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红卫兵已经抡着皮带走上街头打人的那个夏天，十九岁的刘海鸥替母亲抄一张大字报。母亲写好草稿，向搬进院子的几家人和胡同里的积极分子交代存款已交给单位冻结，又觉得女儿的毛笔字好看，让她写。按当时的格式，交代之后要三呼万岁：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她把头一个字写成了无——万寿无疆成了无寿无疆——自己没有看见，把纸贴在了自家窗户上。
院里一个积极分子先发现了那三个字。她一看，完了。“大字报一上了墙就是圣旨上了墙，你不能够涂改，不能够撕下来，这些都是反革命行为，但是‘无寿无疆’在那儿摆着更反革命，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连她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办。
两天后的下午，一个叫丁四野的学生带着几个人在学校门前的花坛边拦住她，问她什么出身，然后用铁锹打她的前胸后背。她转着圈，只让铁锹落在背上，不让打到脸。她记得铁锹板打断了，锹头哐啷啷地飞了出去。
不明白播客第214期请刘海鸥讲了自己的文革。节目开头说明了为什么请她：文革为数不多的讲述者中男性占了大多数，女性在那十年里的经历很少被听到。她七十九岁，为一个非虚构写作的笔会从悉尼飞到华盛顿，谈话在那里录制。挨打的那一年，她正在拼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日记里要用快枪击毙自己对古典音乐的喜爱。她既是被打的人，也是自我改造的人；这场谈话真正追问的，是一个人怎样把交出去的自己再拿回来。
“不予录取”之后的自我改造
1965年她高中毕业，赶上阶级路线的顶峰。父亲刘辽逸是翻译家，译过《战争与和平》；在她的叙述里，这样出身的人要被“打入另册”。她记得毕业鉴定上的四个字：“不是‘不宜录取’，是‘不予录取’，不准录取。”因为考试成绩好，教育局把她分到中学当老师；上任前有一年，她在一所军干和高干子弟集中的重点学校代培，文革就在这一年到来。
她到那里时已经清楚，自己的自由散漫既不适合当教师，也不符合党的要求和毛主席提的接班人条件。于是开始了她所说的“这么一个拼命的自我改造过程”。主持人袁莉问那些日记是不是全在表忠心，她当即纠正：“全是思想改造，还不是表忠心。”
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学校琴房里有人弹古典音乐，大概是莫扎特——那时古典音乐已被禁止，而这所学校的学生做这些事是可以的。她从1962年起就一步步断了自己喜爱的古典音乐，琴声一响，“忽然间什么东西冲到脑门就发晕了”，随即又判定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当天的日记写下一句：“一定要用快枪击毙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绪。”后来她把这一页画了出来：有人弹钢琴，莫扎特在旁边，枪口对着莫扎特。
同一时期全国在学欧阳海——那位把受惊的马推出铁轨、自己被火车撞死的解放军战士。学校外面就是铁道线。有一天她远远看见火车开来，站到轨道上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火车呼啸而来时她“狼狈逃窜”，回去又在日记里批评自己有“私字一闪念”。她后来在书里给这段经历找了个比喻：“你们见过洗猪大肠吗？我当时就是以洗猪大肠的操作来改造我自己的思想。”
先砸了这个家的是保姆
家里的保姆阿巧是广东的自梳女，十二岁离家把头发梳起来，表示一生不嫁、依靠自己的能力生存。红八月一到，她主动把家里带苏绣的条幅撕了，玻璃瓶全部砸了，生炉子烧书，把父亲的胶木唱片也砸碎。全家没有一个人说她。按刘海鸥的解释，阿巧完全是出于保护这家人的目的，这是保姆之道：不管主人怎么样，都要保护主人。她后来在这家一直生活到去世。
大字报上的错字，最后也是靠这类关系挡下来的。街道主任先被找来，他说这个事儿他们决定不了，于是按署名和执笔分别通知两个单位：母亲的单位是全国妇联，她自己的单位是那所正在打死人的附中。通知妇联“那还好说”；轮到自己的学校，她的判断是这回保证没命了——此前她已经被学生斗过好几次。
第二天她去学校自报罪行。“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进刑场的心情。”打人最凶的那些人都出去打人了，红卫兵总部只剩几个人懒懒散散地坐着。她报告完，一个大高个面无表情地说“走，看看去”——她记得这人是民航局副局长的儿子。
