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个重视社区的国邦，对社区发展的历史、文物的保留、地方的特色，很多时都会著意的保存、整理、研究和保护。
上个月，我在本栏撰文介绍伦敦 East End（东区）旧唐人街所在地的 Limehouse（莱姆豪斯）和Poplar（波普拉）等地区时，提到由于二战时这个码头货仓区受到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大部分原有的建筑和地标损毁严重，战后的重建发展使该区变得和战前面貌全然不同，原有的华埠也由于原居民的四散而消失。
◾有血有肉的前人足迹
但战前和旧唐人街地区的资料、档案、图片、地图等有关资讯和原始材料，不少还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找到。也有热心社区历史的当地人士和组织，不时会进一步发掘整理相关的资料，举办展览讲座等，以承传著大家对社区历史和发展的认识。有些热衷社区的人士，更会定期举办导赏团，让有兴趣者能重返现场，深入体会前人的足迹，感受他们的处境、生活和经历，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在地社区的了解甚至认同。
我最近便参加过一个由本地热心人士带领认识伦敦旧唐人街的导赏团，碰上了 20世纪初一位来自香港，后来在莱姆豪斯一带与本地英国女士结婚生子、落地生根的华人海员的玄外孙女。这位玄外孙女在方方面面已是一个完全本地化的英国人。但家族中的华人先辈这一连系，让她不但对伦敦旧唐人街深感兴趣，也使她对多元文化和移民等议题，特别关心。
在这次的导赏中，我无意中也接触到，旧唐人街和当时中国国民党伦敦分部党员的一些资料。这接触具体又直接地提醒我，华侨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和政体的建立这些重大课题是有关连的。对这些关连的感受，使我想到，早些时候我在这个地区参观时在公园看到了的天使纪念雕塑，上面刻著一战时德军第一次空袭伦敦时遇难的10多名当地小学生的名字。后来发现，遇难儿童的学校虽然改了名称，百多年后的今天，还在社区内继续办学，而在今天就读的学生中，更有我直接认识的，这使得社区过往的有关经历，对现在的我而言，变得有血有肉，而非一些遥远不相干的事，更不是博物馆陈列箱内冷冰冰的展品。
◾英国工党的崛起
其实，在我未知道莱姆豪斯和位于波普拉的Pennyfields（彭尼菲尔德）原来是伦敦旧唐人街前，这个地区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人运动和英国工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情况。
首先我得声明，我并非研究英国工人运动和英国工党历史的。我只是一个居住在伦敦、会留意英国政治和时事、来自香港的公民。
熟悉伦敦的香港人多会知道，伦敦的第二金融区 Canary Wharf（金丝雀码头）是不少华人选择居住或活动的中上阶层地区。金丝雀码头有些像香港的金钟，商业/金融大楼林立，又有不少多层的高尚住宅在其中，这对不少有消费力的中产香港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我虽然家不在金丝雀码头，却因为种种原因不时都会来到这个地区，同时也会到与金丝雀码头毗邻，却属於伦敦最穷困地区之一的波普拉出入。这两个地区一街之隔，有些地方的对比，颇像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工作时，出入中产又一村和出入草根的大坑西时感到的分别。我就是在Poplar DLR Station（波普拉轻铁站）看到当地政府纪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地的工运领袖抗争充权运动的事迹。就是今天，在这相对穷困地区的车站旁，我不时还见到隐君子出没的身影。
熟悉英国工党历史和二战后英国全面建立福利国的读者，对在1945年领导工党，在国会大选中击败抗纳粹的国邦英雄Winston Churchill（邱吉尔）的英国首相Clement Attlee（艾德礼）应该是很认识的。艾德礼为工党首次取得国会下议院多数议席，并在其第一次全面执政期间，建立了NHS（国民保健署）和关键企业国有化等措施。
据 Nicklaus Thomas-Symonds （汤玛斯-西蒙兹）2010年撰写的 Attlee: A Life in Politics《艾德礼：政治人生》一书说，在 2004 年英国学界的一项调查中，英国学者选出艾德礼为20世纪中最伟大的首相。他把英国带往福利国的道路，以及为印度战后脱离大英帝国独立铺平道路。这些都是他对英国甚至世界留下影响深远的政绩。而艾德礼的政治启蒙，并逐步走上拥护温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方，正是在20世纪初伦敦的贫困东区。他1919年已出任在波普拉旁边，由当时冒起的工党占最多议席的 Stepney （斯特普尼）地方议会市长一职。从1921年起，更代表工党出任莱姆豪斯选区的国会议员，而这个选区，也就是伦敦旧唐人街所在地。
