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一百多年前，许多中国学生走到世界各地留学。他们亲身体验中国和外国的差异，并把外国的科学发明以至社会制度带回中国。很大程度上，留学生曾经是中国推动民主共和体制的重要支柱，许多革命义士都是留学生出身。来到今日，又见到数之不尽的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地留学，却见有小粉红学生反客为主，要求当地学校按他们的意识形态授课。到民主国家留学，是否必然会变得更为自由化？
上个月的《英国政治学刊》刚好有一篇文章讨论到这个问题。追踪近 1,000 名在中国及美国读大学的中国学生四年。他们发现，留学美国的学生确实较自由派，但不应完全以留学经历作为解释。他们发现差别原来在出国以前就存在，会选择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本来就比留在中国的同龄人的社会观念较为开放、更支持自由市场，民族主义的倾向也较低。所以留学美国的学生较为自由派，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香港内地生情况
以前在香港的大学教学，硕士班有九成的学生都是内地生，我的经历和论文所述相呼应。不过也有一点值得补充：自我选择的过程可以十分细致，而且随时间改变。例如过去岭大文化研究硕士课程的学生曾经和一系列香港的本土社会运动连结，许多社运人士都是课程的学生或毕业生。后来课程开始招收内地生，这些学生也大概知道课程的「品牌」，我遇到的内地生都明显比较有批判思考、渴望利用香港的自由环境探索自我。不过，现在香港已没有高调的本土社会运动，社会环境的自由度也大不如前，「品牌」色彩会随时间消退，课程能否继续吸引同类型的内地生就变成挑战。
又例如我曾经在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多年，记得在2010年刚开始任教的时候，接触到的内地生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最顶尖的大学，他们对香港社会也充满好奇。当然，会来中文大学读新闻的学生，本身也有一定的人文关怀。但到了2014年开始，我发现生源明显改变，最好的学生都去欧美了，来上课的不一定是中国大陆一线学校的毕业生。与此同时，随官方铺天盖地的「反占中」宣传，中国大陆对香港的社会印象走向负面，接触到的内地生不少不再以学习的角度来观察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制度分野。有些小粉红学生，亦不会介意让老师知道自己是小粉红。来香港的目的，更大程度上是要为履历镀金而已。
到了后疫情的年代，来到中大读新闻的内地生却又变得不一样了。首先，也许是因为国际环境的改变，中国大陆的学生要去欧美变得困难，于是香港硕士课程的生源又相对变好。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对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白纸运动」在许多人心中埋下了对体制怀疑的种子。当他们来到香港之后，尽管面对的是相对2019年之前已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仍然会十分重视香港社会和中国大陆的差别。中国大陆在疫情期间的震荡为他们带来疑问，而留学则为他们带来回答疑问的机会。
◾经历带来的改变
这儿就回到文首所说的那篇论文。研究发现，在 2022-23 年间，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去了美国的学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支持与国家认同都有下降，但去了美国的留学生下降更多。换言之，如果留学生本来就对中国大陆自信满满，则很可能会轻视在外国所见到的不同的事物；但如果学生对中国大陆产生了信心动摇，则留学的经历有可能成为思想改变的契机。
当然，所谓改变，不一定就是走向自由化。留学生不是以一张白纸的状态去留学的。来自专制社会的留学生，在出发前已积累了许多对自由社会的想像。这些想像可以是来自从小到大的负面印象，也可以是主观幻想的理想化图像。当到了一个真实的自由社会中生活后，第一次有日常生活层面的种种不同经验，见过选举、抗议和开放的媒体，有机会使用到政府的服务，和警察打交道，甚至是课堂中经历到不一样的教授与学生的权力关系，才能产生不是那么抽象的比较基准。
有些时候，如果这些经历变成到埗后的水土不服，反而会产生抗拒反应。例如当留学生经历种族歧视、排外、又或当地媒体对母国的负面评论，便很容易产生起防御情绪。不少留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以前会批评自己的国家，但外国人批评它时，又觉得要替它辩护。
最后，留学的经历到底会带来多大的改变，也要看这个经历有多完整。如果只是物理上离开了，生活上却没有离开，没有和本地学生交往、参加学生组织和政治讨论，主要生活在同乡圈子里，明明可以用google却继续用百度，活在所谓的「自带墙」当中，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说起来，香港人移民之后，又有多少人会主动看当地传媒的新闻报道呢？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简介
梁启智，时事评论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学博士，现职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