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岁统计处统计师被指跟踪一名女学生上学数年后，去年趁学校开放日入校，并在校内拍摄女学生。他否认游荡罪，经审讯后周二（25 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获裁定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林子康指，被告的行为构成游荡，但需以「客观标准」测试其行为是否构成他人「合理担心」。官认为被告只是在班房外走廊逗留 14 分钟，而事主不知被告在场，故事主的担心并非出于被告游荡。官并提到，游荡罪未能处理本案情况，故相信法改会、政制事务局早前才会考虑就骚扰行为立法。
否认校内跟踪拍摄女学生
被告林永康（59 岁，报称政府统计处统计师）否认「游荡导致他人担心」受审。控罪指他 2025 年 7 月 5 日在铜锣湾一所学校的公众地方游荡，而他单独在该处出现，导致 X 合理地担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
官：被告行为是游荡 但单游荡不算犯法
裁判官林子康梳理本案两大争议点，指分别为（一）被告当天行为是否构成游荡；（二）有否导致事主合理地担心其安全或利益。
就第一项争议，官裁定被告当天的行为构成游荡，因从闭路电视片段可见，被告在事主所属班房的同层走廊逗留约 14 分钟，此必属闲逛、徘徊或逗留。但官指，单单游荡不算犯法，仍需审视第二项争议，即该游荡有否导致事主「合理担心」。
官：「合理担心」 毋须考虑双方事前瓜葛
官指，控辩对如何判断「合理担心」存分歧，尤其是如何理解上诉庭 2017 年的游荡罪案例「黄俊钦案」中，提到的「客观」测试。
控方认为，可考虑案发之前，事主与被告有过的瓜葛；而在本案，事主供称被告在案发前 2 至 3 年已会跟随她上学，她曾刻意改变上学时间，例如提早或延迟，但总会见到被告在月台等候，就算错开车厢，被告仍会跟随。
辩方则认为，应只考虑案发当天情况，因为客观的旁观者，不应拥有事主案发之前，对被告的认知或经历。
官采纳辩方说法，因如考虑双方之前经历，就会剥夺测试中的「客观性」，令测试变得主观，加上游荡罪的立法目的，是防止罪行发生，即不法份子在公众地方作违法行为。官举例说明，称如有人在麦当劳内徘回、逗留，食客可能觉得对方奇怪，但未至于因游荡行为而令其担心个人安全或利益，因此单纯徘回、逗留不构成罪行。
官又说，控方的说法会令控罪增加不确定性，即某人有可能在公众场合做不违法的事，但因有人有感损害自身安全或利益而被入罪，甚至可能被告不知对方在场，却仍会被判罪成，这明显不是立法原意，重申焦点应是有关行为具否威胁性。
官：事主当时不知被拍 不构成因游荡而合理担心
官继续分析，指除了不应考虑双方瓜葛，也不应考虑连事主都不知的事宜。在本案，案发时事主并不知被告拍下她的照片，且是在同学提到外面有人徘回才发现被告，故被告这种逗留、徘徊的游荡行为，不会是导致事主合理地担心其安全或利益的原因。
官续指，客观而言，被告出席事主学校开放日，该活动开放给大众参与，除在课室走廊徘徊 14 分钟外，没其他证据指他涉以任何方式恐吓或骚扰事主。即使警诫下，被告曾称事主「似我以前一个朋友，我想识佢」，但这不是事主知悉的事，故不予考虑。
官最后指，不排除事主可循其他法律渠道处理本案，但是次起诉的游荡罪不能处理本案，「相信因此，法改会及政制事务局，才会在之前考虑，就骚扰行为（stalking）立法处理现行刑事法不能处理的情况」。但据现行控罪，控方举证未达毫无合理疑点，因此被告罪名不成立。
游荡罪分析 参考上诉庭「黄俊钦案」
裁判官在分析控罪时，解释游荡罪的法律原则为任何人在公众地方，或建筑物的共用部分游荡，不论单独或结伴在该处出现，而导致他人合理地担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即属犯罪。
庭上援引过的案例，包括上诉庭 2017 年涉游荡罪的「黄俊钦案」，指闲逛、徘徊或逗留，即使带目的，也是违法，并可循两个测试步骤判断是否构成「合理地担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
第一步是「主观标准」，指控方须证明某人「确实」因被告的游荡行为，而担心自身安全或利益；第二步，是循「客观标准」审视某人是否「合理地担心」，亦即「一个正常意志坚定的普通人」，会因被告的游荡行为而担心自身安全或利益。
「黄俊钦案」案发于 2016 年立法会选举投票日，4 名被告涉驾车跟踪时任候选人朱凯廸，经审讯后被罪成，判罚 160 小时社会服务令。
翻查资料，法改会曾于 2000 年发表《缠扰行为研究报告书》 ，建议立法禁止骚扰行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于 2011 年亦根据法改会的建议发表咨询文件。不过由于骚扰罪立法引起社会对新闻及表达自由的关注，政府在 2014 年宜布搁置立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