1919和1921年的英国大选对工党的崛起是意义重大的。1918年之前，英国的下议院是由有产阶层的成年男性选民选出的。当时在议会占主导的是出身名门贵族的保守党和倾向进步自由的自由党。但一战前后，主张扩大选举权的要求愈来愈强大，加上战后从前线回来的以百万计的年青战士的声音不能忽视，英国在1918年实行了选举改革，给与所有21岁和以上的男性投票权；30岁和以上的、拥有资产的女性也同时有了投票权。这改革把选民人数一下子由700多万增加到2,000多万，上升的劳工阶层左右选举结果的实力因而大幅提升。于是，在1919年的选举中，包括波普拉和斯特普尼等不少伦敦的地方议会首次由代表工党的议员占多数，出掌公权。刚从战场复员回到伦敦东区，军阶晋升至少校的艾德礼，从此便在英国的议会内，代表工党开展他的参政生涯。
到了1921年艾德礼在莱姆豪斯当选国会议员时，工党在历史上首次在得票上超过了正在闹分裂的自由党，并取得142个下议院议席。再到了1923年大选时，工党更取得191个议席，取代了自由党的158席成为第二大党，正式在国会成为只取得258席的保守党少数政府的官方反对党。1924年初，当保守党少数政府在议案投票中被工党和自由党联手击败，迫使首相 Stanley Baldwin（鲍德温）辞职后，英王 George V（佐治五世）便邀请时任工党党魁 Ramsay MacDonald （麦当奴）组织政府，使工党第一次上台执政，艾德礼从那时起便开始其部长生涯。
艾德礼后来在1929至1931执政的工党政府继续担任部长职位，并于1935年接任同样是来自伦敦东区的 George Lansbury （兰斯伯里）工党党魁一职，直至1955年，成为出任工党党魁职位最长的工党领袖。二战开启后，邱吉尔拜相，组成national government（国民政府），艾德礼代表工党加入内阁，后来更成为副首相，掌管不少战时内政和战后社会重建的计划。正是在这期间，希望避免重蹈两次大战覆辙，减低无节制资本主义带来的极度贫富悬殊的英国政治人物和知识人，提出了建立福利国的发展蓝图，就是在这基础上，艾德礼1945年战后带领工党赢取了大选，并通过其在国会的稳定多数议席，大规模的落实了种种社会改革政策，包括1948年成立的NHS，其对英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可说是至今犹在。
◾艾德礼在东区
艾德礼原本是出身在伦敦Putney （普特尼）的一个中上家庭。父亲是律师会会长，母亲是虔诚教徒。他基本上衣食无忧，在私立的 public school （公学）接受教育，进 Oxford（牛津）大学读书，毕业后成为大律师。但他对大律师工作的兴趣不大，却在20世纪初头几年，机缘契合下跑去莱姆豪斯的男童院当义工，体会到低下阶层劳工即使勤奋工作，收入却仅能糊口。后来他索性放弃大律师职位，搬到东区与其服务对象一起生活，并逐渐发现，当时社会主导观点认为，贫穷是一些入不勤奋、不长进的道德问题是一种偏见。他更发现不少街童和穷人，都是有主见有尊严的，问题是社会制度必须为他们提供改革，创造条件让他们脱贫。
关于艾德礼在伦敦东区如何为低下阶层服务，并逐步拥抱温和社会主义思想，最终为英国落实社会福利制度的事迹政绩，我建议大家可以参阅2014年Michael Jago （雅弋） 的 Clement Attlee: the Inevitable Prime Minister《艾德礼：避免不了的首相》，书中有不少动人和清楚的叙述。
其中一次提到，艾德礼虽然已住在伦敦东区，但他是会定期回去普特尼探望亲人的。一天下午，艾德礼正要离开东区返往普特尼，路上遇到一位认识的东区女孩，交谈中，艾德礼对女孩说，我正要回老家和家人喝下午茶。女孩回答说，我也是回家，但会否有下午茶和家人喝便难说了。这交谈让艾德礼意识到，对他的阶层理所当然的事，对低下阶层来说，却是朝难保夕的。
阅读艾德礼的事迹，让我想到当年我就读香港大学时那些充满社会关怀的同学和学长。由于不同原因，这些朋友没有能像艾德礼般做出他的种种政绩。但读艾德礼的传记时，我却看到很多这些同学和学长的身影。
可惜的是，艾德礼和当时住在莱姆豪斯的华人没有什么交往的纪录，旧唐人街华人也缺乏代表他们的声音。但从旧唐人街有华人活跃于当时国民党伦敦支部的事迹，和当地也有致公堂的组织看来，活跃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当地华人也是有的。如果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于英伦，我想华人投身于本地事务并成为其中一股贡献力量，应是早晚的事。
艾德礼的成就，自然是建基于不少在伦敦东区的社运工运前辈的努力之上。上文提及的兰斯伯里，以及再早期的 Will Crooks（克鲁克斯）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伦敦东区大力推行社会改革的推手。我机缘巧合下在过去两三年不时出入这些地区，通过他们丰富的社区承传，逐渐让我认识到伦敦旧唐人街的沧桑，和英国工党在这地区的崛起，真是大大丰富了我的英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