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出版过大量政治及政治理论著作，其中包括关于自由主义的精深论著，以及一部严肃审慎的两卷本研究，追溯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然而，他有时看起来似乎永远摆脱不了那寥寥五个字的纠缠。
最近一个下午，他在帕洛阿尔托的家中说：“每周我在Instagram或其他社交媒体上发点什么，总有人会说，‘哦，我还以为历史已经终结了呢。’”这些人所指的，自然是“历史的终结”——福山为1989年夏的一期《国家利益》杂志撰写封面文章时所用的标题，也是该文的核心理念。在冷战行将结束的日子里，苏联帝国节节败退，美国消费主义方兴未艾，福山预见到“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将取得全然的胜利”。历史正以“西方的胜利”走向终结。
这篇文章一炮而红，把当时还是个国务院政策官僚的福山推上了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他将文章扩展成自己的第一本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年），并且既幸运又不幸地，一出手就写出了一部既是严肃政治理论又是超级畅销书的著作。
“历史的终结”听起来极具冲击力，同时又问题重重，福山因此遭受了无休止的嘲讽。人们会幸灾乐祸地指出，历史事件分明还在不断发生。但他说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更宏大、更具概念性的“历史”。（这个惹麻烦的短语甚至不是他原创的：他借自亚历山大·科耶夫，一个俄裔法国人，著名的黑格尔阐释者。）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是一个终点，因为作为一种理想，它已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进：“所有真正重大的问题都已解决。”
这无疑是一个乐观的命题，既是后冷战时代的标志，也成了一个笑柄。但福山的书中也包含一个黑暗的反题。“历史的终结”始终笼罩在一种可能性之下：自由民主的传播可能催生“最后之人”——尼采以此指代一种自满、堕落的人物，他们为求舒适与安全而放弃风险和抱负。在该书最后五章中，福山预言，无聊与躁动可能助长对建制机器的愤怒，然而这几章似乎没几个人读过或记得。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躁动与愤怒无处不在，73岁的福山仍在努力让人们理解他的本意。9月8日，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将出版他的回忆录《最后之人的王国》。正如书名所示，福山在加倍强调自己的观点，回击他所讥讽的“那些对历史终结愚蠢而肤浅的解读”，这些解读将他丑化为天真的乐天派。他认为，当前自由民主的困境并非对他早期著作的否定，反而是一种印证。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之人”变得如此焦躁不安，以至于轻信了民粹主义煽动者，后者让他们相信一切已经烂透——“这一结果，”他说，“早在30多年前就完全可以预见到。”
但这部回忆录也展示了他思想的转变。尽管他鄙视那些“随意批评”他的第一本书的人——这些人连标题都懒得读到后半部分，福山也坦言，他从未想到“最后之人”的世界会呈现如今这般景象。
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最后几页，福山曾顺带提及唐纳德·特朗普，当时特朗普还是一个纽约房地产大亨。他写道，特朗普属于这样一类人：在自由民主及其市场经济中，他们的野心可以得到满足。
“他们不必渴望成为暴君，只需变得非常富有即可，”福山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万万没想到，仅仅致富对他来说远远不够。”
Fathers and sons
父与子
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在斯坦福大学整洁优美的校园里见到了福山。他目前担任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本人说话轻声细语，透着一股平静沉稳，但他走过的思想与政治之途却相当曲折。
福山的父亲出生于洛杉矶一个日本移民家庭，母亲来自日本。珍珠港事件后，父亲一家被关进拘留营——父亲因获得内布拉斯加州一所文理学院的奖学金，才得以逃脱这一命运。
他的祖父失去了在“小东京”的五金店。“他最终在60年代初获得公民身份，”福山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票给极端保守的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相比之下，福山的父亲则是一个“铁杆自由派”。他身为社会学家和公理会牧师，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并反对越南战争。
福山是家中独子，生于芝加哥，在纽约市长大。他在康奈尔大学修读古典学，住在“特柳赖德之家”——一处相对封闭、由学生自主管理的宿舍，当时深受保守派政治理论家、古典学者艾伦·布卢姆的影响。布卢姆是德裔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隔壁就有一个兄弟会，”福山在“特柳赖德之家”的朋友露丝·爱泼斯坦回忆道，“他们开啤酒桶派对，我们则有供应雪利酒的教工招待会。”对于福山这样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氛围令他兴奋不已。
正是在那里，他加入了一个“施特劳斯学派圈子”，并在政治上转向保守，被关于绝对真理与人性的哲学理念所吸引。这种转变令他的父亲大为恼火，坚称儿子被“洗脑”了。福山对这一指责深感不满。父亲称他是某场邪恶影响运动的天真受害者，这至今仍让他感到痛苦：“他从不相信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福山后来经历了一系列思想转变。他曾短暂接触法国后结构主义，搬到巴黎住了六个月，期间参加了罗兰·巴特的研讨班。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想追求“在断言理性话语之不可能后建起的虚无主义计划”时，福山放弃了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生项目，转往哈佛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并在那里完成了关于苏联中东外交政策的博士论文。
