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31日，许成钢十九岁生日那天，在黑龙江北大荒写下一本书稿的第一页。书名叫《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头一句是：社会主义如同冉冉升起的太阳，以它青春的光辉照耀大地，人类将踏入自由王国的大门。
半年多以后，1970年7月的一天晚上，连队吹起紧急集合号，二百多人被集中到修理厂，宣布对他隔离审查。审讯者说，这样的论文，二十七岁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都写不出来，因此认定他伪造了年龄。他后来在一篇回顾七十年代的文章里写道，这份书稿成了他最重要的罪证之一。
不明白播客第220期请这位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讲了自己的文革。他讲的不是一个少年被时代碾过，而是一个真心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如何在忠诚之内推出了这套理论不能自洽的结论，又因此被这套制度认定为敌人。他今天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按他自己的说法，主要不是来自读书。
划不清界限的人
1965年，他十四岁。清华附中有意培养他，准备提前安排他入团。附中的共青团不独立，要报送清华大学团委，那里很清楚他父亲的事：他父亲许良英是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号右派。指示很快下来——先查他能不能与父亲划清界限，划不清就不能入团。
班主任找了他母亲。母亲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作，很容易就把1957年几份主要报纸找来给他看，那是父亲反党的记录。父亲是右派他早就知道。他回忆，震动来自另一处：父亲作为科学院的第一号右派，又牵连出几十个人被划成右派，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母亲把报纸交给他时只说了一句话：“你需要划清界限。”
这不是一句母子之间的劝告。主持人袁莉问，从母亲的角度看这对孩子是不是好事，他的回答落在整个家庭上：“实际上在当时的状态下，如果不能划清界限，整个家庭都非常非常困难。”据他描述，父母都是解放前浙江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做的事是努力寻找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界限最终没有划成。清华大学认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划清界限，他没有入过团。一年以后文革开始时，他站在哪一边已经先定下来了。
造反派不是红卫兵
他要求先把两个词分开。人们通常把所有群众组织都叫红卫兵；而在他的叙述里，清华附中恰好是红卫兵的产生地，初期的红卫兵基本上是干部子弟的组织，它迅速遍布全国，是因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给毛泽东写过信，毛泽东回信明确支持了他们。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见了红卫兵。据他复述，毛泽东对给自己戴袖章的宋彬彬说了一句要武；此后中央文革大篇幅地向红卫兵灌输革命就是暴力的行动。他说，暴力一开始，出身不好的学生就整体变成了打击对象；分群的依据是出身，也就是血统论。他记得那副流行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被打击的人后来组织起来，最初是为了回应红卫兵。在他的解释里，这才是造反派的来处。他那时十五岁，不在写大字报的那一边：“如果我的记忆是准确的话，我完全没有写过任何大字报。”他说自己一直在努力弄懂发生的是什么，同时又感觉自己立场很强，就是反对那群压迫人的人。
他也不接受一个流行的简化。1966年10月，一批高干子弟在中南海成立了秘密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纲领是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反的是中央文革，年底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他说，靠事后读文献容易得出黑白判断：最先反中央文革的联动就是好人。但北京那个血腥的八月正是这群人做的——他随即补充，八月时联动还不存在，用这个词只是便于概括这群人是谁。而这些事至今没有清算，“因为这些人在位置上，是当权的”。
把农村当成书房
1967年底，上山下乡的号召还没有发出，他主动报名去了黑龙江。理由是一个缺口：他说那时自己十六岁，有点无知、狂妄，认为自己不知道的就是农村，而农村有80%的人；他最关心的阶级问题在农村是怎么回事，他根本没看见。
