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典籍、思想和文学为重要材料的中国研究之外，美国历史学家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选择了一条技术史路径：从打字机、键盘、编码和计算机出发，重新理解现代中国。
墨磊宁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兼任教授，长期从事现代中国史、中国与全球科技史研究。他的研究领域横跨民族与族群分类、文字技术与信息基础设施等。他的早期著作《与国家达成妥协：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考察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与族群分类；此后，他又将目光转向一个看似更加日常却同样关系到现代中国如何形成的问题：汉字如何进入现代技术体系？这一转向最终形成了《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和《中文计算机：信息时代的输入权争夺战》两部作品。
《中文打字机》英文版荣获2018年美国历史学会约翰·K·费正清东亚史奖（John K. Fairbank Prize in East Asian History），追溯汉字如何进入机械打字时代；《中文计算机》把这条历史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电子计算与当代输入法。两书共同追问：在长期以拉丁字母为默认对象的全球技术体系中，成千上万个汉字如何被编码、检索、输入和显示？中文世界为解决这一难题所作的创新，又如何反过来改变书写与计算？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张朋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3年1月版
现代汉语书写以汉字为核心。不同于主要依靠有限字母组合来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汉语书写首先要面对的是数量庞大的汉字体系。《中文打字机》正是由此切入一种长期存在的“字母普遍主义”（alphabetic universalism）：从摩尔斯电码、盲文、速记、莱诺铸排机（Linotype），到穿孔卡片和文字处理系统，许多近现代信息技术在设计之初，往往都以拉丁字母为默认前提。汉字与打字机乃至QWERTY键盘的相遇，也是不同书写传统与技术标准、权力结构之间的一次碰撞。
《中文打字机》中，墨磊宁从20世纪之交美国媒体对“中文打字机”的想象写起——当时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曾描绘出一种装有5000个按键、长达十二英尺的巨型键盘。最早实际制成的中文打字机原型之一，则是美国传教士德维罗·谢菲尔德（Devello Z. Sheffield）于1897年完成的圆盘式机器。它按照使用频率编排了4662个汉字，甚至将构成“耶稣”一词的低频字“稣”，特意放入“最常用”区域。此后，面向中国办公室使用的中文打字机逐渐投入生产，打字学校开始培养专业操作人员，“双鸽牌”中文打字机也成为上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国产机型。实际工作中，文秘人员还会根据词语之间的关联和具体使用情境不断调整字盘，将经常连用的汉字排列得彼此更近，以提高输入效率。墨磊宁将这种由使用者创造出来的动态排列方式，视为现代“预测文本”的一种早期形态。因此，《中文打字机》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部机器史，也是一部关于技术变迁与全球传播的历史，也呈现了汉字如何在与机器、标准和使用者的不断磨合中，进入机械现代性的过程。
《中文计算机》接续了这一问题：标准QWERTY键盘只有几十个按键，而中文拥有数以万计的汉字，它们究竟如何进入计算机？这部建立在十五年研究基础上的著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电子中文技术的兴起一直写到当代，重点考察各种中文输入技术如何借助字母、数字、笔画或其他编码线索来检索和生成汉字。与字母文字相对直接的键入方式不同，中文输入往往需要先输入某种线索，再由系统进行检索和匹配，最后由使用者从候选结果中选出目标汉字。墨磊宁用“底层书写”（hypography）来概括这种书写方式：它的关键不在于为每一个汉字寻找一个与之对应的按键，而在于将书写转化为编码、检索、预测与选择的过程。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拼音输入、候选词和联想功能，由此被放入一段更为漫长的技术史中。数字时代看似自然的中文输入方式，其实经历了长期的实验、失败、调整与创新。《中文计算机》中出现的参与者来自IBM、麻省理工学院、美国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等众多机构。这也意味着，中文计算从来不只是某个国家内部孤立发展的技术故事，而是与冷战、军事研究、工业竞争以及跨区域的知识流动紧密交织在一起。
《中文计算机：信息时代的输入权争夺战》，张朋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6年5月版
更重要的是，墨磊宁试图改变一种习以为常的叙事：面对现代技术，汉字并不只是一个等待被解决的“问题”，中文世界也并非只能被动适应一套已经由西方建立起来的技术体系。恰恰是在处理数量庞大的汉字以及其他非拉丁文字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发展出新的编码、检索和输入方式。在墨磊宁看来，这些创新反过来突破了早期计算机以字母文字为中心的局限，使计算机得以进入更加广阔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因此，他关注的表面上是机器，背后讨论的始终是汉字、中国社会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也由此将中国研究与科技史、媒介史和全球史连接起来。《中文打字机》和《中文计算机》共同提醒我们：中国经验不必被视为全球现代技术史的边缘案例，它同样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信息技术、语言差异与全球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今年5月，《中文计算机》中文版出版。借此契机，我采访了墨磊宁，想了解他最初如何与中国结缘，又如何一步步走上中国研究之路；也想知道，一位原本研究现代中国民族识别问题的历史学家，为何后来会对打字机、键盘和计算机产生兴趣。这次访谈所呈现的，不只是两本书背后的研究故事，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如何逐渐找到自己的中国研究路径的经历。