“我曾认为自己不仅是保守派，还是新保守主义小圈子的一员，”他告诉我。但这一切在21世纪前十年发生了改变。首先，他因美国入侵伊拉克与新保守派决裂；随后在2008年，华尔街的鲁莽行为将金融体系推向崩溃边缘。福山开始修正自己原有的信念。“相信动用军事硬实力来推广民主，导致了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则是保守派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市场能够自我调节以维持稳定经济增长的结果，”他说，“这两者最终都被证明是一派胡言。”自由民主无法依靠极端放松监管来维系，也不能靠枪口强加于人。
颇具戏剧性的是，如今他发现自己与父亲的政治立场更加一致。父亲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后不久便去世了。尽管如此，福山对他所称的左翼“社会正义议程”不以为然，并将大学校园里的亲巴勒斯坦营地比作“为斗争而斗争”。他仍保留施特劳斯学派对人性的强调，像传统保守派一样谈论男女之间的先天差异。
被问及如今如何界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时，他轻声笑了笑：“嗯，这很复杂。”
Stuck in the dialectic
困于辩证法
尽管亲身体验过知识界名人身份带来的种种弊端——轻率的批评、扭曲的解读，福山始终希望拥有学术界以外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他在斯坦福校园里有两间小办公室：一间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乌克兰国旗，另一间则摆满了演播室灯光和摄像设备，用来为他的YouTube频道“福山直言”(Frankly Fukuyama)拍摄内容。（这个名称是个可爱又老套的双关语——朋友们都叫他弗兰克。）
“大约一年前，我雇了一位Z世代的社交媒体运营，”他说，借此描述自己如何努力触达那些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的年轻一代。在“最后之人”的时代，注意力成了硬通货：“只要你说了什么特别尖锐的话，马上就能看到数据往上涨。”
而在课堂上，他的方式完全不同。他是公共政策硕士项目的主任，教授一门名为“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解决”课程。到访那天，我旁听了他讲授的一个案例，内容是关于过去十年间多伦多创建智慧城市的失败尝试。
福山站在一间四壁布满白板的教室前方，熟练地引导二十多名学生分析这项加拿大城市规划倡议中那些琐碎的技术细节。他告诉我，这门课的目的是从微观层面审视问题：“我们大概不会用以色列该如何对付哈马斯来做案例。”
看到福山——少数几位拥有公众知名度的美国政治理论家之一——向学生讲解市政项目的细枝末节，而非用宏大理念吸引他们，这多少有些令人诧异。但哲学的缺席恰恰源自他的哲学。毕竟，如果你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真正的大问题”已经解决，你很可能就会认定，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政策和执行层面的了。
这种对解决问题时具体操作细节的着迷，在他的私人生活中也有对应的体现。福山是个终身的“动手派”；他在回忆录中用多个章节讲述了自己的各种爱好。他曾经组装无人机，在校园里放飞。在他与妻子和爱犬同住的家中（三个子女均已长大成人），放着他自己组装的一排排电脑服务器，用来存储音乐和电影。他向我展示了几把漂亮的弓背椅和一张精致的牌桌，都是他自己制作的。制作出能正常使用的东西，显然给他带来了满足感。他回忆录原来的标题就叫《造物》(Building Things)。
不过，我偶尔也能瞥见他性格中更狂野、不那么谨慎的一面。他的车道上停着一辆摩托车（是雅马哈，他以前骑哈雷）。他的老友马克·科多弗告诉我，大约20年前，他们一家住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时，福山迷上了越野骑行，而且一上来就挑战弗吉尼亚州最险峻的路线之一。和他一起骑行时，科多弗“吓得魂飞魄散”。
福山还曾在家门口搭起坡道，尝试骑行跳跃，结果摔断了手肘。我们一起走在斯坦福广阔的校园里时，单车从四面八方疾驰而过，他却常常大步跨入路口，连停都不停。他因此不可避免地几次被飞驰的电动自行车撞到；其中一次撞得相当严重，他不得不用救护车送走。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做事有条不紊、擅长制作实用物件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鲁莽的冒险者，屡屡以令人费解的频率危及自身安全。“我经常出事故，”他有些难为情地告诉我。不过，作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他本人身上就充满了这种辩证的矛盾，倒也在情理之中。
“我想我们可能注定要陷入这样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中——我们先是在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度下经历一段和平与繁荣，”当我们终于安全地坐在斯坦福的教师俱乐部里时，福山对我说。“我们厌倦了它，然后试图摧毁它。我们把自己抛回威权主义、冲突和战争之中。然后我们又厌倦了那些，然后我们说，‘哦，也许我们该回到自由民主了。’”
他似乎悬置于一种当今许多人都可能感到熟悉的状态中，介于希望与无奈之间：“我只是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多少新想法了。”