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最近的一个决定，正式挑战了一幅我们看惯几百年的世界地图。
2026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由非洲国家推动的「Correct the Map」决议，鼓励政府、学校、国际机构及科技公司，采用更准确反映各洲实际面积的世界地图。矛头所指，是我们从小熟悉的麦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地图。
1569年，地图学家麦卡托设计这套投影，本来不是为了教小朋友认识世界，而是为了航海。它最大的优点是保持局部角度和航向，方便水手依照罗盘航行；缺点却是越接近南北两极，土地面积被放大得越厉害。
于是在我们熟悉的世界地图上，格陵兰看起来差不多有非洲那么大，实际上非洲面积却大约是格陵兰14倍。欧洲、加拿大和俄罗斯被大幅放大，接近赤道的非洲、南亚、东南亚及南美洲则相对显得细小。
联合国今次倡议使用的Equal Earth等面积投影，是让土地面积以比较接近真实的比例呈现。当然非洲的真实面积没有突然变大，欧洲也没有突然缩小，只是新地图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法。
图 : 上方为麦卡托投影，下方为等积地球投影（Furfu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 重新检视习以为常的标准
没有证据说 Mercator 刻意要把欧洲画大、把非洲画小，面积失真是数学投影的结果。问题是一套为十六世纪欧洲航海需要而设计的工具，后来伴随欧洲殖民扩张、现代教育和出版制度，逐渐成为世人认识世界的标准图像。
当一个小朋友从小看到欧洲和北美洲巨大，非洲和南亚相对细小，即使课本列出正确面积，视觉留下的印象仍然会扭曲。所以地图真正提出的问题，是一种历史形成的观看方式，久而久之会令我们误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间接令欧洲殖民者的世界观变成全人类最熟悉的世界观。
虽然殖民统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殖民时代形成的制度、语言阶序、历史叙事和观看世界的方法，却可能继续存在。
今天年过三十的香港人都经历过殖民政府统治，但英殖政府在1997年撤退后是否等于香港人已经完全抛弃殖民意识？当然去殖民并非把所有西方事物丢掉，更不是把历史倒转；而是以香港人作为主体，重新检视一些早已习以为常的标准：它们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某段历史留下来的偏见？
如果一幅用了四百多年的世界地图都值得重新检查，那么香港人也值得问自己，心里有没有另一幅画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认真检查过的「人文地图」？ 特别对于离散港人来说，这幅潜藏在下意识之中的人文地图，对于个人和家庭如何在移居社会与其他族群相处，更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 香港人的文化偏见
香港长期自称「亚洲国际都会」，但人口结构上一直是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曾经在2009年公布一项大型「种族接纳」调查，发现香港华人对不同族群的接纳程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社区及公共角色中，华人对白人的接纳程度达94%，日韩人92%，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人88%，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尼泊尔人则降至82%；到了业主或亲戚等私人关系，差距更加明显：香港人对白人的接纳程度仍有88%，日韩人83%，东南亚人下降至70%，南亚人则只有59%。
调查显示只有约6%华人表示曾经与其他族群有不愉快的接触经验，这说明了较低的族群接纳程度不能单靠负面的亲身接触经验解释。这些族群阶梯形成了一幅香港人不愿宣之于口的人文地图，反映了香港特定的殖民历史、阶级结构、职业分工、家庭教育、传媒和语言环境长期形成的文化偏见。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有种族歧视，最值得反省的偏见往往不是公开说「我歧视某某人」。而是：「我冇歧视㗎，不过……可以做同事，不过未必想做家人；可以做朋友，不过不愿意租楼给他；可以接受他在香港生活，不过仍然下意识觉得『真正香港人』应该有另一副面孔。」我们很容易批评别人，却未必容易看见自己习以为常、因为活在香港时身处「多数族群」位置而形成的意识。
2019年之后的大规模移民，令很多香港人第一次经历一场身份位置的大转换：从「多数族群」变成「少数族裔」。少数并不只是人口少，而是当你进入另一个社会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口音、肤色、名字、饮食和文化习惯，全部变成需要被辨认、被分类甚至被解释的东西。
2025年英国政府对移英港人的研究发现，不少受访者最初认为自己没有遭遇种族歧视；深入访问后，却谈到口音嘲笑、职场排斥、种族辱骂、住房问题甚至街头威吓。其中一名香港移民终于说出一句很简单的说话：「I am a minority here.」
昔日在香港，一个南亚裔青年即使土生土长，仍然可能被问：「你系边度人？」。今天移居外国，一个香港人回答「British Hongkonger」或「Hong Kong Australian」，别人也可能继续追问：「So you are Chinese？」
但这是否代表香港人变成少数族裔之后，就会自动变得对其他族裔更平等包容？
◾ 离散港人人文地图的发展
参考国际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离散港人的人文地图大概有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条路是固步自封： 延续原有偏见。
如果一个人移居外国生活，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之外，不主动参与新社区活动，社交圈子是同声同气的香港人，不关心当地新闻，原有的族群观念较少受到新经验挑战，文化偏见很可能原封不动。
第二条路是越挖越深：强化族群边界。
移民初期难免遭受语言挫折、差别待遇、职业降级或者身份排斥，有些人不但为了寻求安全感而退回自己的社群，更说服自己「我们香港人跟其他移民不同」，甚至为了重建身份优越感而把其他族裔的缺点放大。在今天以点击率博取收入的网络世界，KOL 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归咎于新移民、宗教矛盾或少数族裔成为煽动情绪的捷径，所以文化偏见更易变本加厉。
第三条路是搭桥铺路：增加跨族群接触。
社会心理学的「接触理论」指出，不同族群如果能在比较平等的地位下持续合作、建立正面关系，偏见往往会下降。例如香港家长与印度家长一起参加学校家长会；香港人与伊朗同事开完工后一起到pub饮酒；孩子与韩国、越南、非洲裔同学一起踢波；香港社团与原住民或伊斯兰团体共同举办庆典。这些比较平等、持续而合作的接触，才真正有机会改变我们对「他者」的理解。
◾ 换掉心中的人文地图
文化偏见首先伤害的，当然是受到歧视的人；但偏见同样会限制抱持偏见者自己的生活。因为族裔标签而预先猜疑和不信任他人，往往令自己生活在焦虑与愤怒之中：担心社区不安全，忧虑孩子与「坏同学」交往，甚至后悔当初移民的决定。若果偏见传染给下一代，可能会削弱他们跨族群交往的能力和机会，更难融入当地社会，影响个人发展。
因此，离散港人真正需要的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是bonding——保存香港话、文化、历史和彼此互助；同时亦需要bridging——与所在地其他族群建立平等、持续而正面的关系。近年的跨国研究一再显示，这种正面跨族群接触通常与较低偏见和较正面的族群态度相关，正好说明第三条路才是活得自在的契机。
联合国可以换掉一幅扭曲的世界地图，但香港人内心的人文地图只能由香港人自己更换。
移民改变了香港人在族群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因此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旧有偏见的难得机会。这个经验可以通向跨文化理解，也可以令人退回自己的族群安全区。关键在于香港人能否一方面保存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让「我们」的范围变得更宽：既是香港人，也是澳洲人、英国人、加拿大人或台湾人，亦是亚洲人、新移民、学校家长、社区居民、邻里义工等等多重身份。
正在逐步成形的离散港人公民社会，如何迎接这个新挑战？
▌[顾后瞻前] 作者简介
黎广德，资深工程师。倡议永续发展，曾任公共专业联盟创会主席及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移居海外后特别关注文化传承及离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会如何互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