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4日至15日，第二十一期中法历史文化国际合作研讨班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文学院成功举办。本届研讨班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法国巴黎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联合主办。在气候变化加剧、全球资源消耗逼近物理极限的当下，本届研讨班聚焦“科学与人文视野下的能源转型”这一前沿课题，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学生共同参与了本次研讨。
与会学者合影
9月14日上午，第二十一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正式开幕，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旭光、文学院党委书记陆甦颖、法国驻沪总领事荣怡霞（Mme Isis Jaraud-Darnault）、文学院副院长杨长云教授，以及法、瑞教授团队代表马修·阿诺克斯（Mathieu Arnoux）先后发表致辞；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荣誉会长端木美、本次研讨班组织者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沐越，担任全程翻译的巴黎第四大学韦遨宇教授，以及上海大学多位教授、学者共同出席了开幕式。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与会学者带来了五场别开生面的专题报告。
本届研讨班将能源问题置于科学史、经济史、社会史、技术史以及环境史等多重视野下展开考察，试图解答一个看似具体、实则关乎现代社会基本运行逻辑的问题：当一个社会发生“能源转型”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讨论能源转型时，最容易陷入的叙事误区，就是从资源总量出发：某种资源储量减少，社会因此不得不寻找替代能源。
但来自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的让-伊夫·格尼埃（Jean-Yves Grenier）教授，在9月14日上午对18世纪法国木材问题的分析提醒我们：历史上的资源问题未必从自然资源实际耗尽开始。格尼埃教授在报告开篇就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通常意义上的“资源枯竭”区分开来。他没有首先追问18世纪法国是否真的出现了木材短缺，而是关注一个更具历史学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木材会在18世纪逐渐成为科学家、行政官员、经济思想家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议题？换言之，与其将“资源危机”定义为纯粹的自然事实，不如去观察一个社会如何逐渐意识到资源可能存在边界，以及这种意识如何转化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
格尼埃教授（右）与韦遨宇教授（左）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如果将资源短缺简单等同于“资源变少”，历史研究很容易退化为对资源储量和消费量的统计。但格尼埃展示的材料表明，资源问题本身就包含一套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科学家对森林开展调查测量，行政机构通过摸排掌握资源储量与消费情况，社会舆论持续讨论木材价格、森林状况与能源供应。正是在这些不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木材可能不足”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问题。
这一过程在18世纪的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木材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资源之一，它不仅用于家庭取暖，也是建筑、造船、机械制造以及冶铁等产业的核心材料。换言之，木材并非现代意义上单纯的“能源”，而是同时承担着能源、材料和生产资料等多重功能。因此，一旦木材供应遭到质疑，受到冲击的也不只是家庭取暖，而是整个经济体系。
格尼埃教授特别强调了18世纪法国科学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早在1739年，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在讨论森林保存与恢复问题时，就已经将森林的生长速度、最佳采伐时间与后代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正是从这时起，木材问题不再被简单视作“临时性缺货”，而是被重新理解为生产能力、消费水平与未来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这一认知转变也体现在行政调查的用语变化中。相关资料显示，18世纪早期的行政调查更多使用“disette”，意为“缺乏”“短缺”；到1772年之后，“pénurie”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这个词带有更明确的结构性意涵，指“匮乏”“长期供应不足”。用词的变化并非单纯的语言现象，而是说明行政知识正在重塑人们理解资源问题的方式：资源问题不再只是某一年、某一地区暂时木材供给不足，反而可能意味着资源供给机制本身就存在长期压力。因此这种对资源边界的认知，并不完全建立在自然资源实际耗尽的基础之上。
