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场之后，影厅里的人已经走空，查建英还坐在十几排的位子上，鞋还没穿上，一点都不着急。按两人在节目里的相互回忆，袁莉从前排走过来，看见她还在那儿，反过来是查建英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自己还沉浸在里边；袁莉的回答是一般，太血腥了，很多场面她都闭着眼睛没看。
同一个晚上，同一块银幕，三个小时的诺兰版《奥德赛》。一个人打算再去看一遍 IMAX；另一个人说，她在第一个小时结束时看了看手表，想的是剩下两个小时该怎么待下去。
不明白播客第 228 期把这场分歧录成了一期节目。按查建英的讲法，荷马原著里的奥德修斯像个希腊版的诸葛亮，原版里这个人物并没有什么良心拷问；诺兰却把回家的路程改成一场灵魂的旅行，让他一路追问自己犯下的罪。真正的争点就在这次改写：把一个不必认罪的古代英雄换成一个必须回头看自己做过什么的现代人，是背叛，还是今天唯一负责任的拍法。
凌晨两点的场次也卖完了
一部三个小时的史诗改编把观众赶回了电影院。袁莉说，她周一去买票时那一周的 IMAX 场次已经全部卖完，凌晨两点的场也卖完了，连给轮椅预留的位置都被订走；她说自己特别懒，很难去电影院，这一周却看了两场，还满到两人买不到挨着的票。
这与最近几年流行的说法正好相反：好莱坞已经死了，没有人看电影了。查建英问这是不是诺兰的贡献，袁莉的回答落在观众身上：“我当然是觉得这是一个贡献啊。而且我觉得大家为什么要一起来看，实际上大家都想要一个共同的人类的体验。”
至于为什么是现在，查建英的解释是神话里有很多原型，后来的人物只是那些母题的变形；袁莉觉得值得想的是，在 AI 和短视频的时代，人们反而会对一个三千多年前、价值观也和今天很不一样的故事发生兴趣。
要让今天的观众坐满三个小时，改写就得做到底——而袁莉不停出戏的地方，恰恰是改写最用力的部分。
迪奥香水与黑色面具
袁莉的第一反应很干脆：一出影院就说不喜欢。理由不是主题，是质感。每个大明星一出场，她先认出的是明星本人——查理兹·塞隆、安妮·海瑟薇演的女王；所有人都必须说美国口音的英文，连演儿子的英国演员汤姆·霍兰德也得改口音。“这是波士顿来的 Matt Damon，加州来的Charlize Theron，感觉是在拍迪奥香水，甚至是一个 soccer mom”，她说这部电影很倚重希腊神话的外在，内核又太现代，两者没结合好。
查建英接受这条批评，承认每个大牌明星都太容易被认出：你先想到马特·达蒙，过一会儿才想他是奥德修斯。但她认为不影响整体：诺兰把这些人都用成了自己构想里的部件，谁也没有压倒别人；而达蒙长相普通，正是一个 everyman，这部片也不需要一个特别有英雄气概的主角。至于口音，她的解释不是失误，而是选择：美国现在是霸权、是超级大国，反战正需要美国口音，她认为这是有意的。
阿伽门农的造型把这种错位摆得最清楚。袁莉看到那个面具就想到《星球大战》，觉得有点太扯；查建英说自己也不喜欢《星球大战》，却把它读成一种心理诠释：在她的印象里，荷马笔下的阿伽门农并没有这样的头饰，电影把它做成黑色，是因为这个角色被定位成黑暗之王——整场战争由他指挥，他最残酷，却从不出场，死的都是普通士兵。
“他就是全身头甲，连脸都不露，背后背着一个金色的脊梁骨，从背后一看，他是没有脊梁骨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勇敢，他的脊梁骨就背在他身上，而且是金光闪闪的，最后只有他脱掉盔甲的时候才被他妻子杀死。还原到普通人，他什么都不是。”
这类分歧还可以归到口味：查建英说自己口重。下一条指控却无法用口味解释。
被削平的女神与留下来的喀耳刻
被删掉的部分是查建英先列出来的：奥德修斯被冲上另一个海滩、被一个女儿救起、带进女王宫殿的整个长篇章不见了，那个女王本来很有气势；他的妻子也被削去不少，原著里她绝不是柔弱的贤妻良母，训斥儿子时会说他还不是个男人。正因为这些强势女性本来都在，她说自己不太认同网上那些女权主义的批评：说电影把女性都变成符号，变成帮助奥德修斯的配件。
袁莉不接受这个结论。争议最集中的是卡吕普索，那个把奥德修斯留在岛上七年的女神：袁莉说电影里她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就在那抓抓鱼，给他吃一朵莲花，两人的性爱关系完全没被刻画；而奥德修斯其实是心甘情愿在那个岛上待了七年，最后说这个女的对他已经不新鲜了，才决定回家。这一路女权主义的批评，她说既是对原著的批评，也是对这个电影版本的批评：这个男的一边要求王后忠贞不渝，一边和这些女的在一起。