他们看了那张大字报，一句话没说，好像没看见，随即开始抄家。家里除了书没什么东西，最后挑出母亲的一件猫皮大衣和一台徕卡照相机。这时阿巧又把陈主任叫来了。陈主任问他们是哪个学校的，然后说：“我们这儿抄家不归师院附中管，你们走吧，我会通知管这片的学校来抄家。”那几个人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第三天下午的铁锹是这件事的续集。把丁四野搭着肩带走的是高二学生汤敬平，他父亲是炮兵司令部的汤平，后来跳楼自杀。她说汤敬平“不动声色地救了我”。挡住这件事的两次都不是清白：一次是管辖权，一次是一个同学的人情。
排队去看死人
她在那所学校里看到的不只是自己身上的伤。校长原是北京的地下工作者，因为所谓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被打得皮开肉绽。她经过楼梯间，看见他跨在椅子上背朝外坐着，背上像一块花布，有白色红色各种皮肤的颜色。她说自己倒抽了一口冷气，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他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也不应该被打成这样，也不属于坏人。”旁边的红卫兵喝住她：“看什么看？你要不老实就是这个下场！”
党支部书记赵幼侠是女性，被剃了阴阳头，一半有头发一半没有，她说这是当时对女性领导的标配。她跟着往师院跑的红卫兵去看，看见赵幼侠披头散发、五花大绑地被拽出家门。她印象最深的却是另一个人：赵幼侠的婆婆——她说也可能是母亲——抱着赵幼侠很小的儿子，用手盖住孩子的两只眼睛，不让他看母亲的样子。对赵幼侠的各种罪名她半信半疑，对那个孩子却动了恻隐之心。
学校把有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人编成一个专政队，五十多人，每天要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生物老师喻瑞芬是多年前的右派，不能教书，在生物实验室刷瓶子。刘海鸥回忆，专政队把她从教学楼里拉出来，倒提着双腿，头在台阶上一路磕下去；有学生逼她在操场上跑圈，她身体沉重跑不动，最后倒下；红卫兵说她装死，用开水浇她，浇了几桶之后人就死了。
死了以后并没有结束。据她描述，红卫兵要专政队里的老师每人拿铁锹和木棒去打尸体：“你要不打的话，你就是同情这个什么份子啊，就会有同样的下场。”她说那时肉已经烫熟了，再打就皮开肉绽。其余的老师被要求排队去看死人——她记住的死状是头埋在操场的沙坑里，沙坑积着雨水，腿光着露在外面，全身紫肿。
十多年后，安徽淮北来了一个年轻人住到她家，说要给母亲平反，母亲的名字叫喻瑞芬。她这才知道喻老师是自己的表婶。她说记不住当时的反应；把这件事写进书里时，她想的是：“当时要是红卫兵知道她是我家的亲戚的话，那么就会连我一块儿也干掉。”
她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个批斗过她的人；当年对她不好的学生不止丁四野一个。如果碰见，她说“我不会跟他和解的”，起码要问一句“你当时对我做了什么，你知道吗？”，不能让他糊里糊涂地活一辈子，或者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很对。
三封信都说不必来送
1969年，父亲刘辽逸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干校。走之前他连发三封信给女儿：第一封说什么时候走，第二封改了时间，第三封说最终定在永定门火车站。每一封都写着“不必来送”。
那时她已分配到北京海淀区永丰中学，又被派去离学校十几里地的带帽班——小学毕业生离中学太远，就在小学里挂一个中学的帽子；一个人教语文、数学和各种课。她说自己忙得脚不沾地，父亲的信来了，“我就一折往兜里一插，一折往兜里插”。
三封信为什么都说不必来送，她后来想明白了：那时姐姐在新疆，大妹妹在山西，小妹妹在内蒙，家里只剩一个正在被整的母亲，父亲心里肯定是想让她送的。而她当时的想法只有一句：“我不能走，我离不开工作，我不能请假。”
她不愿意把这件事解释成革命压过了父女。“那阵也不是说我就非要革命，我就是想不到要送我爸爸这个事儿。”按她的说法，革命思想那时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第三封信送到农村用了两天，她看到时父亲已经走了，没有人送他上车。她请假回家，家里没有人，桌上放着父亲留给她的一块哈密瓜。
挨打的事她几十年没有告诉父母。当年她对母亲说的是自己从自行车上摔进了路边树丛，母亲相信了。
把自己拿回来
文革结束时她受到的是另一种打击。四人帮被抓，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她说现在“又不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又往回退了”。当年的问题落在她自己身上：她花了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改造自己、和这个时代合拍，时代却一下子翻了过去。她那时的疑问是“我这十年是不是全错了”，随后有过一段消沉。