格尼埃教授最后明确指出，法国实际上并未在18世纪出现木材资源的真正枯竭，法国能源体系向煤炭主导的转型也并未在当时立即完成，而是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真正实现。“木材即将耗尽”的历史认知，与“木材已经耗尽”的自然事实并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异正是格尼埃研究最具历史学价值的核心观点：一个社会完全可能在资源真正耗尽之前，就围绕资源边界构建起新的知识体系、政策体系和社会想象。因此，资源危机不只是自然界向人类社会发出的警示，也可能是社会通过科学调查、行政统计、价格变动和公共讨论不断建构出来的问题。
如果说格尼埃的研究首先重新定义了“资源问题”，那么来自巴黎城市大学的乔瑟·哈罗伊（José Halloy）教授则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指标来判断能源转型？
9月14日下午，在题为“对地球上各类社会形态新陈代谢系统的社会技术性比较分析：共同语法、不同尺度顶层架构与科技可承受性”的报告中，哈罗伊教授指出，传统能源史研究往往聚焦能源总量与能源结构，例如统计一个社会消耗了多少煤炭、石油，某类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多少。这类统计固然重要，但仅计算能源数量，很难把握社会技术系统真正发生的变化。
他提出，能源转型的关键指标之一并非单纯的“能量数量”，而是“功率”，也就是单位时间内的能量流动；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察能源利用所涉及材料的性质与数量。总而言之，能源问题无法脱离材料问题单独讨论。一个社会开始使用新能源，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脱离旧有的能源与材料约束。恰恰相反，一套全新的技术系统往往需要配套新的矿产资源、新的基础设施、新的制造能力与新的运输网络，能源流与材料流始终相互关联。因此，如果只关注能源消费结构，很容易忽略能源系统背后的物质基础。
基于此，哈罗伊引入了“社会技术新陈代谢”的概念。“新陈代谢”原本用于描述生物体内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过程，哈罗伊将这一概念拓展到社会层面，把社会看作一个不断从外部环境吸收能源与材料，经由技术系统加工后，再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与热量的复杂系统。这一分析框架的价值，并非简单地将社会类比为“生物体”，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通用的分析语言，让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能够放在同一个框架中展开研究。在报告中，哈罗伊特别强调了社会技术系统包含多个组成部分：能源、材料、技术知识、教育、研究、政治、地缘政治、社会规范、实践方式以及对未来的想象等。能源系统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设施，而是嵌套在整个社会结构之中。因此，当我们谈论一个社会正在推进“能源转型”时，实际发生的变化远比单纯替换能源品种要复杂得多。
哈罗伊教授（左）
例如，从依托生物能源的社会转向化石能源社会，绝不仅是煤炭取代木材这么简单。煤炭的广泛应用催生出全新的采矿体系、交通体系、机器设备、工业组织与城市形态；与此同时，它也让社会获得了更高强度的能源流，进而改变了生产与运输的整体规模。
哈罗伊将人类历史上的若干重大变迁，解读为不同形式的社会技术“新陈代谢”转型，农业的起源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农业不只是简单改变了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更推动人类开始大规模“驯化”光合作用：通过作物种植将太阳能转化为可被人类利用的生物质，由此形成的传统社会长期依赖土地、植物、水与人类劳动共同构成的有机能源体系。而化石能源的出现，构建起了一套性质截然不同的全新能源系统。煤炭、石油这类化石资源储存了漫长地质时期形成的能量，让人类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积累的能源，由此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能力。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哈罗伊强调，化石能源系统不单单是一套“燃料系统”，同时也是一套“燃料-矿物”复合系统。现代技术体系需要消耗大量原材料，而材料生产本身同样离不开能源投入。因此，当社会试图淘汰化石能源时，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用太阳能和风能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新的能源系统同样需要配套的新材料、新设备与新型基础设施，这也让“能源转型”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变革问题。
除此之外，哈罗伊还强调了不同领域时间尺度的差异。自然系统的诸多过程都具备极长的时间尺度，而现代经济制度通常遵循更短的时间周期运行：地质资源可能经过数百万年形成，却可以在短短数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被大量消耗；生态系统的反馈效应可能需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才会显现，而市场、金融与政治决策往往是依照更短的周期制定的。