查建英于是追问她，是不是比较赞同这个批评。袁莉的回答带着限定：她也不是要完全拿现代人的价值观去批评三千年前的故事，但把卡吕普索就这么放在那儿，她不能接受。到这时查建英才让了一步，让步的对象是简化：“这种批评有道理，但是也有点求全责备，他在一个三个小时的版本里，他要删除、浓缩、简化很多东西才能拍成片子。”按她的说法，剪掉那么多强势女性只能算遗憾，但不得不这么做。
评价靠得最近的是喀耳刻那一段——把随从变成猪的魔女。袁莉两次说这是全片她最喜欢的一节；查建英说她也很喜欢，并认为这一段的改编可以说用了女性主义的角度，理由在原著那边：她记得原文里奥德修斯没有中套，是因为一位神给了他一种药。查建英问她看着往嘴里塞东西的画面有没有生理上的不适；袁莉说有一点，但这种不适正是电影里很 magical 的部分。
删减可以用三个小时来解释，暴力不能——那些让袁莉闭上眼睛的场面，恰恰是查建英所说的铺垫。
暴力是铺垫，还是消费
查建英不回避自己的偏好：她说自己比较嗜血，两部史诗里更喜欢《伊利亚特》，因为那里每个人的死亡过程都极其具体。但她给暴力分了级：塔伦蒂诺早期那种割耳朵、割舌头的变态她不喜欢；诺兰的暴力的确血腥，却不低级，是又美又有悲剧性的暴力，而且有一定节制。
她坚持这些场面是必要的铺垫，否则后面的灵魂拷问就无厘头了；袁莉在这一点上让步，承认前面必须要有。但袁莉把整体判断压成更重的一句：“我对这个片子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太美国了”。当她追问这到底是战争片还是反战片，查建英的回答是都有——血腥和所谓暴力美学他做全了、做足了；反战的主题则在后半截越来越明显。
木马那一段最惊心动魄，却被放在后半截，因为那是主角在回想。查建英把这种安排对应到创伤后遗症：“在战争发生的当时你是会麻木的，因为你是生死关头嘛，创伤是在你经历了生死关头，所有的暴力创伤之后，你心理上越回想越可怕。”按她的说法，罪恶感和自我救赎的愿望都只能出现在事件过去、有了距离之后。
袁莉起初把赞达亚的角色看成城破后被杀的一个普通女性，查建英纠正说她等于是神职人员：她被杀那一瞬间，雅典娜的雕像头掉了下来，此后雅典娜就以她的面目出现，不断拷问他的灵魂。袁莉说这个拷问是她喜欢的部分。而恰恰在这个最深刻的地方，查建英第一次出戏。
荷马时代的英雄不认罪
她的理由来自尼采。她说自己特别喜欢《道德的谱系》，书里有一个中心观点：
“在荷马史诗时代，人没有 guilt，没有罪恶感，因为他没有善恶这个观念，他只有好坏，就有 good and bad，没有 good and evil。”
按她的复述，罪的意识要到基督教之后才出现。在原始的英雄世界里，力量就是好，失败就是坏；失败的人生来就该是奴隶，因为他们弱。袁莉顺着补了一句：成功就可以合法化你所有的行为和后果。所以当银幕上的奥德修斯开始拷问自己，查建英的反应是：“这个电影到这个时候我为什么出戏，我就说这完全不是古希腊。”
她没有停在这里。她说自己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那个没有罪恶感的世界就是原始时代的事实，但她也说自己当然认同今天这种反战的价值观。
关键的一步是她为诺兰做的辩护，而这个辩护恰好建立在她自己的不适之上：“用一种希腊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去还原，当时就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就有点不负责任。”她说那样的版本可以有，但一部这么大众的电影同时要有教育功能——她称之为有点中国人式的寓教于乐；美国现在是超级大国，还在到处打仗，那么它要传出的信息是什么。主角开始灵魂拷问时，画面跟着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袁莉走的是相反的路线。她前半段把这部电影当成一个三千年的神话来要求，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到后面才让步：“最后我接受这是一个 21 世纪的奥德赛版”。查建英则预料众口难调：古典学者可以挑出一千个毛病，说他歪曲了原著。