墨磊宁教授在接受视频采访
“纯属偶然地进了中文入门班”
澎湃新闻：您的姓氏带有鲜明的爱尔兰渊源，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您的中文名字“墨磊宁”是怎么来的？
墨磊宁：我的家族有很多不同的血缘来源。我这个姓本身源自爱尔兰。
我先后有过三个不同的中文名字。本科一年级刚开始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中文时，我们可以自己选一个或者琢磨出一个中文名字。我的第一个中文名是“庄明乐”——“乐”既可以读lè，也可以读yuè，所以我似乎同时有了两个中文名。后来读研究生、在国外学习时，有一位同事给我起了“墨磊宁”这个名字。外国人取中文名时，常会根据自己的姓氏进行音译，所以就有了我这第三个中文名“墨磊宁”。如今，它大概也成了我的职业用名。不过，我对早先那个名字“庄明乐”有着更深的感情。最初选“庄”，是因为《庄子》。我非常喜欢带有《庄子》气质的作品，并被其中的相对主义和道家思想吸引。“墨”这个姓的建议，也多少有点向中国哲学的另一支传统——墨家——致意的意味。至于三个“石”叠在一起的“磊”，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当同事提出这个字时，我一下就被它吸引了。与其说是因为它的语义，不如说我喜欢这个字本身的形状。
澎湃新闻：是什么开启您与中国研究的缘分？
墨磊宁：从小到大，我似乎很自然地擅长三样东西：语言、数学和音乐。这三件事对我来说，一直都来得很容易、很自然。所以，我的“初恋”大概就是广义上的语言，后来又延伸到书写系统。这种兴趣在我对中文产生具体兴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刚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我原本想学阿拉伯语，但课程时间有冲突，于是我决定先学另一门语言，计划第二年再开始学阿拉伯语。当时其实就是在中文、俄文和日文之间选择。我几乎是纯属偶然地进了中文入门班。直到今天，教我的李老师仍然是我遇到过的最优秀的老师之一：幽默、高效、充满活力。大一中文课每周上五天，每天一小时，晚上再学两三个小时，所以你必须遇到一位真正能激励你的老师。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其实，我原本完全可能选择另一种语言，但命运把我带到了中文这里。
澎湃新闻：如果说中文学习始于偶然，那么是什么最终促使您走上中国史研究道路的？
墨磊宁：其实在学习中文之前，历史就已经进入我的生活了。在我们家族中，我和哥哥是家里第一代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我父亲一直很喜欢谈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类的话题，所以我一直对历史研究感兴趣，同时也喜欢写作，尤其是新闻写作。如果要排序，大概是音乐、数学和语言最先出现，接着是研究，然后对中文的兴趣。到了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这三者在我身上真正汇合起来。
澎湃新闻：您曾师从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回顾您的学术道路，她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墨磊宁：很有意思的是，曾小萍教授原本不是我的导师。原定的导师是钱曾瑗（Michael. Tsin），只是在我入学前的那个夏天他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另一所学校。于是，我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就成了一个学术上的“孤儿”。后来，曾小萍教授把我收留下来，带我进了这个学术家庭。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经济史家。她非常慷慨地接纳了我。她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严肃地对待学术。她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人。你去和她开会，必须做好准备，立刻进入状态。这是在与她相处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一点。
“最能在中国史或技术史中提出这些问题”
澎湃新闻：从《中文打字机》《中文计算机》到2026年出版的《我们如何消失：一部关于信息的个人史》（How We Disappear: A Personal History of Information），您的研究不断跨越中国史、技术史与媒介史的边界。与“汉学家”这一标签相比，您如何界定自己的学术身份？贯穿您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墨磊宁：我的研究一直由问题驱动，未来也会一直如此。任何在存在层面困扰我同时又激发我思考的问题，都会推动我的工作。而历史，就是我提出和探索这些问题的场域。中国史和技术史，则是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具体场域。我始终追随着这些问题，那些需要很长时间去思考的问题。我刚刚完成的《我们如何消失：一部关于信息的个人史》写了二十年，甚至二十五年。《中文计算机》也用了接近十五年。你会和一个问题相处非常久。我已经四十七岁，我不打算再去学德语、奥斯曼土耳其语之类的语言，因此，今后，我仍会用自己已经掌握的语言来提出问题——中文也好，法文、意大利文、日文也好。从根本上说，我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只关乎中国的问题，而是关于存在、关乎人的存在。只不过，我发现自己最能在中国史或技术史中提出这些问题。这样说大概最准确。