因此，判断一个能源系统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不能只分析某一时刻的供需平衡，还需要关注不同过程之间的时间差。这一观点与格尼埃教授对18世纪木材问题的分析形成呼应，哈罗伊教授则从更宏观的系统层面阐释了这种时间差的重要性：人类社会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资源消耗水平，但自然系统的恢复与反馈往往极为缓慢。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尺度的不匹配，可能会让一个社会在短期内误认为资源充足，却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不断积累系统性风险。
因此，讨论能源转型需要同时回应三个核心问题：社会总共获得了多少能源？这些能源以怎样的速率进入社会运行系统？为获取和使用这些能源，社会又需要消耗多少材料？只有将三个问题结合起来分析，能源转型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技术议题。
9月14日下午的第二场报告中，同样来自巴黎城市大学的彼得罗斯·查齐姆皮罗斯（Pétros Chatzimpiros）教授，作了题为“不同社会技术系统的结构与运行之对立的比较分析”的报告。他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是：既然能源转型不只是能源品种的更替，那么仅靠提升技术效率是否足以解决资源问题？
查齐姆皮罗斯教授
查齐姆皮罗斯教授在报告中提出了核心概念“结构-活动”（structure versus activity）关系：“结构”指技术系统具备的行动能力，由机器、设备、建筑及各类物质资源共同构成；“活动”则是这些结构实际运行产生的活动量。结构提供了行动的可能性，但并不代表这些能力一定会被充分利用。
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恰好能解释现代社会大量设备闲置的问题：一辆汽车有着固定的发动机功率与运载能力，但一天中真正上路行驶、承担运输任务的时间十分有限；一台农业机械具备很高的作业能力，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却可能处于闲置状态；电力系统为了应对峰值用电需求，需要建设对应规模的装机容量，而平均利用率往往明显低于峰值设计标准。因此，一个社会可能一边不断提升技术设备效率，一边持续扩大设备总规模，最终反而推动材料与能源消耗量继续增长。
查齐姆皮罗斯教授用“结构-活动耦合”来分析这一关系：理想状态下，结构能力会随实际活动同步增长，也就是说新增设备对应着社会活动量的实际增加；但在“脱耦”状态下，结构增长并不必然伴随活动增长——设备与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张，实际使用程度却没有同步提升。
这种情况在私人所有的个体化设备中尤为突出。相关报告以法国农业机械为例，指出农业机械的使用负荷普遍偏低，材料与设备提供的能力远高于日常实际需求，统计得到的使用负荷率大约在5%至20%之间。这意味着从材料利用的角度看，大量设备能力并没有被充分转化为实际产出。
约翰迪尔（John Deere）6030系列多功能拖拉机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观点并非简单否定机械化农业，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技术经济问题：要支撑一定规模的社会服务能力，一个社会需要配置多少物质结构？如果一台机器仅在少量时间投入使用，社会就要为这有限的活动长期维持整套机器、材料、生产设施与维护体系，大量材料被固定在这些结构中，却无法产出足够多的对应服务。查齐姆皮罗斯将这种情况称为“过度结构化”（overstructuration）。
私人汽车是另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相关报告对比了美国1920年至2022年道路车辆的相关数据，区分了私人汽车与职业车辆、公共交通等系统的数据差异。数据显示，私人汽车的容量因子随时间推移明显下降，也就是车辆结构能力与实际使用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私人汽车的平均发动机功率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在电动汽车中甚至更为明显。这说明，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自动消除资源压力：如果汽车发动机效率提升，但车辆数量增加、自重增加、功率提升，同时使用率下降，整个系统仍然可能消耗更多材料，效率提升与资源节约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
这一问题在电力系统中同样存在。相关报告分析了法国光伏、风能及其他发电系统的装机容量与实际运行情况，指出由于电力需求本身存在波动，叠加可再生能源发电也存在出力不稳定的特性，电力系统需要配置对应规模的结构能力来应对峰值需求与出力波动，因此一个社会建成的总发电能力，并不等同于系统的平均实际产出水平。
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进步”需要被重新定义：如果技术进步仅仅是提升单个设备的效率，却没有改变设备的整体使用模式，这未必能解决“结构过剩”的问题。真正关键的方向，应当是提升单位材料能够承载的实际活动量。这也解释了为何查齐姆皮罗斯格外推崇共享模式、租赁模式与功能性经济（functionality economy）：如果一件设备仅归单个主体所有，所有者需要独自承担对应的材料成本；若设备通过共享、租赁或者专业服务的方式供多人使用，同一套物质基础设施就可以支撑更多社会活动。因此，问题的核心不是简单要求每个人“少用一点”，而是要变革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组织方式。