翻过来靠的是读书。她考上研究生，学的是西方哲学，说那几位老师很敢说话，憋了那么多年的话恨不得都倒给学生。这个过程后来成了书里的一章，题目叫“否定之否定”：先否定自己的天性和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再否定这一次否定。她的总结是：“本来是自己，然后把自己交给了某党某人，现在又把自己拿回来了。”
把自己拿回来之后，她开始找回另一段被拿走的东西。她的爷爷刘荫远是国民党将军，她说是顽固派。1949年，刘家除了留在农村老家的几个人都随他去了台湾，她父亲要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一个人留下。她小时候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家一个亲戚也没有。
台湾的小姑后来回北京探亲，问父亲一个问题：您经历过国共两个党的统治，两个党相比怎么样。父亲的回答被她写进书里，主持人在节目中念了出来：“两党相比，共产党比国民党最坏的时候还要坏。”她没有让这句话独自站着——按她的解释，父亲说的可能还是当时那些腐败现象，他觉得比国民党当年的腐败还要腐败。而按袁莉的介绍，她父亲从年轻起就坚定地跟着共产党，一辈子都想入党。
真正的历史在哪里
家史的部分动手更晚。1997年她回北京，父亲要把过去的事讲给她听，说将来写小说可以当资料，前后讲了大约十八次，每次两个小时；她记在日记本上，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动手，后来真写起来，需要的细节已经无处可问。
父亲去世第二年她去了台湾，见到姑姑和叔叔，其中大姑与爷爷一起生活的时间比她父亲长得多。她一共去了四次，在档案馆里查爷爷的踪迹，跟每一位台湾亲戚都谈；她强调自己不是只听一面之词，材料有一大堆。做完这些她才认定，学校里学到的历史和真正发生的历史不是一回事，是经过篡改的。
她在《半壁家园》里把同一个结论写成了一句更正面的话，主持人在节目中念了出来：“真正的历史在哪里？就在每个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经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家史和个人的总和构成了历史。”
这些书到不了它们最该到的地方。她说自己前后写了大概十本书，没有一本能在大陆出版，最后全部自费，书号是在澳洲花八块钱买的；文章放在天涯论坛、文学城这些网站上。对中国的年轻人，她的说法是他们恐怕很难看到，如果能看到，“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的父辈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至于今天仍有人怀念文革和毛泽东时代，她把人分成两类：年纪大的那一批，她认为是在文革中受益又没有受到触动的人；年轻的那一批信息来源有限，知道的东西不够多。她拿自己作比：“我要回到中国，就像一个聋子、瞎子一样。”
节目最后，袁莉问她希望中国人谈起文革时应该想什么。她的回答分成上下两半：从上面说，必须对文革有一个结论；从每个人说，要对文革作反思。有些人不想再想、不愿再谈，事情就这么模糊着放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文革还会再来，还会再来”。
那两件事，一件只能由上面做，另一件只能自己做。六十年前从铁锹底下走开的那个下午，她推出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自己做的“毛主席指路我前进”——一个带玻璃和支架的小镜框，有红卫兵看见还向她定做过一个。她骑着那块牌子回家，到了路上才哭出来。她要丁四野反思，也已经用一本书和一批画，对着十九岁那年瞄准莫扎特的自己做了同一件事。
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14期《文革60周年丨刘海鸥：一代人的失落与一个人的觉醒》，节目2026年5月24日播出，文字稿2026年5月30日发布：https://bumingbai.net/2026/05/30/ep-214-text/ 。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陈述、回忆与判断属其本人；涉及第三方的严重指控未经独立核实，亦未取得涉事方或涉事机关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