《我们如何消失：一部关于信息的个人史》，W. W. Norton & Company，2026年6月版
澎湃新闻：那么，贯穿近年几部著作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墨磊宁：最近的三本书，以及眼下正在收尾的另一本书，其背后都有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究竟如何通过语言建构意义？我花很多时间思考，也很关心语言的运作机制及其物质性，以及符号与意义如何生成。因此，我会关心针式打印机和电脑屏幕，也会关心纸、墨、报码等东西——也就是人类用来创造语言并通过语言生成意义的所有方式、工具和过程。因此，《中文打字机》和《中文计算机》这两本书，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时刻的案例研究：全球数量庞大的中文使用者突然发现自己被排除在若干对于人类意义建构至关重要的新技术之外，包括电报、打字机、计算机、图形技术等。与此同时，也有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人，包括中国公民、海外华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着迷于中文信息技术这个问题。他们都在思考墨水、金属、位图、硬盘、内存和传输协议。如果这些人今天都还活着，我很想和他们一起参加一场聚会，和他们共同思考，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同一类事情。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已经离世，但通过阅读他们留下的材料和工作、努力理解他们，是另一种与这些志趣相近的人相处的方式。
澎湃新闻：《中文打字机》获得2018年费正清奖并引发国际关注。这个奖项对您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改变了您之后的研究方向？
墨磊宁：它没有改变我此后的研究方向，但对我本人的影响确实很大。当我收到费正清奖获奖通知时，家里正经历一场住房危机。我们从一处租房搬到另一处租房，又搬到下一处，我们连一个真正安稳的住处都没有；同时，家里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压力大得惊人。我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得奖。收到获奖邮件时，我想我当场就哭了，既感到荣幸，也如释重负——在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它带来了片刻的解脱。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最让我骄傲的事情——如果不是第一，也一定是第二——就是我写了《中文打字机》。为什么这么说？现在这本书卖得很好，在中国也很有名，还获了奖，可是当初我刚开始写，告诉别人我的第二部专著会研究中文打字机时，许多真心关心我的人都劝我停下来，不要写这个题目。他们觉得这听起来很“有趣”，却也很轻浮——它究竟能有多深？当然，是挺新奇，但他们并不是要刻薄地打击我，而是想保护我。他们会说：我担心你研究这个项目拿不到终身教职。我当时也没法反驳他们。我并不确定这个项目一定能做成，可我感觉它能成。但在内心深处，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这就是我必须研究的东西。所以我真正引以为傲的是，我没有停下，没有放弃。现在，这本书反响很好，很多人可能会想象我最初开始写时，大家都很支持，认为这个想法太聪明了，太棒了，去做吧！不是这样的。我最好的、最亲近的几位朋友，很支持，但在学界，有人觉得我疯了，有的同事甚至把我拉到一旁，说他们很担心。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这样？
墨磊宁：他们会想：这里究竟能有多少东西？能挖得多深？有一点很重要，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显得傲慢：在我写那本书之前，很少人认真看待中文打字机。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大多数人都把这些机器当成奇物、笑话，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觉得它们很可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文打字机》提出了一个论点：中文打字机及其历史值得我们认真关注。我们需要理解它，这里确实有东西。2025年7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明快”打字机的长篇报道（注：“明快”是林语堂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72键中文打字机；唯一已知原型由Carl E. Krum公司于1947年制成，2025年被重新发现，后由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收藏）。这个论点现在已经站住脚了。当然，至今仍有人嘲笑、批评《中文打字机》，但那是另一回事。总体而言，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研究主题，我认为这本书对此有很大贡献。但在当时，这就像有人说“我想写一本关于爆米花的书”，或者随便什么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当研究者、学生找到我，给我看他们的一些项目，说“这就是我想研究的东西”时，我会非常非常兴奋，我会告诉他们：“听着，我现在还不明白你为什么想做这个题目，也还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但你好像非常确定。如果你能说服我，让我相信它真的重要，我就会支持你。”
