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深刻裂变。甲午战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再是一句空言，变革的浪潮自京津、沪上发端，渐次向长江腹地推进，最终漫入西南群山之间的成都平原。就在这片被时人视为“僻在西南，囿于闻见”的内陆腹地，一位刚正清廉的洋务督抚，以“先上车后买票”的务实手腕，在成都铁板桥畔的一所新式学堂里，埋下了中国西部近代高等教育的种子。他叫鹿传霖，这所学堂叫四川中西学堂。
鹿传霖（1836-1910），字润万，又字滋轩，号迂叟，祖籍直隶定兴。壬戌（186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人将他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洋务重臣张之洞并论，视其为晚清洋务派中的重要人物。他早年随父赴贵州参赞军务，值苗民起义爆发，亲历战阵。都匀城陷、父母殉难后，负骸北归，发愤科举，中举人、进士，入翰林院，历官河南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军机大臣、礼部尚书等要职，是晚清洋务派中以实干见长的督抚。在河南巡抚任上，他带头清理全省各州县纳粮积弊，追讨各种坏账亏空，财政收入岁增三十余万两。这种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后来也贯穿于他创办四川中西学堂的全过程。
鹿传霖（本文图片均来源于四川大学档案馆）
“川省僻在西南”：一份奏折与一个内陆先声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光绪朝宫内档案》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公元1895年12月12日，在经过充分酝酿后，四川总督鹿传霖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份奏折，向朝廷奏报了四川中西学堂的筹建和试办情况，请求予以立案。
奏折开篇，鹿传霖陈述了创办这所学堂的核心理由：“讲求西学，兴设学堂，实为今日力图富强之基。川省僻在西南，囿于闻见，尤宜创兴学习，以开风气。”
这段话包含了两层判断。第一层是对时代大势的认知——甲午战败的创痛尚未平复，《马关条约》的墨迹未干，兴学育才已不是锦上添花的文治装饰，而是“力图富强之基”的国家急务。第二层则是对四川特殊地理环境的清醒把握——“僻在西南，囿于闻见”，这是一个身处内陆的封疆大吏对其治下省份的坦率诊断。
四川总督鹿传霖向光绪皇帝奏报四川中西学堂办理情况（1895年）
鹿传霖对旧式书院的积弊有着深切体察。他深感“旧式书院没有明确学制，童生与皓首穷经的老生同堂，迂腐落寞、延误人才”。在另一份奏报中，他更为直白地指出：“中外通商交涉日多，非得通达时务之才，不足以言富强之本。”旧制已不足以应对时局，而时局之变要求新式人才的培养——这是鹿传霖办学思想的基本逻辑。
鹿传霖在奏报中曾详细规划了办学条件：咨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派熟谙英法语言文字者各一员前来充当教习，向南北洋咨取应用书籍，派委员赴上海添购各种洋书以备肄习，购觅地基建修学堂房舍，饬成绵道于土厘项下先筹拨银五万两作为创办经费。
此时的中国，新式学堂的萌芽已在天津、上海等沿海城市破土而出。天津西学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一批现代高等教育的雏形，都肩负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使命。然而，人们很难想到，几乎在同一时期，地处西南内陆的四川，现代高等教育的萌芽也在破土而出。鹿传霖这道奏折获光绪御批“该衙门议奏”，虽然仅仅四个字，但正是这份看似平淡的御批，为一所内陆新式学堂的诞生打开了通道。
“先上车，后买票”：一所内陆学堂的务实诞生
鹿传霖并非以宏论著称的洋务理论家，而是一位以实干见长的督抚。光绪二十一年（1895），鹿传霖升任四川总督。到任后，他一方面整顿吏治，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积极举办洋务，创建了同文学堂和算学馆，培养翻译人才和科技人才。在四川中西学堂创办之前，他已经在川省洋务教育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而创办中西学堂，则是他真正意义上将洋务教育系统化、制度化的关键一步。
据四川大学校史资料记载，鹿传霖亲自审定的《四川中西学堂章程》，就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班级划分、课程设置、校务管理、入学条件等，提出了二十条具体的规定。这二十条规定不是泛泛的原则宣示，而是涉及经费筹措、师资聘任、课程设置、学生出路等方方面面的具体安排。正是这份章程，把鹿传霖的洋务教育理念从“办学堂”的层面提升到了“立制度”的层面。