如果罪恶感确实是后来才有的，那么一个人回头追问自己做过什么的这套语言，又是从哪里来的。
城邦、老庄与个人责任
查建英先排除掉一个容易的答案：暴力和残酷不是东西方的分界。她说荷马原著里的奥德修斯回家后大开杀戒，把所有求婚的人全部杀掉；袁莉接着提起王后身边那些侍女——按袁莉的说法，她们实际上都是奴隶——查建英说的是吊起来，吊了四十个，血腥复仇。荣誉谋杀、烧死寡妇在她看来也是同一种贞节观。她甚至主动降低了论点的强度：东西方在文学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俄狄浦斯式的追问也还是个例。
差别在另一样东西上。两人都注意到，自我认同、身份这类词在汉语里很新，查建英说它们听起来都很英文，袁莉说对她们这代人是非常新的词。而她举来说明渊源的例子不是荷马，是色诺芬。
据她描述，这位与柏拉图同时的雅典贵族带雇佣兵到波斯替波斯王打仗，波斯王自己先死了，这批人全盘失败。败兵没有荣誉可写，真正的故事却从那里开始——他怎么带着这些人回到故乡。她提醒这与奥德修斯的返乡有点相像，而路上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还要投票：将军得靠演讲争取选票，做错一件事还要被批评，反省之后再投一次。
更远一步是西塞罗。查建英复述一个让她印象很深的梦：一个还没死的人梦见上了天，前辈告诉他，你那个城邦在这地球上只是一点儿；这个人刚参与过大规模杀戮，于是说自己醒悟了，恨不得马上上天堂。反转在后面——前辈说你会来的，但你在那儿最大的意义是对你的城邦：“你既然是这个城邦的贵族、 elite 精英，你要对这个城邦要非常严肃，要尽全力负起责任来。”
与之对照的是她给出的中文谱系。魏晋时朝廷政治黑暗，一些士大夫开始追问生命的意义；阮籍、嵇康在她读来很潇洒，可以从主流政治里退出来，但退到的是一种名士风格：醉酒，然后不屑于什么——她的话没有说完，袁莉替她接上：“不和你们同流合污。”在查建英看来，这样的人对社会也就不再负责任，这条线一直延伸到《红楼梦》的《好了歌》：出世之后，个体对自己的罪恶、自己的行动并没有进一步的追问。
袁莉说，中国一般是我们为国家；查建英补上家国，还有士为知己者死那种侠气。袁莉把这个对照收回到个人身上：“我自己在这里面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人之为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个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文明里面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也用同一套语言讲了奥德修斯：他追寻的是自己在战争里犯了什么，而文明的规则因为他的诡计被破坏，他没法看镜子里面的自己。
谈话结束时，两人的评价都没有改变。袁莉的让步到接受一个 21 世纪的版本为止；查建英说她可以同意其中一些批评，但总体来说还要再去看一遍 IMAX——而那一周的 IMAX 票她们没能买到。
分歧留在原处，被追问的东西却换了：能不能接受这次改写，检验的并不只是对荷马是否忠诚。从色诺芬到西塞罗，这条线是查建英自己拉出来的，而她的结论只是顺带说出的一句判断：“可能到了现在就会出诺兰这样的片子，而我们就很难想象中国出一个奥德赛。”
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28期《我们为什么去看《奥德赛》：古代神话还是现代寓言？》（主持人袁莉，嘉宾查建英），文字稿2026年8月15日发布：https://bumingbai.net/2026/08/15/ep-228-txt/ 。本文由茉莉花新闻网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茉莉花新闻网未参与该期节目的采访或录制，也未采访文中人物。文中直接引语逐字取自该期文字稿，个别引语删去口头填充或重复表述，未改变原意、语气与肯定程度。文中对影片的解读属谈话参与者的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