私人汽车与公共交通的差异，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公共交通设施可以在一天内连续运输大量乘客，而私人汽车通常只满足少数人的有限出行需求。即便二者都采用高效动力技术，单位材料可承载的活动量依然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由此，能源转型进一步从单一技术问题转向了社会组织层面的问题。如果社会仍然按照“每个人拥有一套完整设备”的模式组织生活，哪怕这些设备的效率越来越高，结构性过剩问题也可能愈发严重；反过来，如果通过共享、租赁、集中服务等方式提升设备利用率，同等数量的材料就可以支撑更多实际服务。
至此，能源转型问题又多了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我们不仅要追问社会使用了多少能源，还要追问社会为获取这些能源与服务，究竟建造了多少固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中又有多少得到了真正充分的利用。
9月15日上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米海伊·科尔比埃（Mireille Corbier）教授分享了关于古罗马水资源的研究，为理解资源利用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历史场景。
科尔比埃教授（左）和埃马尔教授（右）
科尔比埃教授的考察时间范围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到古代晚期，重点聚焦古罗马社会对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研究涉及的材料覆盖水道、航运、温泉、供水管道、水车、水力锯、矿业及其他各类和水资源相关的设施。她提出，水资源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资源问题。当河流、泉水与地下水被纳入城市系统后，它们便不再只是自然环境中的水体，而是成为了供水、卫生、交通、生产、能源供给与城市生活的组成部分。
古罗马水道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水道并非简单地将水从一处输送到另一处，它需要勘测地形、设计坡度、修筑桥梁与渠道，同时还需要持续的维护保障。报告中提到的加德桥（Pont du Gard）等水道案例表明，水资源利用离不开复杂工程技术与社会组织的支撑。
加德桥
从哈罗伊教授提出的“社会技术新陈代谢”视角来看，这些水道实际上就是古代社会组织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系统：自然界中的水流经由人工基础设施进入城市，进而转化为饮用水、公共浴场运营及其他社会活动所需的服务。而科尔比埃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古罗马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并未止步于城市供水：航运的发展让水成为交通系统的一部分；罗马温泉的火炕（hypocaust）与墙体加热系统，将水与城市公共生活、建筑技术和热能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巴尔贝加尔（Barbegal）的水车系统则证明水流可以转化为机械动力；水力锯的应用则进一步说明水能可直接用于材料加工。
因此，同一种自然资源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结构承载不同的社会功能。这一点，与格尼埃讨论木材问题的思路有着清晰的呼应：18世纪法国的木材既是燃料，也是建筑材料与工业生产资料；而古罗马的水资源同样不只是饮用水资源，还可以服务于交通、城市公共生活、机械生产与各类工业活动。换句话说，资源的社会意义并不由其自然属性单独决定，而是由社会通过技术系统赋予它的功能所决定。真正的能源转型，实际上很少仅仅体现为“能源”本身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科尔比埃研究的古罗马案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现代人习惯于将能源、交通、供水、建筑与城市生活分门别类讨论，但在历史上的很多社会中，这些系统原本就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此外，大型基础设施并不一定会永久存续，技术系统不仅会出现“创新”，同时也会面临维护、衰退、废弃与重新利用的问题。一项基础设施建成后，就意味着有大量材料被固定在其中。但如果社会活动发生变化，原本的结构还能否继续发挥作用，就成了一个需要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解答的问题。
因此，除了“能源效率”之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基础设施的生命周期。一条水道能否持续使用，依赖长期不间断的维护；一座水磨能否正常运转，取决于社会是否仍对它有需求；一套城市供水系统能否存续，也与城市人口、政治权力与经济活动的变动密切相关。技术史不能只记录“发明创造”。从资源进入社会，到资源通过技术结构转化为服务，再到基础设施在漫长历史中经历扩张、维护、衰退与重组，这才构成一套完整的技术系统发展史。
如果能源系统本身就是由资源、技术和社会组织共同构成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答：为什么人类社会会不断扩大自身的能源与技术需求？9月15日下午，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前主席莫里斯·埃马尔（Maurice Aymard）教授以“长时段研究视角下，作为历史前进推动力的人与人类欲望”为题作报告，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埃马尔教授（左）
