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芳：中国教育家的国际舞台
1945年，吴贻芳出席旧金山会议。
1945年旧金山会议的历史照片中，吴贻芳并不显眼。但她是少数进入这一历史现场的女性之一，也是后来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四位女性之一。
来自中国的吴贻芳是一位教育家，也是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她所代表的，不仅是中国，也是一个当时正在经历战争、社会变革和民族命运转折的国家。
吴贻芳早年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从事教育工作。1930年，她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教育家。
1945年，她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旧金山会议。
在最终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代表中，女性只有四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米内尔瓦·贝尔纳迪诺、美国的弗吉尼亚·吉尔德斯利夫、巴西的贝尔塔·卢茨，以及中国的吴贻芳。
她们的身影很少出现在传统的联合国创建史叙述中，但她们确实是这个新国际组织诞生的见证人。
《联合国宪章》序言重申了对“男女权利平等”的信念。
瑞典学者丽贝卡·阿达米（Rebecca Adami）长期研究这些被历史叙述忽略的女性。在她看来，重新审视这些人物，不只是为了补上几段“女性历史”，更是为了理解联合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阿达米：“我在档案中发现了一种反叙事。传统的联合国历史往往聚焦于少数著名男性外交官和领导人，而女性在这些谈判中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对阿达米而言，女性参与联合国的意义不能仅仅从“女性权利”来理解。
吴贻芳的故事，因此让联合国创建史有了另一条线索：联合国并不只是为了避免下一场战争而建立，它也承载着战后世界对于教育、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期待。
埃莉诺·罗斯福：人权不是抽象的词
埃莉诺·罗斯福手持一张《世界人权宣言》海报。
1946年，联合国开始进一步讨论人权问题。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被任命为人权委员会首任主席。她将这项工作视为“她最重要的任务”。罗斯福不仅担任人权委员会主席，还兼任起草委员会主席，负责《世界人权宣言》的初步起草工作。
起草工作的起点是一份长达408页的权利法案大纲，这份大纲参考了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宪法和法律条款。草案随后经历了六个阶段的审查和修改。
1948年，冷战阴影日益浓重，东西方阵营在人权理念上分歧严重。许多观察者认为，没有人权委员会主席罗斯福的领导，最后不可能就宣言达成共识。她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公信力，引导起草进程走向完成。最终，宣言以48票赞成、8票弃权获得通过，没有任何反对票。
罗斯福的斡旋策略在最后阶段尤为关键。面对多国对部分条款的反对，她凭借三年工作中积累的盟友关系，成功说服持异议者投弃权票而非反对票，保住了宣言的通过。
1968年，埃莉诺·罗斯福被追授联合国人权奖。
潘迪特：当全球南方走进联合国
1953年，印度的维贾亚·拉克希米·潘迪特当选为联合国大会首位女性主席。
随着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联合国的工作重心也在发生变化。
1953年，印度外交官维贾雅·拉克希米·潘迪特成为第一位女性联合国大会主席。
她的当选发生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亚洲和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新独立国家开始进入联合国，并要求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潘迪特的故事因此连接了两个曾经彼此分离的议题——女性进入国际领导岗位，以及殖民地人民争取政治自主。
女性代表的增加，并不仅仅意味着联合国里多了几张女性面孔。
它也意味着更多不同的历史经验进入谈判桌：殖民统治、民族独立、教育不平等、经济发展以及女性参与公共生活。
克里斯廷·伦德：从谈判桌到维和指挥中心
前任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最高军事指挥官伦德。
2014年5月12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了一项历史性任命：挪威少将克里斯廷·伦德将出任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最高军事指挥官。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六十多年的历史上，伦德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
潘基文在宣布任命时说：“今天，我们打破了又一块玻璃天花板。”联塞部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女性同时担任最高文职代表和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双重女性领导联合国维和行动。
伦德当时56岁，拥有超过34年的军事指挥与参谋经验。2009年，她成为挪威首位晋升少将军衔的女性军官。她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渊源可追溯至1986年，那年她作为运输军官被派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她后来回忆说，在一次护送任务中遭遇交火，化解危机的办法“是通过沟通，通过在检查站建立信任”，“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联合国必须始终把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
2014年8月13日，伦德在尼科西亚正式接替中国少将刘超，就任联塞部队指挥官。联塞部队成立于1964年，最初使命是防止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冲突再度爆发，1974年后使命扩展至监督停火、维护缓冲区和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历史上累计轮换超过15万名军人。
对于自己的任命，伦德说：“我认为联合国迈出这一步、任命一位女性部队司令非常重要，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他女性军官的榜样，让她们看到这是可能的。”她还提到，在男性部队司令居多的环境中，由女性担任这一职务意味着“代表世界上另外50%的人口”。
伦德的任命也呼应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核心精神。
挪威国防大臣伊内·埃里克森·索雷德在任命公布时表示：“伦德少将首先是一位有能力和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我们也看到，联合国和平行动中女性人数仍然偏低。伦德少将担任部队司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而言是一个重要信号和里程碑。”
联合国维和行动本身也在变化。现代维和不仅包括监督停火和维护安全，还涉及保护平民、支持政治进程以及帮助社会走向和平。联合国资料显示，伦德在塞浦路斯的任期为2014年至2016年，之后还担任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负责人。
伦德的经历也呼应了联合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核心理念：女性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必须成为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参与者。
她们改变的，可能不只是联合国
把吴贻芳、埃莉诺·罗斯福、维贾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和克里斯廷·伦德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条跨越数十年的历史轨迹。
教育，让女性和儿童获得进入公共生活的机会；
人权，让“人人”成为国际规则真正试图涵盖的对象；
维和，则把女性带到了和平与安全行动的最前线。
但阿达米提醒，历史并没有就此结束。
她认为，联合国今天仍然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如果一个组织真正相信普遍性和包容性，那么谁应该坐在谈判桌旁？
阿达米：“民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要人们能够跨越差异坐下来讨论，只要不同的声音能够被提出，就仍然存在改变的希望。”
这也许是这些女性留给联合国最重要的遗产。她们并非来自同一个国家，也没有使用同一种方式改变世界。
有人通过教育，有人通过外交，有人最终通过指挥维和行动。但她们做了同一件事：让原本没有被看见的人，被看见；让原本没有被写进规则的人，被写进规则；也让原本被认为“不属于女性”的领域，逐渐成为女性可以领导的领域。
从1945年的旧金山，到今天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女性改变联合国的故事，实际上也是联合国不断重新定义自身的故事。而这一历史的“下一页”，仍在书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