到了国营绥滨农场，他没有住知青的大宿舍，搬进了马号——当地土话，指马圈牛圈，旁边一间给饲养员和赶车人住的小屋，炕上最多挤三四个人。他解释得很直接：“我下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了解农村，了解农村就是了解农民。如果都跟知识青年在一起，就完全丧失了目的了。”
工资三十二块。他刚去时跟车拉柴火、在菜地干手工活，一天十到十二个钟头，没有休息日；说到这里他纠正了自己，这个时长不包括冬天。他还纠正了一种印象：农场从挣工资、不饿肚子看比普通农村好些，但劳动强度远远超过普通农村——上千吨粮食靠人扛麻袋，出过很多人身事故。主持人说这是一种苦力，他答：“是，绝对的苦力。”
劳动强度没有让政治停下来。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接续而来，而按他的解释，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一个运动到来时，全国每个村子都要照做一次。他举的例子是后来与他因同为反革命而关在一起的那个人——淮海战役前夕入伍，一路立功，第一批入朝；1959年任团级干部时回乡，听到老百姓说天上有个扫把星、地上有个毛泽东，回部队后把这句话传了出去，随后在反右倾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级转业到农场。
清理阶级队伍要查他为什么受过处分，于是把他送上斗争大会交代罪行。许成钢回忆，这个人如实说出经历，话还没说完，暴行就开始了，酷刑残暴到他不能看，只能离开。他还说，在农场里做这些事最残暴的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不是当地人。
阶级斗争消灭不了阶级
农场把他和北京的文革隔开了，他也没有加入当地的政治斗争，要处理的是一个逻辑问题。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每七八年要搞一次，一直搞到共产主义；而他说自己非常信仰共产主义，当真之后就把它当科学对待。
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社会，那么从有阶级到无阶级怎么过渡？他已经读过马克思，知道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没有理论。斯大林1937年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中国共产党则说苏联犯了错误，社会主义里还存在阶级；反修防修都是为了让中国过渡到共产主义。他把这条链条往下推了一步：“我认为结论是靠阶级斗争不能消灭阶级，阶级斗争只能使一个阶级去压迫另一个阶级。”
要消灭阶级，就得去找产生阶级的根源；而社会主义建立之后自己又产生了阶级，这一点马克思没有看到。所以他的结论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不透彻，缺的是最基础的部分。他要补上这一部分，方法从《资本论》来。他强调，“读《资本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理解马克思怎么批判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理解马克思怎么分析资本主义”——他想学的是方法论，然后用它分析社会主义制度。
他把想法写信寄给北京的同学，也和身边的知青讨论，其中一些人把他的见解当成异端邪说。他给出的理由是学术性的：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做得了的，别人的批评也帮助思考。至于危险，他说自己基本上没有顾虑，因为那时并不真的懂得极权主义制度的特点。主持人提到，他下乡前，杨小凯已因江青点名被抓。他的回答保留了当时的认知边界：“所以觉得也许是搞错了呢。也许是江青说错了呢？我认为这是个案，不认为这是个系统性、制度性的问题。”
反革命是一次学习
被隔离审查以后，最重的部分不在身体上。“最严重的折磨其实不是肉体的，而是精神上的。”他说疼到一定程度就没有知觉，是有限度的；真正的冲击是被强加一个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无数莫须有的东西被编出来，而且专门在半夜折腾——那是人最脆弱的时刻。他在那段时间产生过不想再继续的想法。
他把自己管住的办法很具体：第二天早晨不去想昨天发生了什么，有意去想特别简单的事，比如三角函数。他观察太阳下的影子，用三角函数猜时间，后来猜得很准；晚上看星星。他把这解释为一种心理转移：不去想任何人间的事，给自己的脑子寻找一点出路。
被关起来以后，他能通讯的只剩母亲一个人，而母亲那时的处境是另一重反讽：她因为反右之后不问政治、哪派也不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反而被派去看守被抓的造反派，她看守的犯人自杀了。她知道信要经看守读过才能送到儿子手里，所以写得很长、曲里拐弯，用各种方法把他的思路往不至于太悲观的地方引。