“明快”打字机
中国关于IBM公司电动中文打字机的摄影纪实报道
这也是我会永远感到特别骄傲的地方。因为如果当年我换了题目——有些人希望我去写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关于现代中国的族群分类的问题，我当然可以写，我很熟悉那个领域，也熟悉所有档案，可是那样做，我会感到空虚，觉得是空的。而每天研究中文打字机和中文计算机时，我整个人就像“着了火”一样，不断被新的发现击中。我经常感到困惑，却始终确定：我选的是最适合自己的题目。所以，当我收到费正清奖的邮件时，那一刻如此重要，因为之前，你免不了有时会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我本该选另一个题目，也许这确实不是个好主意。你永远无法知道结果。因此，收到消息时，我想我哭了。我如释重负——在一个压力极大的时期，这是一条难得的好消息。
《中文打字机》英文版，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7年8月版
“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与输入法有关”
澎湃新闻：《中文打字机》讲述汉字如何进入机械时代，而《中文计算机》进入数字时代，两部作品之间存在怎样的延续与推进？
墨磊宁：最开始，它们其实是一本书，后来才分成两本。这两本书彼此相关，却又不同。《中文打字机》涉及的个人、公司和机构数量很少，甚至有可能我知道所有研究过中文打字机的人，这样的人有几百个，但总的来说仍是一个不大的数字。一旦进入计算机史，很快就会发现：想把所有参与中文计算的人列成目录，既不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计算机涉及图形、屏幕、打印、内存、传输等方方面面。于是我不得不做出第一个决定：这本书的结构不能和上一本一样。我不能继续追随一群人，讲他们如何创造中文计算机，因为那样最终只会变成某种百科全书。大概是在写这本书的第九年——并不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而是在后来的某个阶段——我决定围绕一些基本原则来组织全书。我把这些组织原则称为“公理”，也就是中国计算技术的一些核心特征。全书仍然按照年代推进，但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元素。我经常这样教学生：一本历史著作基本上有三种组织方式，你可以采用纯编年结构、纯主题结构，但我最喜欢的则是“主题-编年结构”。它仍然按时间推进，但你要不断判断：某一特定时代的关键主题是什么？最后我采用的就是这种结构，它也确实有效。当然，任何结构都有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一个人开车时，大衣的一角被车门夹住，垂在车外，一路弄得很脏。写作里总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总有某个部分怎么也塞不进去。结构永远不可能完美。
一旦结构确定，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解释“那又怎样”，然后，一个贯穿所有部分、凌驾其上的主导主题逐渐浮现出来。与其说是我“需要”这样一个主题，不如说它是自己出现的。这个主题就是我最后称作“底层书写”（注：墨磊宁提出的概念，指通过输入代码、拼音或字母组合，搜索、选择并调取目标文字的一种书写方式，如使用输入法键入拼音后选择汉字）的东西。很多人不相信我，但我向你保证，甚至可以对上帝发誓：我从来没有打算创造一个新词。我宁愿使用一个已经存在的词。可是，我找不到一个术语来描述“输入法”这一现象：输入法编辑器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使用输入法时，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这本书最表层的论点其实非常简单：一种新的书写模式已经出现了。它不同于此前那个书写时代。人类进入这一新的书写时代，至今大约已有五十年。这种书写形式在中国及更广泛的中文世界，以及日本、韩国、南亚、东南亚等非西方地区尤其占主导地位；而许多西方用户，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史叙事并未意识到这一变化，仍以为事情和从前一样。这基本上就是全书最简明的论点。如果读者被它说服，那么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发出邀请：“嗨，进来吧，让我们开始绘制这个新的‘底层书写时代’（hypographic age）地图。”这本书并不是整幅地图，它只是试图证明这个时代确实存在。接下来，我们需要更多人——不只是我——进入这个领域，努力理解它。最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但《中文计算机》的结构必须不同于《中文打字机》，因为你无法再用同一种方式讲故事。否则你需要写一本五千页的书，而且那样做也不对。
澎湃新闻：您提出的“底层书写”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互动提供了重要框架，未来您会研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吗？
