。孩子在旁边笑，不知道在笑什么。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脑子里却都是别的什么。我「嗯」了一声，说：「我没事。」她在那头哭。我在这头，眼泪落下来，却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她不是生我的气，她只是怕，怕我那天冲进去，就再也没出来。而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她：我那天如果不进去，我会更难受。进去之前，我是阿国，出来之后，我的内心却像一张没显影的底片，全拍进去了，就是出不了像。
噩梦一场 只能慢慢醒来
后来我去了心理辅导。有人帮我登记，有专员来和我谈，他们问我很多问题。问我睡不睡得着，问我会不会突然害怕，问我有没有噩梦。我照实说。他们听完，说你没有大问题，只是Acute Stress。很多人都会这样。我点点头，说：「我没事。」他们说会继续跟进。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说不用来了。不是我不需要，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不能靠人问，它得自己慢慢化。像暗房里的相纸，得泡在药水里，等它自己显影。人也是。我得自己把自己重新显出来。
那之后，我很久没有碰相机，也很久没有打乒乓球。摄影和乒乓球，这两样我以前靠着呼吸的东西，忽然都不管用了。我不想看，不想动。我只想坐在一个没有声音的地方，什么都不干。但人不能一直这样。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我推开球馆的门。里面空空的。我拿了一个球，在台上一弹。它跳起来，落下来。我再弹。那个「嗒、嗒」的声音，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叫我。我走过去，拿起拍子。拍子很轻，胶皮还是新的。我站在台边，打了一板。球飞出去，撞在对面挡板上，弹回来，我接住它。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从梦里醒过来了一点点。
见证历史 庆幸自己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天蓝得那么不真实，是因为老天要我们看清楚。看清楚一座城市怎么被撕开，也看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不是英雄，我没能冲进大楼。我没能把人从火里背出来。我只是跑了过去，拿起了相机，给了一些水，扶了一个人。可就是这些，把我从一个「想再近一点」的摄影师，变成了一个「不能再装看不见」的人。
我还记得那顶消防帽，帽檐上有灰，很细，它们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从楼里飘出来的。这些灰尘，曾经属于那两栋再回不来的巨大建筑，是窗櫺、是办公桌、是电梯按钮，是某个人办公桌上的电话，它们全变成了灰，落在那位英勇的消防员手上。
后来我看到了在报刊上公布的美国国会报告，在2001年9月11日当天，共有来自纽约75个不同消防局（FDNY）的343名消防员为救人而光荣牺牲。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9/11以后，我还在拍照，还在打球。但我不再只想拍得漂亮，我想拍下那些不漂亮但真实的东西。我不再只想赢球。我想让更多人回到球台边，听见球跳起来的声音。那种声音很轻，很脆，像活着。
那天早上，天蓝得不像话。我送孩子去学校。然后，天塌了。我活了下来，可纽约，再也不是以前的纽约了。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还站在这里，是因为那天，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把帽子摘下来，说，你是个好人。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顶帽子的重量——像一整个纽约，压在我手上。
后记
写到这里，是2026年8月26日的深夜，就在今天上午，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口岸发生了世纪泥石流。喜马拉雅山脉五千米高处，一片冰岩突然崩塌，砸进冰湖，湖水裹着山石和泥沙一路往下冲，像一条从天上劈下来的河。新闻里的画面很暗，山坡上原本站着的人，一转眼就没了。我盯着屏幕，像回到25年前。天灾和人祸，在发生的那一刻，从来不会告诉你它到底是谁。可我心里清楚，这世上的灾难，大到天塌，小到一个人被生活压垮，都是一样的。它们不等你准备，也不问你醒没醒。
天灾靠预警，人祸只能不作恶。这是我活到这把年纪，信的一句话。灾难会过去，但那些活下来的人，伤口不会随着烟雾散掉。他们只是学会了不再每天摸它。9/11之后，我花了很多年都在想，需要愈疗的，不只是受灾的人，还有那些从灰里爬出来的人。
我在美国做少数族裔，做人做事总要多几分小心。华人在外面，常常不声不响，受了委屈也先忍。可每次天灾人祸，我们这些人又是捐钱、又是上路、又是把药和粮食往灾区送。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捐了钱。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也捐。我不觉得自己做了很多。那是一种本能，像看见人渴了，就递上一瓶水。中国人的心里，有一样东西，几千年没变过。就是看见别人受苦，自己会坐不住。我们讲「一方有难，八方支持」，外面的人听着像口号，可我们是真的会去的。这种守望的基因，不写在纸面上，是刻在骨子里。
9/11之后，我想得最多的，不是自己怎么活下来，是下一辈怎么办。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教好下一代，尤其是那些孩子，别让他们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坍塌。不是去造一堵墙，是把人心里的火压下来一点，把善的东西养起来一点。我教球，也教做人的分寸；我拍照，也拍那些值得被记住的脸。我希望那些孩子长大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记得有人给过他们水，也愿意将来把水递出去。
那天早上，纽约蓝得不真实，后来它全灰了。可灰里有人没跑，有人回头，有人摘下帽子，说你是好人。这个世界再坏，也坏不过没有人愿意停下来，拉起一个跌坐在地上的人。
所以，9/11那天，纽约在灾难里倒了下去，又自己站了起来。我看见了它倒下去的样子，也看见了它站起来的样子。从那天起，我跟这座城，算是过命的交情了。
(编按：本文由Robert Chen(陈罗柏)授权刊登，标题及插题由世界新闻网编辑标注。)
作者陈罗柏：
出生于中国广东台山，少年即随家人移民纽约，后在FIT读摄影，是最早成为专业商业摄影师的华人移民之一，在业界创建了一定的名气。他的摄影工作室开设在原世贸双子塔附近。9/11当天，他爬上工作室的顶楼目睹了世贸大楼被飞机撞击和倒下的过程，他一手拿相机，一手摄像，纪录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9/11事件改变了他的心态，他无法平复心情去重执旧业，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理想活一回，他关闭了摄影室，全身投入乒乓球馆的经营和教练，后来他开过餐厅，现在全身心回到他一生的梦想：拍摄华端口的故事。他写剧本并筹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