也是在这时，他要母亲寄来高中的数学和物理教科书，母亲很高兴。原因他说得很清楚：“你被关起来的时候读数学、物理是没人反对的，因为这是非政治，是彻底的非政治。”他原本是无线电爱好者，在当地因为会修收音机和各种电子设备有点名气，于是一边读书一边修设备。他的说法是，人们虽然有阶级仇恨，但发现这家伙还有点用。
关了一年多，1971年秋天因林彪事件被放出来。这里有一处他自己指出的错位：他作为反革命的硬证据是批评过林彪，原本的思想准备是可能因此被枪毙，却没想到被硬说成反革命集团，那是完全不沾边的。
在被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他主动申请去看守尸体。母亲寄来一本影印的美国教科书《模拟计算机原理》，但白天工作时间太长，累了看不动。农场出了事故，一个上海知青死了，要等家人赶来才能下葬，谁也不愿意守夜——看死尸的地方晚上有动物活动，有声音，平常胆大的人也害怕。他说那我去，还说自己“很幸运获得这么一个机会”。两三个礼拜，他把那门课学完了。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谈到今天，他念了一段准备好的文字。1966年5月16日通知发出三天后，林彪在5月18日发表长篇讲话，解释文革是干什么的。他念的原话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接着是那句更直白的定义：“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说这层意思本来是马克思的，林彪只是讲得更直白。
他用同一句话解释过1967年的全国夺权和内战。他说，各派拼命夺权，除了人的疯狂和暴力，还有一层是造反派此前被整得太惨；每一派都打着捍卫毛主席的旗号，实际上是怕对方夺了权、自己被镇压。他因此反对把文革说成中央两个人、两派的斗争：单纯的欺骗骗不到全国民众互相厮杀的程度。
他的判断是，当时高干子弟清楚这个道理，普通人不清楚；而这个道理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是系统的教育和培养的结果。他把文革前的反修防修和培养接班人运动看成关于高干子弟的安排，他举的证据之一是阎淮的《进出中组部》。他还说，习近平上台以来官场里真正掌握实权的位置都是高干子弟，这是从历史上移植过来的。
文革会不会重演，他的回答分成两半。具体形式他认为不会，因为它有很强的必要条件，其中一个今天弄不出来了：极端的个人崇拜，崇拜到像神一样。另一半没有留余地：“但是制度要迫害人，这是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这个制度一定要持续的迫害，而且要非常大规模的迫害。区别只是形式。”名义可以是反腐、监管、清理低端人口，实质是权力集中在极权主义党手里之后，它有能力也有动机大规模地做它要做的事。
主持人念了那页手稿里的另一句：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第一次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她说这话像今天B站和豆瓣上毛选学习小组的年轻人写的。他既没有替十九岁的自己辩护，也没有嘲笑今天的年轻人：那些语言全是中文翻译的马克思语言，因为他当时唯一读的就是《资本论》。他后来研究过它为什么这样有煽动性，结论是它学的是教会的宣传手段，“这个鼓惑性最大的部分是它以善的形式出现，以崇高理想的形式出现，它没有让你做恶”。
他对今天的年轻人的判断同样带着限定：“只要他的糊涂是诚心诚意的，而不是为了利益。那么他是有可能改变的——只是有可能，其实并不一定。”被问到施暴者极少忏悔，他把道歉往后放：这远远超过了道歉的问题，现在的制度就是文革的延续，只有基本制度变了才谈得到那一步。
那本十九岁开始写的书没有写完。他说后来的《制度基因》回答了当年问题的相当一部分，但那时他在摸索过程中，现在仍然在摸索过程中，只是图像清楚了很多。而被关押的一年多在他的总结里不是空白：“做一次反革命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他说，在被审讯和折磨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想他们在搞什么，为什么它会认为你是敌人，“当你想清楚了之后，你就明白了那个党的性质是什么。在没经历以前，我不知道”。
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20期《文革60周年丨许成钢：我的19岁，从造反派到反革命》，节目2026年6月19日播出，文字稿2026年6月28日发布：https://bumingbai.net/2026/06/28/ep-220-text/ 。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人物的陈述、回忆与判断属其本人；涉及第三方的严重指控未经独立核实，亦未取得涉事方或涉事机关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