埃马尔教授并未将“技术进步”解读为一个不断累积、自动推进的过程，他借助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的相关研究，重新梳理了人的劳动、工具、机器以及不同能源形式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人本身就是一种“发动机”。在前现代社会，多数生产活动都直接依赖人的体力劳动，人既通过工具放大自身力量，又借助畜力、水力、风力等其他动力形式，减少或替代部分人体劳动。这说明，所谓技术进步，不一定表现为一种能源完全取代另一种能源，反而更可能是不同动力形式不断重新组合的过程。
埃马尔教授以磨坊为例展开说明：从人力磨粮到使用畜力，再发展出水力磨坊，表面上看是能源形式的迭代，实际上背后还发生了生产组织、劳动分工与消费方式的深层变化。报告专门梳理了磨坊从城市向农村传播的过程，以及从粮食加工拓展到其他材料加工的过程，这种变化恰恰证明，一项技术只有融入社会实践，才能真正产生历史影响。
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社会群体、不同阶层与不同地区，传播过程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从来都不是均质推进的。某类设备可能先出现在城市，却长期无法进入农村；某项技术或许能提升生产效率，却受限于维护成本、投资能力或社会习惯，难以广泛推广。因此，“技术进步”从来不是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在长时段历史中，进步、停滞、放弃与重新采用往往同时存在。大型设备可能因缺乏维护被废弃，部分工具需要历经漫长时间才逐渐普及，一些新技术出现后，也不会立刻改变整个社会。
这为“能源转型”这一概念补充了时间维度的思考。“转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突发的断裂：旧系统被新系统完全取代。但从长时段历史来看，能源系统往往是叠加发展的。新技术出现后，旧技术可能继续留存；新能源普及后，旧能源也可能持续发挥作用；新的生活方式诞生后，旧的生活习惯也不会立刻消失。因此，能源转型更接近一个长期的重新组合过程，而非一次彻底的替换。埃马尔教授进一步讨论了人的需求变化，这一观点与格尼埃教授关于18世纪法国取暖的案例形成了重要呼应。
18世纪以后，法国城市住宅的取暖需求明显增长：1750年以前，多数室内空间冬季温度较低；1750年以后，随着城市生活方式变迁与“舒适”观念的普及，取暖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技术虽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却未必会降低整体能源消费量。以炉具为例，效率更高的炉具可以用更少燃料提供更多热量，但如果因为效率提升，更多房间开始安装炉具，或是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室内舒适度，整体木材消费量反而可能增加。
格尼埃教授将这一现象与18世纪法国的资源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当时社会对“舒适”的理解正在发生转变：取暖不再只是满足生存需要，反而越来越与私人生活、城市文化和社会身份等绑定在一起。由此可见，一个社会的能源需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们拥有更多能源后，往往会发展出新的需求；新设备又会创造出新的使用方式；新的使用方式会进一步推高能源需求。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单单提升单台设备的效率，不足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问题。查齐姆皮罗斯教授从“结构-活动”视角指出，设备数量可能持续增长，但使用率未必同步提升；埃马尔教授则从长时段社会史角度说明，需求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二者结合可以推导出一个更复杂的结论：能源消费不仅由人口和技术决定，也由社会对“何为正常生活”的认知决定。当一个社会认为冬季室内必须保持更高温度时，取暖需求就会增加；当私人汽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交通需求就会发生改变；当人们要求更快的运输、更大的住宅、更高的生产能力时，技术系统自然也会随之不断扩张。因此，能源转型最终绕不开“需求”这一核心问题。
本届中法历史文化国际合作研讨班经过两天的深入交流，圆满落下帷幕。在中法两国同样关注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当下，本次会议围绕能源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后，相关成果无疑为应对气候变化、维护生物多样性、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智慧。本届会议不仅延续了中法学术交流的优良传统，更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内涵。
就历史研究本身而言，本次“科学与人文视野下的能源转型”的研讨主题，并未被梳理为一条简单的能源替代时间线。恰恰相反，不同报告从多个维度揭示了同一个核心事实：能源转型不仅是资源观念的更新、社会技术系统的变革，也是物质结构与社会活动关系的调整；它既是基础设施的漫长演化史，也是人类社会的需求发展史。这或许正是历史学能够为当代能源问题研究提供助力的关键所在：它不提供单一技术方案，却能提供长时段、跨学科与系统性的反思尺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源转型的历史并非单纯的能源品种更替史，而是人类不断重新调适自身与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