鹿传霖为官以勤慎著称，同僚评价他“事不苟且，言不欺瞒”。这位以实干闻名的督抚，将其一贯的务实作风也带进了学堂建设——他审定的学堂章程二十条，没有一条是空泛的口号，而是从经费来源到教习薪俸、从课程安排到学生出路，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章程。宣统二年（1910年）他病逝于任上，清廷追赠太保，赐谥“文端”，与“文正”（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文襄”（尊经书院创办人张之洞）并称。
四川中西学堂的创办过程，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它的实际开办时间，比正式备案早了将近半年。
由于“修建学堂约须八月始可竣工”，鹿传霖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1895年7月29日），便已“选择生徒，借地开馆肄习以免旷误。当即议立章程，选取年幼聪颖子弟、文义清通者三十人，于六月初八日开堂教授，并派略通西学之员监管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典型的“先上车，后买票”。但鹿传霖的“先上车”并非莽撞之举。甲午之后，人才之需刻不容缓，若因公文往返而耽误一年半载，损失的是一代学子的光阴。这种在制度框架内寻求突破口的“变通智慧”，恰是晚清洋务派官员的务实本色。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896年6月18日），四川中西学堂在成都铁板桥三圣祠街（今成都市商业场对面三圣街）正式开学。铁板桥街是金河北岸的一条沿河小路，跨金河处有一座风雨廊桥，桥有青瓦半坡水屋顶，桥上有护栏，即所谓“铁板桥”。学堂紧邻以奉祀三国人物刘、关、张而知名的三圣祠。试用知县何维棣被鹿传霖直接委任为第一任管理中西学堂委员（校长）。何维棣出身书香门第，是清末著名文学家何绍基之孙、两江总督李星沅外孙。
四川中西学堂内景
章程里的“现代性”：制度设计的远见
鹿传霖不仅只是学堂的倡办者，他亲自审定的《四川中西学堂章程》二十条，确立了一套在当时堪称超前的制度框架。
办学宗旨方面，鹿传霖明确提出“培植人才，讲求实学，博通时务”，培养“通达时务之才”。他特别强调“中西学堂之设，原期培植人材，讲求实学，博通时务，不可少涉虚浮”，要求“一切有用之书，使之兼营并习，互相发明，期成有用之材”。同时，他强调“学堂虽讲求西法，仍以经史之学为本”，体现“中体西用”原则。这一原则看似保守，实则蕴含深意：在保守势力强大的晚清四川，以经史为“本”是一种策略性的妥协，目的是为新式教育争取生存空间，而“博通时务”的实质内容则悄然推动着知识的近代化转型。这也是学堂与书院的根本区别，体现了四川中西学堂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鲜明特点。
四川中西学堂算学馆章程
课程体系方面，学堂初设英、法文科，以学习英、法语言文字为主，次年（1897年）秋增设算学科暨算学馆。算学馆的设立有着明确的办学理由——据四川洋务总局呈文，“西洋学业，无论格致测量，莫不由算学入门”，“富强致用莫不以此为阶梯”。学堂按照西方“分科立学”的教学制度，对学生按科类、分程度编班定级，学生除了学习公共外语、国学课外，还要学习10类26门课程。
学分制与毕业执照（即今毕业证）方面，学堂采用学年学分制，按学生所获学分多少颁发不同等级的毕业执照：考得六分之三者给三等执照，考得六分之四者给二等执照，考得六分之五者给头等执照。二、三等执照由四川洋务总局转报四川总督署备案后发给；头等执照则还须呈报四川总督亲自核准。毕业生执照由官府行文府、州、厅、县，作为人才录用的依据。
计开算学馆课程纲目
学生奖励与出路方面，章程同样做了精心安排。对于学业有成的学生，“其仍愿应试者，准其作为监生，许其入场乡试。其不应试者，准给予从九衔，均可派令随同出使大臣，作为随员出洋游历，增长见闻”。按学分获二、三等执照的，大多在本地或外省择业；获一等执照的，公费派遣出国留学或授以功名。
师资激励方面，学堂规定“在堂之华洋教习及监堂委员，如三五年后大着成效，准予酌量保奖，以示鼓励”。教习成绩突出者，另有奖赏并官升一阶。
这套制度设计的影响很快超出了四川一省。据史料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谭嗣同、熊希龄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其章程里直接写明“照四川中西学堂例”。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军机处曾以紧急文书形式下令各省“未设学堂者择要仿行”，相当于从中央层面认可了这所内陆学堂的示范价值。从一所地方学堂到全国性办学指令，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扩散，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并不多见。