墨磊宁：我本人没有打算研究人工智能，也不打算写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底层书写”既是一种人与机器、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模式，也是一种经由媒介发生的人际互动模式。我确实认为，“底层书写”是我们目前理解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互动——人与计算机、人与机器的互动——以及它未来形态的最佳现成模型。我的书并没有给出一套完整的“底层书写”语法，也没有绘制一张完整地图；它只是试图证明：这件事正在发生。它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而在我看来，它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互动将要展开的方式。所以对我来说，两者是相关的。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而且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对的。英文里现在会说“prompt”，即“提示词”，以及“prompt engineering”, 即“提示词工程”：你打开Claude或ChatGPT，输入一个“prompt”，然后得到返回结果。在我看来，中国计算机用户使用“提示”与机器互动，已经有大约六十年的历史。只不过现在，它成了高级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技术时代的“底层书写”。实际的交互方式仍然是“底层书写”式的，仍然是这种人机互动模式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人工智能研究者今后会不会读我的书，会不会使用这个词、采用这个框架。我个人认为，这样做会很有成效；但我不打算亲自去做，那是别人的工作。
澎湃新闻：如果说输入法的发展路径经历了从“字”到“词”、到“句”、再到“文”……那么这种长期积累对当代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中文输入法的历史经验，能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及未来人机交互提供哪些独特启示？
墨磊宁：从根本上说，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与输入法有关。关键就在这里。最初的目标——你知道，输入法研究者把它说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挑战是“字”，怎样得到一个汉字，第二个挑战是“词”，第三个挑战是“句”，第四个挑战是“文”。一旦到达“文”的层次，就进入了Claude、ChatGPT所代表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意志表达的速度上限被解除了；但这种互动，从头到尾都与输入法有关。
墨磊宁
“不教课的话，我很难写作”
澎湃新闻：您已经出版多部著作，同时承担大量教学与学生指导工作。在您的学术实践中，教学、研究、写作等似乎并不彼此冲突。您如何平衡这几者之间的关系？
墨磊宁：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反而是：不教课的话，我很难写作。对我来说，在我的工作中，教学占据着重要位置；而研究与写作很难，但也很有成就感；教学更难，带来的满足感也更大；指导学生最难，但也最有意义。我听说一些教学任务很轻的学者，他们会说：“我完全没有教学任务，每天就坐在办公室里写作。”我不觉得自己能那样工作，至少不确定自己能做到。我教很多课，确实很多。对我来说，教学和写作相伴而行。教学让人始终保持敏锐，然后你可以把那股能量带进写作。和学生待在一起，听他们提问，琢磨如何用新的方式向新一代解释事情，这里面有某种特殊的力量。每一年，学生带来的参照系都不同，有效的类比和隐喻也不一样。有时候，去年还管用的故事、类比和隐喻，今年突然就失效了，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澎湃新闻：但您也希望有更多时间去写作，对吗？
墨磊宁：我不知道。时间很奇怪，因为时间有不同的质地。有很多天，我拥有的时间最多，写下的东西反而最少；另一些时候，时间最少，我却写得最多。比如，在《中文计算机》最后一轮编辑时，我总共删了大约一万五千字——不是整整删掉一章，而是从全书各处一共删掉一万五千字。当时，我们全家人都感染了新冠，一起困在家里，我连续两周每天晚上花十五分钟完成了这项编辑工作。当时两个孩子、我和妻子全都感染了。孩子不能去幼儿园，也不能去学校，所以我们整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白天根本找不到时间写作或编辑。等孩子睡着，洗完碗之后，到第一个孩子醒来、要爬进爸爸妈妈的“大床”之前，中间会有约十五分钟的“窗口期”。而就在那段时间里，我仿佛拥有了佛陀般的澄明——一切都无比清晰。我努力想象这样一位读者：他全家都感染了新冠，被关在房子里，每晚只能拿出十五分钟读我的书。我试着想象这个人。于是读到有些整段的文字时，我会直接说：删掉。停。说重点。故事在哪里？我不明白。别再沉醉于自己的文字了。所以严格说来，我大概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分散在两周里——就完成了可能需要两个月的工作。因为确实会有这种时刻。我觉得每个写作者都会经历，有些时刻，你的思路会无比清晰，那时，一分钟抵得上一小时。也会有另一些时候，我回到家，妻子也回来了，我只能说：“我今天什么都没做成。”可我明明有一整块三个小时，没有别的事情要做，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时间就是这样，很奇怪。
现在我年纪渐长，一切都没变。我仍然用和过去完全一样的方式写作，只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苛责自己，对自己那么严厉。以前，如果我在办公室里待了三个小时，却怎么写都写不出来，我会说：“天哪，汤姆，这三个小时再也回不来了，你把它们浪费掉了。”现在我会说：“也许这本来就不是对的时机。也许未来一个月里的某个时候，我会突然豁然开朗，到时自然会把今天失去的进度补回来。”不过，写一本书确实要花我非常长的时间。我常常同时写不止一本书，所以从外界看，好像我每隔几年就写出一本。其实并不是这样。一本书通常至少要花十年时间。
（感谢杜微先生在本文采访、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