从铁板桥到多源合流：学堂的发展与转型
四川中西学堂开办后，生源之广出乎创办者意料。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统计，来自四川以外全国各省的学生占到44%。这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内陆地区，尤为难得。到两年后，学堂已有学生114人。学堂从一开始就具有“汇纳八方，吞吐自如的大气概”，其吸引力远超出四川一省。
四川中西学堂建立之时，聘请外教尚属困难，但外语、近代自然科学课程需要相关师资，于是由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遴选委派了英、法、日等国留学归来的教习到校任教，如：英文教习长德和法文教习恩禧，分别留学英国、法国，到校前为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四品同知衔翻译官。虽然早期档案中关于外籍教习的具体名录尚待进一步发掘，但从章程中“华洋教习”并提的表述来看，有外籍教师参与了学堂的日常教学。
课程设置的实效，可以从首届学生周家彦的毕业档案中得到印证。据四川中西学堂档案第1卷记载：周家彦为广西临桂县人，21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校学习，期间共学26门课，实得学分345分（满分480学分），获得二等执照，具体课程及得分如下：
数理精蕴（8分）、形学备旨（8分）、几何原本（8分）、代数备旨（12分）、平三角举要（8分）、弧三角举要（16分）、历象考成（10分）、八线备旨（15分）、重学图说（6分）、重学浅说（5分）、代数术（25分）、代形合参（16分）、代微积拾级（16分）、代数难题（18分）、微积渊源（16分）、曲线说（14分）、高等平三角学（14分）、三角数理（14分）、静动重学（14分）、测地学（16分）、行军测绘（12分）、绘地法原（10分）、测天学（16分）、天文揭要（15分）、天象（15分）、航海要术（18分）。
对比《计开算学馆课程纲目》可以发现：以上具体开设课程与原拟开设课程几乎一致，由此也可以证明，学堂章程所规定的课程和学分制度并非纸上空文。
留学教育的开端同样值得关注。1901年，四川中西学堂18名毕业生与尊经书院4名学生由知府李立元带队赴日本和西方“国家公学堂肄业”，开了四川近代有组织选派学生海外留学之先河。这一举措，正是鹿传霖章程中“派令随同出使大臣出洋游历”规定的落地实践。
四川中西学堂学生离校赴日本留学前合影（1903年）
1902年，四川总督奎俊奉旨合并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组建四川通省大学堂，校址设在原尊经书院旧址即现在的成都市文庙西街，仿照京师大学堂模式办学。1903年初，锦江书院正式并入，完成了四川大学历史上“两院入堂”的历史性合并。这次合并标志着代表四川传统教育的尊经书院和代表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四川中西学堂向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过渡和转型。
四川中西学堂的“合流”路径有其独特性。它不是在同一屋檐下并行运作中西两种教育体系，而是扎根于四川既有的书院传统之中，通过合并完成了向现代大学的转型。这种模式使得四川大学的历史可以同时追溯至锦江书院（1704年）和尊经书院（1875年），形成了独特的多源校史传统。
结语：内陆先声，百年回响
回望这段历史，四川中西学堂的意义远不止于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人才。在中国近代教育从传统书院向现代学校转型的宏大叙事中，它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案例：在远离政治中心、信息相对闭塞的西南内陆，一位洋务督抚凭借对时代趋势的敏锐判断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在一片“囿于闻见”的土壤中开辟出新式教育的天地。当二十世纪初科举制度走向终结、新式学堂在全国铺开时，人们会发现，四川在这条路上的起步，并不比沿海省份晚。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鹿传霖当年那道获御批的奏折。
鹿传霖1910年去世，距离学堂创办不过十四年。但他留下的制度遗产——从章程到课程到学分制——深刻影响了后来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乃至今日四川大学的发展路径。其后人曾为学校题写“感悟历史 感动川大”，这八个字现刻在川大校史馆门口的一块青石碑上，为这段百年校史增添了一份家族与学府之间的情感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